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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7-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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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9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7节 读季羡林的《清塘荷韵》

    雷淑容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清塘荷韵》是季羡林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两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平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可惜了。这是题外话。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8月11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8节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读李辉的《和老人聊天》    
    汪凌    
    有时候不由感叹,人类得以延续至今,“健忘”大概是一个重要基因。将曾经的大苦大难从记忆中抹去,用忘却来甩掉包袱,保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正因此,人类才得以保持了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只是偶然回首,历史中间的苦难,就像一枚针刺在指尖,渗出殷红的血滴:又因为十指连心,传到心上,心也会刺痛。    
    李辉的《和老人聊天》给我的感触即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相,在这个轻舞飞扬的时代,谁还能想像,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家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存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    
    对过往的历史有所了解后,我不再像以前,总觉得有些事件像蒙了一层厚纱,虽然隐隐能看到一些蹊跷,却终是朦胧。如今,每当我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表现出某种费解的行为或变化,我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事件和人,我不再仅仅只是同情、叹息,或鄙视、愤怒,我会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幸!为什么杜高所谓“‘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竟成了事实?    
    在书中,夏衍将周扬的前后变化上溯到延安时代,说何其芳、袁水拍在肃反、反右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理论家、诗人变成了整人的人……可是当时情势下,知识分子不变成“另一个样子”,谁能过关!因此,当杜高面对失而复得的档案,尤其是他和朋友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心情一定难以形容。我没有见到发表的档案材料,但从李辉的访谈中能约略知道大概。以前看过《赵丹自述》里的交代和检讨,大体也能明白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聊天”中,杜高讲那些劳教日子里,肚里装满墨水的文化人是怎样一层层扒掉身上的遮羞布,终至沦为“走兽”;劳教的年轮是怎样一点一点压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    
    前几天看了两张旧碟——《钢琴师》和《鬼子来了》,恰好都是“二战”片,不约而同讲述了人类心中的暴行。令我纳罕的是,除了犹太群体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就是德国人的集体暴虐。说起来,德国也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可是,何以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杀戮潮?    
    也许,无论文明、文化、教育……怎样努力地褪去人身上的兽性,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人性中的恶就会汹涌而出。只有当恶也厌倦了自己,整个社会才会重归于秩序。在这个前提下,“文革”提供了机会,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参与其中,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理由。    
    当一个人经历了诸多人事,存储了知识阅历,也难免陷于纷繁与杂乱中,此时,老人的一两句话,便会使整个局面瞬间清晰起来,如拨开云雾见太阳,离真实更接近。《和老人聊天》便是这样的境界。李辉在自序中言:“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可是,其中透露的,却是在正襟危坐之外散落于民间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便补充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种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是细水长流的状态,不喧哗,也不大会引人注目。可是,当积累达到一定深度,不啻于另一种历史面目的呈现。而且因为随意和日常,也许竞比正史更逼真。    
    它的新鲜感还在于,在“聊天”双方熟悉的情况下,谈话的含金量、彼此的坦率程度、被访者的个性……在其中一一显露得十分清晰。即便是一般访问关系,那些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冰心谈巴金便有趣。他们是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谈到《随想录》,冰心说:“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嗦?”后面那句话在读者完全是意外之语,却见性见情的亲切。萧乾是老朋友都津津乐道的,而且也往往会谈起他的几次婚姻,有的不作评价,有的则明确表示不以为然。因为是随意的聊天,便能感受到现场的语气、态度等微妙的东西。给你一种现场感,置身其中去体会、揣摩,是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样的阅读,很轻松,就像李辉在多种场合表述的那样,他所喜欢的行文方式,是带些资料性,又带些学术性,使一般的知识青年都会产生了解的兴趣。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学术的严谨,而将太多的年轻人挡在历史的外面。在这本书里,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可能会从中读到一些趣味、智性和岁月的片断;研究历史的,则能从中找到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甚至能获得连访谈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内容呢。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27日)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29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读杜高先生《又见昨天》    
    刘扬体    
    这真是一本奇书:    
    追溯历史的沙尘暴,用的不是常见史料;而是魅影般跟随著者长达二十四年又奇迹般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杜高档案》(这档案曾被人宣称早已“付之一炬”);1998年却奇迹般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幸被青年学者李辉及时购得,并撰文刊布于世;    
    它不像是史书:只解剖腥风血雨中被践踏被凌辱的作者自己,只忍痛裸露与之命运相关而同样被戕害乃至被冤殁的灵魂;    
    但它又确确凿凿是史书;而且是极其难得的信史:本书既以档案为经,又以释文为纬,滴血的笔只扼要勾画档案所载苦难的轮廓,所以行文极其简省;作者面对的是不堪回首的炼狱般的非人生活,而其叙述的口吻却是那样平静,甚至近乎冷峻,所以毫无夸大之词;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所有附录档案及相关引文;为保持原貌,均不做文字加工”(见该书第14页尾注: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均引自原书),——没有任何掩饰。    
    毫无疑问,这是经过历史检验——以尘封的档案和作者被毁损了的青春岁月为证,充满历史可信性和文献价值的真实感,足可发人深省的好书。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杜高个人劫后余生的历史,而是整整一代人都曾耳闻目睹过,亲历身受过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椎心的剧痛。    
    这样的书,让人读时欲哭无泪,心灵战栗,读后回肠九转,百感交集。它的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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