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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问题对我们开战，它把法国，最后把美国拖入了战争。在雅尔塔，英、美两国把波兰领土当作希特勒的礼物永远送给了苏联人。这就是历史的讽刺。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的战略地位极为不利，整个国土可以看成是插入德国的一个软弱的凸角，是德国占领的土地，它北部与东普鲁士毗邻，南部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整个地势平坦，很容易让德国从西边冲进来。它的背后，在东边，稳稳地站着新近与德国通过里宾特洛甫策划的互不侵犯条约连到一起的苏联。
致命的条约
这个当时被欢呼为一项妙举的条约，在没开一枪之前就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了，可是对于如此明显的事实，人们没给以足够的注意。与布尔什维克结盟（不管是暂时的还是策略性的）当然是对这个独裁者理想的背叛，是与德国的民族精神相矛盾的。假如证明真有战略上的好处，这么做或许还能容许。在政治上和战争中一样，重要的是取胜，但这个事件却相反。
这个条约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大约半个波兰都给了斯大林，让这帮斯拉夫人向德国靠近了二百公里。两年以后我们付出了代价。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们向莫斯科大规模进军的中央兵团——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进军——在距离目标四十公里的地方停住了，而我们的先遣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看见克里姆林宫塔顶的地方。假使德国军队是从离莫斯科近二百公里的战线开始进攻，他们就会在第一片雪花飘落到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前占领俄国的首都，废黜斯大林，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那时英国肯定要求和，这场战争我们就会打胜。
连我们的敌人也认为是大胆外交行动的胜利的这个条约，字里行间却包含着这么几个字：Finis Germaniae．这样的政治Coup De Thatre在历史上还真不多；这样灾难性的弄巧成拙也罕见得很。可是当时在我们参谋部里，却很少有人胆敢对这样一个消息表示怀疑，哪怕仅仅以目光表示彼此的惊愕。
包括希特勒自己的参谋长凯特尔、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在内，军队里没有一个人事先知道这个把半个波兰让给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协定。只有到了战役的第三个星期，斯大林生气地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严厉地责备我们德国第十四军挺进到了东南的油田地区，武装部队才接到特别秘密指令，在俄国人面前撤退，于是他们就大摇大摆地蜂拥而来，既没有流一滴他们自己的血，也没有流波兰人的血。
是我，九月十六日午夜在最高统帅部接到了我们驻莫斯科武官的令人吃惊的电话，他报告我说，俄国人按照希特勒在八月签订的秘密协定，正在进入波兰。我立刻打电话给约德尔将军，告诉他俄国人在行动的消息。他反问：“是对着谁来的？”声音颤抖着，简直不像阿尔弗雷德了。可见军队完全是蒙在鼓里。
八月的最后几天，准备白色方案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希特勒打算利用里宾特洛甫的政治突然袭击，搞一场和平谈判的喜剧。春天，在他心情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以惯常作预言的口吻，说西方列强不会再容忍不流血的胜利了，这回要打仗了。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心情中准备白色方案，从忧虑到行将灭亡的感觉都有，因为我们的作战准备远远低于一场大规模冲突的水平。仅举一个关键性项目为例。我们非常缺少坦克，以致在白色方案中我们不得不把大量价值有限的捷克坦克摆开阵势；海军只有五十艘潜艇作好战斗准备；最糟的是，甚至到了那时，元首还根本没发布全面投入战时生产的命令，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得人心的行动；总之，我们真是如履薄冰。
参谋部对和平谈判没抱希望。然而希特勒在和汉德逊一起演这出计划好的戏时，显然为其自己的表演和里宾特洛甫的不断保证弄得神魂颠倒了。他开始相信英国可能再一次被吓倒，说不定再跟我们来一次慕尼黑。九月上旬，在最高统帅部里，每个人都注意到了，当西线宣战的消息传来时，元首大为吃惊，浑身发抖。可是事到如今已别无他法，只有执行白色方案了。
第一部第22节 战略
该计划要求同时从南北两侧进攻，目标是切断波兰走廊，向华沙进军。波兰人把兵力分散在全部无法防守的边境线上，结果很快就被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应该把主要防御部署在维斯杜拉河—纳雷夫河—布格河三条防线上，这样就可以把战争拖长，促使英法进攻我们西部薄弱的守军。这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冒险的独裁的领导已经把德国人民推到了险恶的境地。但这时候上帝对我们发了慈悲。波兰人证明，他们自己在战略部署上十分低能，尽管在战场上都很勇敢，而法国人则一直坐在他们的营房和工事里，几乎一枪未放。
如今，德国的评论家们都把一九三九年九月法国的静坐防御写成是一个“奇迹”，它使对波兰的闪击战成为可能。但是很难看出这个“奇迹”在哪儿。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防御和进行阵地战，因为这种思想曾于一九一八年取得胜利。他们非常迷信机械化战争中关于防御的理论上十对一的优势。毫无疑问，九月份法国本来可以派遣几百万训练有素的部队，以比德国武装部队在波兰还要多的装甲师，冲出马奇诺防线，或者取道北部平原，穿过比利时、荷兰，攻入我们十分薄弱的西部防线，直捣柏林。但它的决心不在这里。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关键时刻的政治和军事赌博证明是极妙的。在他所有的对手中，他最了解法国人，对他们采取了先发制人。
胜利
突破波兰的全部防线，大约只花了四天时间。战术上的奇袭之所以完全成功，是因为虚伪的波兰政治家们尽管知道局势危险，只是不断地对人民作出虚假的保证。波兰空军的几乎一千架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从此，德国空军就自由地在天空飞翔。波兰的地面抵抗也是以弱对强，我们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不能不钦佩勇敢的波兰骑兵向坦克阵的冲锋。有谣传说，波兰政府告诉他们的骑兵，我们的坦克是纸糊的冒牌货，这谣传可能实有其事。要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伤心地省悟过来。机械化战争的优越性和古典的军事战术相对抗，从来没有像在这次波兰骑兵对钢铁坦克的无效冲锋中表现得更触目惊心了。
然而，德国武装部队也仅仅是用他完全机械化的装甲部队这个薄薄的刀刃在作战。我们主要的地面进军，是由徒步的步兵群进行的，他们充分利用了少量装甲部队冲锋时所造成的通讯联络的破坏、敌人的惊慌和战线的混乱。虽然空军担任了强有力的支援角色，但是把华沙的抵抗能力摧毁并使之终于投降的，不是空中的轰炸，而是那些在华沙城外用马拉的重炮。对于马匹如此倚重，暴露了我们对世界大战严重地缺乏战斗准备。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华沙被德国军队包围。外边流传的消息说，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被俘，一个个包围圈被歼灭，前线全面崩溃，国民政府已吓得逃往罗马尼亚。但是，这座处于枪林弹雨之下的城市，没有粮食，水电断绝，许多建筑物已成为废墟，疾病蔓延，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放弃西方给予最后一分钟援助的无用希望，最后投降。
评论
自始至终，元首和他的宣传家们一直把这次波兰战役说成是一次局部警察行动，是德国武装部队的一次“特别任务”。希特勒亲自把白色方案中许多有关分配口粮、动员部队和运输的部分勾掉，目的只是为了缓和德国人民的抵触情绪。这一政治上的干涉对军事行动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宝贵的数月业已过去，损失还未得到补偿。这里我要说，由于纳粹党和元首的同样的干涉——这类干涉从未停止过——从专业的标准来衡量，战争力量从来没有全部地、适当地组织起来。
我们在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时间是八月三十一日夜间，地点靠近波兰边境——炮制了一个不体面的丑剧，伪称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进攻电台，并被击退；那些该死的政治犯穿着波兰军服，电台附近躺满了他们遍身弹孔的尸体。这就是进行侵略的借口，而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骗人鬼话却一无所知。早在七十二小时以前，我们就无法挽回地向波兰进军了。在纽伦堡审讯之前（这句话的真实性令人怀疑。——英译者注），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事件，当时我正忙于一些重要公事，希姆莱或许应对此负责。
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像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趁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像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像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灭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了苏联奴役下的共产主义傀儡。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第一部第23节 德军进攻波兰
休克里弗兰只穿着长袜子的双脚搁在办公桌上一堆摊开的报纸上，报纸最上面是一份《纽约时报》，它为了适应形势需要，提高了调门，空前地使用了八个通栏的斜体字标题：
德军进攻波兰；
城市遭轰炸，港口被封锁；
但泽被接纳加入德国。
但是其他报纸和《纽约时报》这种文雅的吼叫比起来，标题的字号要更大更粗。克里弗兰穿了一件衬衫，斜靠在转椅里，一只电话听筒夹在他的头和左肩之间，正用红铅笔在一叠黄色打字纸上迅速地作着记号，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说话。在广播界干八年，他对这套玩意儿已经相当熟练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既紧张又满意，但他的声音带着怒气。他上午的节目叫做“本市名人动态”，专门采访那些路经纽约的著名人士。战争危机突然怒吼着冲进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克里弗兰的秘书抢到了新闻编辑部，现在他正向人事科提出抗议，或者说正想这样做。他给经理的电话一直没打通。
一个头戴黑色扁平草帽的小个儿姑娘，出现在门口。她背后，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编辑部的大办公室里，战争新闻引起的骚乱有增无已。秘书们忙着卡嗒卡嗒地打字，或是拿着稿件急急忙忙地来来去去；听差们端着咖啡和夹馅面包在跑；光穿衬衫的男人们围着嗒嗒响的电传打字机，好像人人都在吆喝、抽烟。
“您是克里弗兰先生吗？”姑娘的声音很甜但有些颤抖，那双惊恐的圆眼睛使她看上去大约不过十六七岁。
克里弗兰把手按住话筒问道：“什么事？”
“人事科让我上来找您。”
“让你？天老爷，你多大啦？”
“二十岁。”
克里弗兰好像有点儿不相信，但他还是挂上了电话。“你叫什么名字？”
“梅德琳亨利。”
克里弗兰叹了口气。“嗯，好吧，梅德琳。想要赌钱就得懂诀窍。那么，脱掉你的帽子马上就干，好不好？请你先给我再买杯咖啡和一个笋鸡夹馅面包。还有明天用的稿子——”他用手拍了拍那叠黄纸说，“要打出来。”
梅德琳不能再隐瞒下去了。她原是到纽约来买衣服的，突然爆发的战争促使她走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看看要不要临时女职员。在人事科里一个戴一副黄纸袖口、不耐烦的女人塞给了她一张纸片，问了她几个有关她学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