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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戴天”,水火不相容似的,“反抒情”的提法,便是一个明证。谁若按照这种理论去创作,可就惨了。叙事因素、抒情因素,以及诗中蕴含的思想,是每首诗中均有的,是其血肉之躯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不可分割,也无从分割。诗人根据自身感受,在诗中处理涉及的客观事物,表达主观情思,该叙事时叙事,该抒情时抒情,诗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浑然一体也许是最佳境界。我所读到的另一首诗,雷平阳的《背着母亲上高山》,或许可以提供参照:
背着母亲上高山,让她看看
她困顿了一生的地盘。真的,那只是
一块弹丸之地,在几株白杨树之间
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
命是小命,我是她的儿子,小如虚空
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
我们站在高山之巅,顺着天空往下看
母亲没找到她刚栽下的那些青菜
我的焦虑则布满了白杨之外的空间
没有边际的小,扩散着,像古老的时光
一次次排练的恩怨,恒久而简单
为什么要“背着母亲上高山”呢?想必是母亲已经年迈,只有儿子背她才能上得了山。他选择了一个“制高点”,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山下那一小片土地,这便是一位农村老太太“困顿一生”所生活、劳动的天地,一辈子 守在“几棵白杨树之间的弹丸之地”。“河是小河,路是小路,屋是小屋,命是小命”,这一系列的小,却有着极大的张力,极大的表现空间,“一以当十”,诗的叙事要善于以最精巧、经济的笔墨,隐含最宽广最丰富的想象余地。这一系列的“小”,这个逼仄的人生舞台上演出过多少辛酸的往事,便只能由读者想象与补充了。
“我是她的小儿子,小如虚空”,我特喜欢“我是她的小儿子”这一句,非常亲切,“小如虚空”,骤然的跌落,便有惘然若失之感。“像一张蚂蚁的脸,承受不了最小的闪电”,更是闪光的神来之笔,一下子将儿子的命运,这一对农村母子“蚂蚁”般纤弱的地位照亮了。经不住任何“最小的闪电”之一击的存在处境,鲜明而突出地显示出来了。从这有限的叙事和无限的抒情互渗性的水乳交融的结合中,所能感受到的,已经不止是“这一对”母子的命运,且有贫困农村中许多人的命运之投影所在了。
漫步(选二)
子 川
一
我常常陷在一堆语言里,像闯进一群陌生人中问的小孩,有点手足无措。那些语言怪得很,有时像一堆闪亮透明的晶体,光线打在上面,会折射出许多绚丽的色彩,有时却又色黯晦涩,无棱无角,看上去非常平庸,甚至面目可憎,有时像一些富有弹性的球,轻轻一拨就会滚动起来,并且弹动很久,余音袅袅,有时则像死板一块的石头,嵌在草丛或者躺在墙角,似乎还沾上一堆说不清是什么的污垢。
秦淮河堤岸的一张靠椅上,我目光散漫地看着灰色的天空,几棵因为落叶而瘦身的树,用清癯的枝条切割着大片的空白,带给人秋天的意味。那些外在于我的语言们,冷眼看我,那种疏远与隔膜,让人觉得无趣。
有一个遛狗的妇人,准时从河堤的另一端过来。那应当是一条很名贵的狗。这是我自己的判断,我其实不识狗,只是似是而非地以貌取狗罢。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的气质不错,介乎高贵与典雅之间,她的神情,她看狗的目光,她走过时的身姿,以及走过去以后的背影。此时再见到她,忽然觉得她稀松平常,不仅如此,我还从她眉眼之间从她牵狗的姿势看出了几分俗气。我慌忙低下头。
把视线收回来,重新放到一本翻开的书上。这是让·科克托的一本书,书名《存在之难》。让·科克托是法国的一个艺术家(1889—1963),说他是艺术家是因为不能再细分下去,比如小说家、诗人、画家、演员……他涉足了几乎所有现代艺术领域,从诗歌到小说,从电影到戏剧,从素描到手记,从芭蕾剧评到陶艺绘画……1960年,他自编自导自演电影《俄耳》,他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和比利时皇家法语文学语言学院院士。
《存在之难》是让·科克托的休憩之作。电影《美女与野兽》的拍摄让他精疲力竭,他病了。这个以速度著称的让·科克托终于静止下来,于是,他听到了自己的沉默,这个习惯于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噪音中的天才,让·科克托试着适应自己的宁静。声音的喑哑和叙述的干涩。第一次,作者听不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他感到了存在之难。我又想起那些调皮的不听从我支配的语言。那也是因为噪音的缘故罢,我也有类似习惯,每每生活在自己制造的噪音里不能自拔。我终于明白过来。
我抬起头,看那个走远了的遛狗妇人的背影,我想,明天这时候再看到她时,我的感觉会有不同。这时,我忽然觉得有些语言在我的头脑里鲜活起来。
法文编者在《存在之难》编后,写下这样一段话:在离开我们前不久,让·科克托把一册多处修改过的《存在之难》交给我们。我们忠实地遵循了这个最终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文字不会再修改。“不会再修改”这几个黑体字是说让·科克托已经永远离开这个世界。让·科克托的死是他一生最浪漫的片断:1963年10月11日(我10周岁那一年),让·科克托得到他最好的朋友传奇女歌手庇亚芙去世的消息,说:“今天是我在世上的最后一日”,他说完就晕了过去,没有再醒来。
二
走在水边,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没有细想过。现在想来,那是因为我曾经在里下河水乡呆过十年的缘故吧。从15岁到25岁,这期间我生活在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水乡,这是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地方,如果不是因为汪曾祺,里下河也许更不知名,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里下河,汪曾祺的文章也许就没有那股水生薄荷的气息。
里下河不是一条河。里下河是一个无数条河流组成的偌大水网的统称,这就是说,这一地区的河流都属于里下河,它们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自己的名字。生活从来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人从这个世界上离去,能留下名字的人很少。里下河是由一些无名河流融汇贯通的水网,不仅如此,它们还是一些不知道流向的河流,有时,风向就是它们的流向。这是真的。里下河的河流更像停泊在水洼里的水,上河灌溉的水下来了,它们的水位线就提高,就会漫出去一些,天旱的时候,圩子外面的水也会流进来一些。里下河有一个基本的水位,在这个标高上是基本不流动的,始终泊着。事实上,这里是中国大陆最低凹的地方,里下河有一些区域,海拔在零以下,就是说这里的水面高程很多在海平面以下。曾经有一种说法,百川归大海。还有一种说法:水往低处流。里下河的水是不会流向大海的,因为地理上的原因,从里下河水流向大海有时就成了倒流,即水往高处流,这不符合自然规律。
上帝许诺给人们的水的存在,是一种眩晕的存在。水在一种水平面上自我平衡调节自己,有许多过渡的成分,无论是流出去还是流进来,水不断地流着,往下一个水位线流着,在流动中死亡。在人的深处其实也具有流水的命运。水的苦难是无止境的,因此,人的苦难也是无止境的。
许多年前写过一首诗《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里是一块凹地/雨雪霏霏几千年大体不变/杨花柳絮差不多在同一个季节/合谋着叛逃/也差不多在飞扬起来的时候/被一些惯性扯住//常年会有水泊到这里来/水多的时候很自然就溢出去/水少的时候指望老天及时落雨/你来了去了/对它毫无影响//芦管悠悠,铺在水面上漫过/月色泛滥成灾/无限多的河流/淹没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情怀/小虫啾啾,鱼儿唧唧/以及芦柴花拔节的声响/听多了,无论是谁也会乏味//凹地外面是平川/平川外面是大山/水往低处流/人向很高很高地方走/你找不到一条可以走出去的斜坡/快走两步与慢走两步/都差不多……”
在诗集《总也走不出的凹地》后记里,我还写下这么一段话:“苏北里下河地区是你的出生地。那是个出了名的低凹地区,最低处的地面高程只在海平面以下。你的始终的“凹地”意识是否缘此而生?你不知道。你只知道:那一片“凹地”起始遥远;你只知道,生是无法选择的。走出凹地,是纠缠你至今不解的情结,而“走出”的欲念,又使你永远地与“凹”为伍。因为,向前向上每一步的跨出,会给人一种感觉——那已经踩实的一步仍在低凹处。除非你就此停下来,以一种冲淡平和的目光检视身后。这一点,在你同样是很难做到的。虽然,在宇宙的永恒与无限面前,“走不出的凹地”才是唯一的绝对的命题。正如你在诗中说的那样:“穿过大片大片的沼泽/或者穿不过去/两种结局都一样”。“你还是要走/也不回头”在有限与无限的短暂的对峙中,你企望超越有限。岁月匆匆你头顶上方那轮耀眼的日头开始向西漂移。你于“总也走不出的凹地”这一事实渐渐无可奈何。“尽管你有时仍会作年轻的笑,或豪饮,或放歌,你的诗分明不那么年轻了。随着时间的流失,有限的日益有限,你深知这一点。又何必苛责自己呢?你只是始终学不会乐天知命、随遇而安而已。”
里下河,我的宿命,我总也走不出的凹地。
一首诗,一段征程
闻 山
诗,是诗人的头脑和心灵被大千世界万象所激动、灵感进发出的火光,是诗人生活的体验和创造的结晶。诗是不可重复的。每一首真正的诗,都是对生活新的发现,是人生、时代一步步前进的新的脚印。诗包涵着生活的苦难与欢乐、鲜血和泪水、爱与恨,不是梦呓。
生活告诉我,诗是美的、崇高的、真挚的。青少年时期我就体会了诗的重量。
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最危险的时期,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屠杀、掠夺的这场浩劫。日本侵略军是没有人性的豺狼、恶兽。我在家乡广东高州中学读初中时,日寇飞机就炸毁了我们的教室,炸死了厨工,把200多个“壮丁”炸死炸伤,连半死不活的都被埋在一座祠堂里。我痛恨日本鬼子,10岁就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唱抗日歌曲,演剧,写标语,画漫画。我们憎恨汉奸,誓不当亡国奴。1943年夏天,我16岁,高中毕业,到桂林参加高考,天天跑警报,钻山洞。有一天,整100架日寇零式飞机飞到桂林,乌鸦似地遮满了天空,扔下许多炸弹、燃烧弹,烧毁了两条街,死了许多人。
已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的三哥让我去昆明。我从桂林乘坐烧木炭的破旧汽车,进入云贵高原。沿途看到连绵不断、重重叠叠的大山,非常雄伟。悬崖峭壁上写着巨大的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路途非常艰险,常见翻下深谷的汽车。走了13天,终于到达“四季如春”的目的地昆明西南联大。
联大应是世界第一流贫穷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我到校外当家庭教师,给系里老师的讲义刻钢板,常常连早餐都没得吃,饿着肚子上课。穷,但精神奋发,斗志昂扬。联大师生勤苦治学,追求真理,为争取人民大众的民主而斗争,被称为“民主堡垒”。我参加了以闻一多教授为导师的“联大新诗社”和“阳光美术社”。我们以诗、画作为抗日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武器。闻一多先生只要有空,就来参加我们新诗社的活动,同学们互相传阅自作的诗,提意见,或者朗诵。
我写了《山,滚动了!》,把我对日寇的仇恨和云贵高原群山雄伟的形象给我的启示,融合在山的意象中。那天新诗社在一座破旧小木楼里聚会,闻一多先生也来了,和十几个同学挤在一起,坐在稻草编的草墩子上。他笑着说:“我是到你们中间来取暖的。”我把这首小诗给他,请他批评。他看了一遍,便开始朗诵:
《山,滚动了!》:山,拉着山/山,排着山/山,追着山/山,滚动了!/霜雪为他们披上银铠/山群,奔驰向战场啊!/奔驰啊!/你强大的巨人行列/向鸭绿黄河 扬子 怒江/奔流的方向:/和你们在苦斗中的弟兄/长白 太行 大别 野
人山拉手啊!/当你们面前的太平洋掀起了胜利的狂涛/山啊!我愿化一道流星/为你们飞传捷报。
闻先生穿着灰布大褂,目光炯炯,他那像大提琴的声音领我们进入群山,和巨人的战阵向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