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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连续三个星期轰炸一个未设防的城市。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医院。只留下一所，就是我为之工作的那所。受伤的人像木料一样堆积在入口处的门廊上。在一家医院里，许多孕妇被烧死。”
在喧闹的宴会上只有这张桌子一时鸦雀无声。这位议员用两个手指捏着一个空香槟酒杯转来转去。“这类事情几世纪以来在欧洲就没有断过，我亲爱的，这正是我希望美国人民免于遭受的事。”
“我昨天听到一个笑话，”一个戴着钢边眼镜的脸长得很有趣的男人一面说一面笑。“艾培和他一家人开车到迈阿密去，走到旦巴汽车没有汽油了，于是他们开到加油站，站上的服务员问他：‘油？’老艾培说：‘犹太人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就加不得油？’”
这个有趣的人又大笑起来，其他人也跟着大笑。娜塔丽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恶意，只不过想缓和一下谈话中出现的这种认真的气氛。可她还是很高兴看到拜伦这时候来找她跳舞，使她能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她说，“我们到外面去好吗？我不想跳舞。”
“好，我有话跟你说。”
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坐在平台的矮墙上头，旁边就是通向白色沙滩的楼梯，离那个赏景窗不远。拉古秋仍在窗子后面发表着议论，摇着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挥舞着一只胳臂。
拜伦身体向前弯着，胳臂肘放在膝上，两手手指紧扣在一起。“亲爱的，我想我就在这里参加了。我索性今天或明天就乘飞机到新伦敦去作体格检查，以便——你怎么啦？”
她的脸突然颤动了一下。“没什么，说下去吧。你刚才说要乘飞机去新伦敦。”
“你同意我才去。从现在起，凡不是我们俩一致同意的事，我都不干，而且永远如此。”
“好的。”
“我去作体格检查。我也了解一下情况，确定一个已婚的申请者仍有机会入学，而且一旦录取入学，他还可以有时间和妻子在一起。这样就解决了咱们婚后的头几个月——也许第一年的问题。我最后会分配到一个潜艇基地去。等我实习完了，你也可以来，就像杰妮丝那样，我们大家可能最后都在珍珠港相聚。夏威夷有一个大学，你甚至可以在那里教书。”
“我的上帝，你可绞尽了脑汁想出这些吧，是不是？”
维克多亨利从门里出来，走到平台。拜伦仰起头来，冷淡而疏远地说：“找我吗？”
“对了。我知道你要开车送梅德琳到机场，走的时候别忘了叫我一下。我刚和华盛顿联系过，我得赶回去。你母亲仍留在这里。”
“飞机几点起飞？”娜塔丽说。
“一点四十。”
“你借点钱给我好吗？”她向拜伦说，“我也想乘这架飞机去华盛顿。”
帕格说：“噢？很高兴和你同行。”说完又回到俱乐部里去了。
“你要到华盛顿去！”拜伦说，“上那里去干什么？去大声疾呼什么吗？”
她用手掌托着拜伦的脸。“是为了埃伦杰斯特罗叔叔的国籍问题。趁你去新伦敦的时候我可以办一下这件事。我的上帝，你怎么了？你的样子好像挨了一枪似的？”
“你说错了，我给你买飞机票钱。”
“拜伦，听我说，我的确非去那里不可。而且要是先往南飞到迈阿密，然后又马上再折回华盛顿，那显然是胡来。你明白吗？最多一两天就回来。”
“我说我给你飞机票钱。”
娜塔丽深深叹了一口气。“亲爱的，你听我说。我给你看埃伦的信。他叫我找莱斯里斯鲁特谈谈他的护照问题，他开始为这件事感到忧虑。”她打开钱包。
“拿信干什么？”拜伦直直地站着。“我相信你。”
虽然帕格再三说新郎时间很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华伦仍然坚持要到机场去。“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们？”华伦一再地这样说，罗达和杰妮丝也卷入这场辩论，结果是亨利一家加上新娘和娜塔丽全都塞进拉古秋的卡迪勒克牌大轿车。
罗达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香槟酒和几个酒杯。“我们这个家让这个倒霉愚蠢的战争弄得七零八落。”她说，并且把酒杯传给大家，这时拜伦正在发动汽车。“这是经过多少年了我们才第一次聚会一起？可是我们在一起连十二个小时都不到！我说，既然是个短时间的团聚，就应该快快活活。谁唱点什么？”
于是，在卡迪勒克牌轿车开往机场的路上他们唱起《喇叭裤》、《她头上结了一条黄丝带》、《我有六便士》和《友谊地久天长》。娜塔丽挤在罗达和梅德琳中间，想和大家一起唱，可是她就会唱《友谊地久天长》这一支歌。罗达把一个杯子硬塞给她，并且斟得满满的，酒的泡沫流到姑娘的手指上了。“哎呀，对不起，亲爱的。还好，幸亏你的衣服是黑色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擦娜塔丽膝盖上的衣服，当汽车驶进机场入口时，他们正唱着一支娜塔丽从来没听见过的歌，这是帕格从加利福尼亚带回来的，已经成为他们家庭最爱唱的歌：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直到我们在耶稣脚下见面，
直到我们再见时，直到我们再见时，
上帝保佑你，直到我们再见面。
罗达亨利用香槟酒浸湿的手帕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说，华伦的婚礼非常令人满意，她这是由于幸福而流出的眼泪。
第三部第10章 帕米拉
法国眼看要垮了，人们终于明白过来，人类的命运现在已取决于飞机。当时地球上只有几千架飞机。一九四○年的螺旋桨军用飞机，跟后来人们所制造的飞机相比，毁灭力量不算很大。但是它们可以击落对方，可以通行无阻地轰炸后方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年以来就把从空中对城市的密集轰炸看成是战争中最终的和难以想象的恐怖。但是到一九四○年，德国人不仅想到这样做，而且已经两次这样做了：一次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次在波兰。日本人同样也从空中轰炸过中国城市。显然这种最终的恐怖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虽然给它所起的文明的名称“战略轰炸”一词还没有广泛流行。因此，英国领导人面临一种痛苦的抉择：究竟是把他们仅有的一些宝贵的飞机送到法国去跟德国人作战呢，还是把它们留在本土保卫城市和沿海。
法国拥有的飞机更少。法国没有在战前建立起一支空军力量，光是修筑马奇诺防线。他们的军事思想家认为，飞机在战争中是侦察兵，是可以螫人的昆虫，有作用，可以扰乱并杀伤敌人，但不能够决定胜负。当法国这个国家在德国俯冲轰炸机袭击下像花瓶中了子弹那样裂成碎片的时候，法国总理向罗斯福总统突然发出一个疯狂的公开呼吁，要求派“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来支援。但是美国没有遮云盖日的大批飞机可派。可能法国总理并不知道美国的空军数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战斗机的航程都不超过二百英里，法国政界人士当时对情况了解的水平是很差的。
与此同时，英国飞行员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学习到不少重要东西。他们能够击落德国飞机，而且击落了很多架，但是许多英国飞机也坠毁了。当法国战役还在进行时，法国恳求正在撤退的盟国把它们的全部飞机都投入战斗。英国没有这样做。他们的空军司令道丁告诉温斯顿丘吉尔说，二十五个中队必须留下来保卫英国，不能动用，丘吉尔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一来，法国的崩溃就命中注定了。
在大崩溃时期，温斯顿丘吉尔于六月九日给老斯末茨将军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位军界前辈曾责备他违背了战争的首要原则，没有把一切力量集中使用在关键的地方。丘吉尔指出，由于当时双方空战中使用的战斗机都是短程的，因此距自己机场较近的一方在战斗中具有极大有利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敌我双方数量相差悬殊，那些传统的原则应有所改变，”他这样写道。“我认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希特勒进攻我国，这样就可以毁掉他的空中武器。如果他进攻了，那么冬天他将面临着这种局面：欧洲在他脚下挣扎，美国在总统选举结束后很可能对他作战。”
温斯顿丘吉尔今天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历史英雄，但当时却被看成各种各样的人物：爱唱高调但常犯错误的人、摇摆不定的政客、有几分才气的演说家、轻率的装腔作势者、写有大量著作但文风古老的多产作家，以及贩卖战争的酒徒。他的大半生在处理英国公务中度过，给人的印象是个滑稽的、能干的、有时又是荒谬的人物。在一九四○年以前，他从来没有赢得过人民的信任。那时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而战争还未结束，人民又把他免了职。但是在他执政时期，他掌握了希特勒的本性，找到了打败他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下去并迫使他向整个世界进攻。这是德国病态的梦想。它的想法是：或是统治或是毁灭，或是夺取霸权或是一败涂地。丘吉尔了解他自己的人，也了解战略形势，用他的讲话启发英国人民接受他的远见。他采取了果断的、英明的、但却不太侠义的行动，保留了二十五个中队飞机不参与败局已定的法国战役，他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使它在漫长的五年之后以希特勒的自杀和纳粹德国的覆灭告终。这一切功绩使得温斯顿丘吉尔进入拯救国家甚至也许是拯救文明的极少数救世主的行列。
在法国和低地国家被占领、德国人来到英吉利海峡之后，英国现在已经处于德国空军的战斗机航程之内了。在一九四○年美国不存在遭到空袭的危险，但是德国人不断地在欧洲推进，加上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是个危险。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更大的、效能更高的新飞机正在大洋彼岸敌机飞不到的安全地带生产的时候，如果向英国人出售军用飞机能够使他们继续击落德国飞机、杀死德国飞行员和摧毁德国制造轰炸机的工厂，那么是否可以把那些陈旧的飞机出售给英国，使它们在保卫美国安全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海军、陆军、国防部、国会、报界、公众对这个问题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行！弗兰克林罗斯福想帮助英国人，但是他要考虑美国人这个强有力的声音：不行！尽管丘吉尔具有战时国家领袖的权力，他没有派飞机到法国，因为英国的生存依赖于这些飞机。罗斯福掌管着一个富裕的、土地辽阔的和平国家，这个国家同情盟国，但是一架飞机也不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如果卖飞机给英国，就有可能遭到弹劾。
维克多亨利看见弗兰克林罗斯福坐着轮椅从办公桌后面出来，大吃一惊。这位未穿外衣的总统上身魁梧壮实；但是下身那条青灰条花薄麻布裤子像口袋一样，可怜地下垂着，松松地贴在他那瘦削的胯骨和软弱无力的小腿上。这个残废人正在观赏一幅支在椅子上的画。站在他旁边的是海军空中作战部副部长，维克多亨利和他很熟悉。他是仍然活着的老资格海军飞行员之一，个儿又瘦又小，面容枯槁，嘴唇薄得像纸，脸红红的带着伤疤，两道白眉毛拧在一起，样子很凶。
“你好！”总统很高兴地和维克多亨利握手。他的手很热而且湿。天气很热，虽然这个椭圆形书房里的窗子都打开了，室内仍然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你一定认识亨利上校吧，将军？他的孩子在彭萨科拉刚刚佩戴上飞行员的肩章。这幅画怎么样，帕格，你喜欢吗？”
在那精致的沉重的金色画框里，一艘英国军舰颠簸在海洋上，正全速前进，天空被暴风雨遮盖着，露出黯淡无光的月亮。“这幅画很不错，总统先生。我当然是个海景迷。”
“我也是，可是你看出没有，他把船上的索具画错了？”总统准确地指出错误之处，对自己的内行颇为得意。“现在你觉得它怎么样，帕格？这个画家所需要做的不过是画出一艘正在行驶的军舰——这是他的全部任务——可是他却把索具画错了！只要稍有机会，人们什么样的错事都做得出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这个东西不能挂在这里。”
刚才这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