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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活跃，他多次发言，顽固地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坚持在中国应实行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等。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都认为1936年选出的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下选举的，对此，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起来发言，为其专制行为进行辩解，他说：“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其实中国要进至民主，还要相当时间。”中共代表邓颖超当即起而驳斥陈立夫，她认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在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2）
陈立夫仍然进行狡辩，说什么“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陈立夫的顽固态度引起与会代表强烈不满，中共代表陆定一据理反驳，他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陆定一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是实，陈立夫再也无话可说。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陈立夫仍然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还美其名曰是学习苏联的办法，他振振有词地说：“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同时，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三三制政权，说他们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比中共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对此，中共代表陆定一反驳道：“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陆定一还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要不胜感谢，而事实确是大家所共见的。”陆定一强调：“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以有其功绩，乃因两党或多党合作”。陆定一的发言得到多数代表的赞成，陈立夫一时无辞辩解，十分狼狈，好半天不再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分子的努力下，政协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等五项协议。协议的种种规定，虽然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受到人民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协议成了广大人民衡量是非的重要尺度：谁能坚持政协路线，谁就得人心；谁要破坏政协路线，谁就不得人心，就把自己置于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
对于政协会议的成功，二陈十分沮丧，却又奈何不得。陈果夫在病床上得知政协会上的情况及闭幕的消息后，深感大势已去，他抚今思昔，长长叹息道：“因党的组织不如人，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人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能回答国民党为什么存在这多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找到如何医治这些症结的办法，他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陈果夫的意思十分清楚，他希望蒋介石能采用一手执刀，一手执礼的办法，而不宜完全用武力镇压人民。他已经开始认识到，武力镇压，对共产党和人民来说并不是万能的。
与陈果夫不同，陈立夫根本不愿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还是有恃无恐，根本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决心和人民作对到底。政协会议后，他去见蒋介石，领取指示。蒋介石表示，“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命令陈立夫等对政协协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他们经过密谋后，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待共产党和广大人民。
还在政协会议召开时，陈立夫就密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和CC派特务密切注视共产党及各党派的活动，在他的指令下，特务们无法无天，到处制造事端。当陪都各界协会在沧白堂连续举办讲演会时，国民党特务就在会场起哄以至动手打人，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造成沧白堂事件，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愤怒谴责。
政协会议闭幕后，为了巩固会议成果，促使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决议迅速贯彻实施，重庆各界二十余团体准备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都准备参加大会，人们情绪之高，会议规模之大，社会名人出席之多，是当时罕见的。
第六部分破坏政协（3）
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消息发布后，陈立夫如坐针毡，他急忙找陈果夫商量，这时，陈果夫也顾不得什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了，兄弟俩通过密谋策划后，准备实施彻底性的破坏。后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完全“为CC方面所为”，是“中统局所主使”。
经过密谋商定后，陈果夫也不顾体弱多病了，他与陈立夫一起乘小车急赴林园，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听完兄弟俩关于如何破坏会议的整个方案后，半晌也没有说话，陈立夫急了，再次追问方案是否可行，蒋介石睁开眼睛，看了他们一下，又闭上眼养神去了。二陈知道，再问也是无益，只好告辞退出。陈果夫心里十分清楚，蒋介石对这类事情，如果不置可否，便是默许，他要陈立夫抓紧时间，赶快去布置，尽量做到天衣无缝。
陈立夫回来后，便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2月6日，陈立夫正式向特务们发出捕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方法来破坏各界人士举行的庆祝大会。方治、叶秀峰接到命令后，即开始紧急布置。2月8日，方治召开重庆市党部第20次临时执委会，传达了陈立夫破坏大会的指令，并对此专门进行研究。通过密谋后，作出四项决定：（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讲演。（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党员200名由市党部组织科负责发动，团员200名由陈介生干事长负责发动，社会服务队队员200名由徐鸣亚委员负责发动。（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四）遴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前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随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还东拼西凑，搞了个所谓9人的主席团，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与此同时，叶秀峰也遵照陈立夫的旨意，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布置，作好了一切行动准备。
2月10日这天，大会定于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但8时刚过，国民党御用组织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市教育会理事吴人初、市商会代表周德侯、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李森普、市妇女会常务理事傅伯群、市会计师会理事古锋、市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市律师会会长张晃、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纠合特务打手共800多人，提前进入会场。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下四周，还拉来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刘野樵等人气势汹汹地跑上主席台，霸占了讲台。
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大会筹备委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郭沫若等来到主席台时，刘野樵等人便对李、章等人破口大骂，事先布置好的台下特务一拥而上，对李公朴、章乃器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尽管到会群众竭力维持秩序，由于特务们事先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蓄意制造事端，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达60多人。李公朴头部被铁尺打伤，马寅初的马褂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被暴徒追逐，一些记者也遭毒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特务们已经大打出手，会场已是一片混乱。目睹惨状，周恩来不胜悲愤，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继续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的名义，通过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攻击中国共产党。然后，将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掠一空。这就是蒋介石、陈立夫一手制造的较场口血案。
较场口血案后，陈立夫完全撕破了和平民主的假面具，公开指挥中统特务在全国各地进行破坏活动。
2月22日，国民党CC派特务冲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中共办公室进行捣乱。
2月23日，由陈立夫所指挥的100多名CC派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将营业部四层楼各室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而本报营业部主任杨黎源，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佑民等横遭凶殴，身负重伤”。
6月中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缨、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南京实验区的特务蜂拥而上，对代表围攻殴打，致使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酿成下关惨案。中共代表团当夜知道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第二天，京沪各报纷纷报道，全国哗然。事情闹大了，蒋介石将陈立夫找去训斥了一顿。陈立夫回来后，也埋怨叶秀峰计划不周，不应该伤人，使事态扩大。并要叶秀峰处理善后事宜，叶秀峰只得找了两个替罪羊，扣押了两个月，等风头一过，即放了出来。
二陈的特务政治闹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后来，就连国民党内一些稍有正义感的人士都对陈立夫不满，甚至美国人马歇尔也指责陈立夫为“反动分子”。陈立夫却毫不在乎，他钻牛角尖是钻到底了。
第六部分偷梁换柱（1）
蒋介石虽然指示二陈破坏政协决议，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但对他在政协会议上曾经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却不敢公开耍赖。当时，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政协会议上许下了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便是取消特务政治，保证“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政协会议后，随着特务在各地的肆意横行，更加激起人民极度的不满，全国上下都一致要求蒋介石尽快实行他的诺言，特别是诺言的第一项，取消特务政治，还人民以民主自由。
蒋介石对于他赖以进行独裁统治的有力工具——特务机构当然不会轻易放弃，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难得割舍。随着时局的发展，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态度越来越顽固，陈立夫公开叫嚷：“国民党不能允许共产党并存”，既然如此，他们必须牢牢掌握特务这一反共反人民的工具。
一方面是人民的呼声，包括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要求取消特务政治；一方面是蒋介石本人，包括陈果夫、陈立夫，企图保留特务势力。蒋介石十分为难，他必须想出个两全之策才能应付过去。1945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张道藩、余井塘、戴笠等人组成一个7人小组，由陈立夫主持，共同研究对策，以决定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的去留。
这帮中统、军统的头面人物经过反复密谋后决定：将两大特务机构改头换面地完整保存下来。军统改为保密局，隶属于国防部下；中统则改为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那样的机构，隶属于司法部。
这一方案提出后，蒋介石表示同意，因为它既可以蒙哄广大人民，又可以保留特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