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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权——来临的迹象，因为，哈特和内格里所提及的关键性的统治秩序——帝国主权——同样是一部包容差异性的机器。它同样是对现代主权的两极对抗性的抛弃。从这个角度来说，后现代的主权就是帝国主权，正如现代主权是民族国家主权一样。帝国主权在今天来临了。它正是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这种帝国主权——哈特和内格里倾向于将它称之为后现代的主权形式——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相比而言，有什么新的特性呢？
“或许，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167）它打破了内外之分。这就是它和民族国家主权和殖民主权的根本不同之处。对民族国家而言，主权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实施，“一般来说，对现代主权的构想是建立在一片（真实的或想像的）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的。”（187）就现代主权的这种关系构想而言，公民秩序对应于自然界的外部秩序；理性世界对应于欲望世界；文明世界对应于原始世界；私人领域对应于公共领域；单一的主权力量对应于一个他者的主权力量。现代主权的前提就是严格的二元界线，它的运作就是在这种紧张的二元关系中展开，并以其中的一元来驾驭另一元。现代主权从一开始就是对现代性的内在性和超验性冲突的回应。现在，现代主权的所有这些界线，这些内外之分，在新的帝国主权中，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开始消失了，模糊了，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主权固有的一系列的内外边界的划分方面，终结了。后现代的帝国本身拆毁了这种封闭空间，让内外之分的界线趋于模糊，界定现代主权的他者已经濒临破碎，帝国主权没有一个外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与之对立的外在敌人。
哈特和内格里从种族主义的角度，进一步细致地证实了帝国主权和现代主权的实践差异。现代主权以种族的生理特征为区分界线，不同的种族位于这个界线的截然分明的两端，它们的关系是排斥性关系。每个种族保持自己的封闭空间，种族排斥以生理的区分为基础。但是，后现代帝国权力的种族主义的方案完全不同，它甚至借用了现代反种族主义的观点。它不会采取排斥性种族主义，而是采取差异论式的种族主义（differentialistracism），即“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withoutrace）。这就是说，帝国现在不是从生理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差异，各个种族都被纳入到一个帝国空间内，种族现在被看成是文化的建构，种族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因为每种文化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那么，各个种族也就应该有自身的独特性。帝国就这样在自己的无限领域内招纳了文化多元主义，它将不同种族招纳其中，但是，这些种族，正如生产它们的文化一样，饱有各自的独特性，实际上，不同的种族在一个无限大的帝国空间内却保持着隔离——社会隔离原则并没有被帝国所抛弃，只是在先吸纳之后再度实施控制。
第五部分 他山之石第62节 《帝国》的谱系（2）
实际上，帝国主权对待种族的方式，也是它的一般权力运作方式。这也是帝国的三项律令：包容、区分和操纵。开始，帝国在其疆界内欢迎和包容一切，此刻，帝国对差异视而不见，它成为一个普遍融合的机器。接下来，帝国开始了区分阶段，各种被接纳的差异因为是文化性的，偶然的，它们不会对帝国核心共识产生威胁。因此，帝国不会强行抹擦这些差异，而是对之进行颂扬和鼓励，让这种差异落实下来，让差异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下来。在确定这些差异之后，也就是说在区分阶段之后，帝国根据总的经济要求再对这些差异进行操控和等级分化，“在一个有效的控制机器中确认它们和安置它们。”（200）帝国主权就是通过这样的程序来施展。
帝国大度地包容一切差异，它就这样拆毁了各种藩篱。就空间而言，帝国主权的标志，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就是世界市场，“在世界市场之外再无其他，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域。”（190）世界市场正是要冲毁一切的壁垒和障碍，要填平现代性的一切沟壑，正是世界市场的这个冲动，导致了帝国空间是平滑的（smooth），是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acontinuous，uniformspace）。现代性的危机——这些明确的、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所界定的危机——开始让位于帝国世界的危机，由于这个帝国世界是连续性的并包容一切，那么它的危机就不是明确界定的，它既是隐秘的，又是无处不在的。
主权的根源同现代性的内在危机相交织。从绝对君主的现代主权到民族国家的现代主权，再到后现代的帝国主权，这即是主权的谱系学。哈特和内格里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了主权的谱系进程。它勾勒了主权的几种历史形态和实践方式。但是，这几种主权的变革根源是什么？帝国主权形成的内在动力是什么？现代主权是在怎样的历史场景中向帝国主权转化？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帝国主权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正如民族国家主权诞生于资本主义开端一样。他们将主权转变的动力置于经济生产方面。如果说，作为政治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民族国家，那么，作为生产形态和资本运作形态的帝国，其先驱是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帝国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特定政治形态的表述，它们也是对特定经济形态的表述。这样，在哈特和内格里这里，帝国主义和民族国家一定有一种重叠，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国家在它的后期阶段采用了帝国主义的形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是帝国来临的前奏预示，帝国诞生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中，它是对帝国主义内在固有危机的解决。帝国的解决之道，并非是对帝国主义的延续性修补，而是同其政治经济秩序的全面断裂。这种断裂，也是后现代性同现代性的断裂。帝国同后现代性寄生在一起，正如民族国家同现代性寄生在一起。现在的问题是，帝国主义爆发了什么样的危机，以至于它被迫向帝国转化？它们的断裂鸿沟出现在历史之流的哪一个节点？为此，两个作者将目光投向了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生产。
而这，无论如何，必须从市场、资本和扩张出发。两个作者借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资本的分析。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罗莎·卢森堡，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的内在本性就是要创造出一个世界市场。资本必须扩大领地，越出它的疆界，拓殖新的流通领域，融会新的空间，接受外在环境的滋养，否则，资本自身难以为继。因为，在一个有限的封闭空间内，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也是有限的，在此，资本很容易撞到它的极限。这样，资本就要不断扩张，不断地将它的外在空间、将非资本主义环境和地域资本化，不断地将非资本领地内在化，结果是，资本的外界不断被侵蚀，资本就要永无休止地寻求外界。（这也预示了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因为资本会将整个地球空间都置于它的魔爪之下——资本扩张终究还是会碰到极限。这样，真正的危机就产生了。）资本的本性是一定要走出其窄门，并会采用帝国主义的抢劫和偷盗（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双重洗劫）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必定会携手而行。任何资本主义的扩张一定携带着帝国主义的邪恶，邪恶的扩张，这，即是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的本质。
这种扩张最终走向了垄断。而这则成为列宁的批判出发点。垄断不仅是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新阶段，同时还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的民族国家采用帝国主义方式将内部矛盾输送到殖民地中，而这种殖民统治，反过来则限制了资本的扩张和流通。“竞争是资本的基本运作和扩张方式，但是，在帝国主义阶段，它随着垄断的增加而成比例地衰退。帝国主义，因为其独断性贸易和保护性关税，由于其国家化和殖民化的领土，它在不断地施加和强加一些牢固的边界，阻碍或引导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流动。”（233～234）。帝国主义实践实际上为资本流通创造了一个限制，它阻碍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实现。帝国主义最后成了注定要不断地流动的资本的敌人。这样，资本反过来要克服帝国主义的门户限制。资本之流的伟大本能，是帝国主义向帝国转化的发动机。只有平滑和连续的帝国，才能恰当地满足资本的内在要求。哈特和内格里在这里似乎暗示了一个资本的三段论：资本的空间扩张导致了帝国主义的诞生；帝国主义在发展中走向了垄断，垄断反过来则为帝国主义埋下了坟墓：结果就是，帝国代替了帝国主义重新为资本之流打开了通途。
这是资本在隐秘深处呼唤帝国。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悲剧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得到了揭示。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必须被改造，真正的改造使命落到了美国头上——这就是罗斯福“新政”，“新政”使超越帝国主义的进程开始具体生根。这种融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一体的新政开始摆脱帝国主义而在驶向帝国的途中。按照哈特和内格里的分析，新政直接导致了一个规训社会的产生，这个规训社会不仅是一个统治性的政体，还是一个生产性的体制，“一个规训社会就是一个工厂社会。（AdisciplinarySOCietyisthusafactorySOCiety）”“在一个规训社会里，整个社会，连同其所有的生产和再生产连接，都服从资本和国家的要求”（243），“新政”因为其规训方式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认同，而迅速地传遍到全世界，到了60年代，这种模式进一步被完善而达致顶点。
这种新政导致了三种后果：解殖民化，这导致了世界市场的重组，新世界市场必须消除旧的疆界和旧的等级，新的等级由美国来制定；生产的去中心化，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建立起来，并与后殖民民族国家相互发生影响，各种全球流动开始重新活跃；新国际关系框架的建立，这使规训体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全球的工厂社会和全球的福特主义可能出现，这就使得被规训的工人主体（因为福特主义的高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交换和流动。所有这一切，都抛弃帝国主义的垄断行为，一个新的水平面（相对于帝国主义树立的栅栏）的世界市场势在必行：在此，工人和资本都逃脱了封闭的僵化线条。它们是在一个世界市场内流动，在流动中安置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也就是截然分明的垄断帝国主义向空间流动性的帝国的过渡。
资本的流动本性势必要埋葬垄断的帝国主义；“新政”所产生的规训社会导致了封闭的帝国主义向全球帝国的转变可能性；但，这些并没有直接呼唤出一个帝国。实际上，全球工人的抵抗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最为直接地促成了帝国的形成。哈特和内格里相信，到了60年代，新政资本主义造就出一个相互连接的无产阶级统一体。它包括农民、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工人。这些阶层巧妙地利用了规训时代：全球性的规训流通使他们的斗争能够相互汇合和呼应，并反对同一个敌人：国际规训秩序。规训不仅使全球性流动成为可能，也使得全球性抵抗也成为可能。全球规训使局部性的分散抵抗吸纳为整体抵抗。规训的普遍化导致了抵抗的普遍化：分散的抵抗力量凝结为一个整体，并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力量，它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使得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划分失效，斗争跨越了不同区域而在各地被同时均匀地点燃。需求和愿望被重新提出，父辈们安于规训生活的理想在年轻人这里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灵活的创造性动力，和非物质性的生产形式。这是新斗争者的愿望，它们将抗议的怒火在全球累积起来，并让规训资本主义陷入摇摇欲坠的危机。作为斗争主体的无产阶级，迫使资本主义改造自己的结构。规训成为规训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历史中的这样一幕就此登场了：“生产的重构，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从现代化到后现代化，都源于新的主体性的兴起。”（276）资本主义必须抛弃福特主义的规训，它不得不转变生产方式来重新统治新的主体，哈特和内格里将这种由统治危机而引发的新的生产形式称之为后现代化，或者，生产的信息化（postmodernization，ortheinformatizationofproduction）。
后现代化生产当然是就现代化生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