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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9月31日的一个晚上，我带着满是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步行通过圣莫尼亚市兰德公司的哨岗，。我准备当晚复印包中的绝密文件。该绝密文件是美国对越政策研究的一部分，文件全长7000页，余下的部分锁在了我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我准备将文件全部复印一遍，然后将其公开。如果有必要的话，也许会通过参议院听证会或是媒体公开文件的全部内容。将文件公诸于众，特别是通过媒体公布文件，面对我的将是漫长的铁窗生涯。本回忆录所记载的正是这件撼动世界的大事。
从1964年中期到1975年5月战争结束，整整十一年，我跟其他美国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到越战当中。战争伊始，我只认为越战不过是个问题，后来意识到越战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僵局，最后我才认识到这是一场道德和政治灾难，是一宗罪行。本书的三个部分基本上是依照我观点的演变写作而成。开始，我只想着解决问题；当战争演变成一个僵局后，我又试图在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帮助美国从战争中解脱出来；但当战争构成一宗罪行后，我便决心披露这宗罪行，同时加以抵制。更为重要的是，我决心立刻结束罪恶滔天的越战。
在那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各种方法，以避免冲突的不断升级。1973年初期，因为我在1969年后期所进行的活动，受到了联邦政府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我个人以及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标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人们对打赢这场战争所做的努力夹道欢迎，但是对那些为结束越战所做的努力却嗤之以鼻——有人视其为失败的尝试，有人认为那只会裹足不前，还有人认为那是一次错误的道德冒险。
所以后来我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仅需要被抵制，还需要被理解。三十年后，我仍然对此确信无疑。透视美国的越战，了解自己所发挥的作用，探寻越战持续的原因，是我多年年来一直努力的方向——我的努力将永不停止。本书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1964年中期开始后的三年内，作为高级公务人员，我协助执行了越南战争。一开始我就认定，越南战争注定要失败。在１964年和1965年为华盛顿高层决策者工作期间，我发现他们正秘密地将我国引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根本就没有胜利的曙光。那时候，我还没有彻底绝望。总统和其他人虽然顾虑重重，可最终战争还是爆发了。从1965年春天到1966年春天，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希望越战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并且也为争取越战胜利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全面开战后，我于1965年中期，自愿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在越南服役。我的工作是评估“绥靖政策”在农村地区的施行程度。
我一直希望越战尽快结束，可是我们出兵印度支那半岛，来达到我国元首的目的，这样做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是否比当年法国的理由要充分？此类问题我以前从未想过。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我亲自接触到了一些越南人，亲身体验到了他们的疾苦。他们和我身边的美国大兵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他们和我的双手一样弥足珍贵；凡此种种，都使我无法忍受眼前这场前途暗淡的战争。
因为肝炎，我离开了越南战场，回到了美国。1967年中期，我开始竭尽所能，想方设法地帮助我的祖国脱离越战。在随后的两年之间，作为五角大楼的内幕人员，我向高层官员简要地介绍情况，向总统候选人提供建议，后来，在1969年初期，又帮助当时的国家安全助理亨利·基辛格意识到了战争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向他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希望可以帮助美国摆脱越南战争。但是在后半年，我觉得有必要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这种想法呼之欲出，于是我随即便终结了自己作为政府幕僚的生涯。
其中的一个行动足以让我失去终身自由。1969年和1970年期间，在我的朋友，前兰德公司同事托尼·拉索的帮助下，我秘密复印了４７册的五角大楼文件。该文件是1945年到1968年美国越战决策研究报告，属于绝密文件。我将复印文件妥善保存，随后转交给了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1971年，把复印后的文件转发给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当时，我遇到了史无前例的七项政府指控。可是我没有退缩，随即又将这些复印件转发给了其他的七家报社。所有这些报社，均弃政府权威于不顾，将文件公之于众。
尽管我个人遇到了上述风险，可是我无怨无悔。很快，联邦法院对我提起诉讼。在第二次起诉中，拉索也遇到了同样的指控。最后，我受到12项联邦重罪指控。考虑到以后还会有进一步的审讯，我可能会在监狱中服刑115年。但是，我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披露六位总统曾经保守的秘密，戳穿他们讲述的谎言，对我们的民主制度将会大有裨益。为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甘愿冒此风险。实话实说，也激起了一系列事件。白宫曾试图采取非法手段，希望让我保持缄默，或是让我永远不能说话，不过正是因为白宫的一系列非法手段，法院撤销了对我和同伴的指控。更为重要的是，总统办公室所犯的种种罪行，迫使总统下台，该事件和越战的结束一样意义深远。
第一部分序言（2）
本书讲述的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风起云涌。从越南返回美国后，跌宕起伏的人生便开始了。
在越南，我经历了短暂希望的幻灭，1967年中期，带回了对越战的置疑。我第一次前往越南时，心头笼罩的悲观情节，就已再次席卷了我。从1964年中期到五角大楼工作的第一年期间，我的悲观情节与日俱增。到1967年，政府中大部分人员中皆存在悲观情节，老百姓可能更是如此。这也是我希望战争结束的总体愿望与政府中的同事和政府组织首次步调一致。尽管他们有些曾在越南服役，有些并未有过服役的经历，但是一致希望美国退出越战。越战时代的政府幕僚，和我一样，全部经历了幻想的破灭，后来都认为越南战争前途黯淡，漫漫无期。我在很多方面跟他们都很相像，在人格和价值方面没有太大出入，一样热衷于冷战，打击共产主义；一样会保守国家秘密；一样会全心全意为总统服务，但是到1968年的时候——可能比这个时间早——所有官员，和我一样，都希望美国退出越战。实际上，这也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何人们在1968年初，春节反攻时就对越战不抱任何希望的情况下，战争仍持续了几年才结束？
以前我只是一个对国家政策持怀疑态度的幕僚，但最后却竭尽所能，置政府的安全调查于不顾，放弃自己的仕途，以及服务下届总统的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铁窗生涯，以促使执政当局停止战争。这种转变的过程就是此书要讲述的中心内容。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经历促使我在1969年到1972年鼓起勇气去做这件惊天大事，而按照现在的思维，我自己（或其他人）本应在1964年或是1965年就该采取行动：即直接奔赴国会或诉诸媒体，披露文件的真相。
我们当然可以不负责任地说，当时我还没有这种念头，其他人也没有。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人产生这样的念头？和其他人一样，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对自己的事业充满希望，对自己可以获得内幕信息，可以和当政人士直接接触颇为自豪）。我对总统的绝对忠诚凌驾于宪法之上，凌驾于事实之上，凌驾于美国同胞之上，凌驾于其他人的生命之上。正是美国年轻人置铁窗生涯于不顾，不肯参加这场错误战争的生动写照，激醒了我，鼓励我向着更高层次的忠诚前进，对此我深表感激。
我希望以此类教训告诫今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官员，告诫今后对此类情况负责的所有公民。另外，在对我的审判接近尾声以及审判之后，我们振奋地发现（见结尾）：实话实说，揭露错误保守的秘密，可以产生一种非比寻常、高深莫测的能量，从而推动我们结束这场错误的战争，拯救黎民。
第一部分序曲：越南1961
1961年秋天，在越南，你会很快发现，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我第一次前往越南的时候，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勿容争辩的事实。如果可以身临其境，可以和熟知内情的人交谈，你也会很快得到同样的结论。你无需会讲越南语，无需通晓亚洲历史、哲学和文化，但你仍然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不会奏效，不会有任何起色。我发现，即使一个人不是鱼类学者，也可以了解鱼何时会腐臭变质。
当时我是作为五角大楼高层特别行动小组成员访问美对越军援顾问团，所以在这种特殊身份的帮助下，我得到了“随便走走，随便看看”的许可。坦率地说，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莱昂内尔·麦加尔将军告诉他的下属，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
一位常与我攀谈的上校马上就要结束他的越南之行了，因此希望把自己在越南获悉的情况告诉一位在华盛顿有一定影响的人。他给我看了军援顾问团的文件，同时找出成堆的文件，供我参考。有几个晚上，我都是挑灯夜战，逐个阅读美国的越南计划、报告和分析，了解各项计划的前景。所有文档都透露出一股失败的腐臭气息。我的上校朋友也无意对此加以掩饰。
他告诉我，所有文件以及从同事那里听到的消息都表明，美国现在实施的计划必将遭受失败的厄运。七年前，我们为南越挑选了总统吴庭艳，但是共产党最终会夺取政权，也许就在一两年之内，也可能更为迅速。要是出现一场政变，推翻了吴庭艳——去年就有一次成功的政变——共产党可能会以雷霆之势，迅速取胜。他的推论所含的信息量很大，而且极为复杂，我们谈话的笔记中，满是对“邪恶群体”的描述，所有的越共都属于这个巨大的网络。这种说法在当时颇具说服力的。
大部分军援顾问团官员都同意他的说法，许多越南官员也深表同意。他们都认为，短期之内改变现状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国作战部队的介入。（1954年的《日内瓦协定》只允许390名军事“顾问”前往越南，尽管通过各种手段，增加到了700名，但没有一人属于美国作战部队。）可是即使美国大军压进，也只能延缓败局的迫近。而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撤军，共产主义者最终将统治越南。
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说句实话，是个精通冷战的“鹰派人物”。在我上中学的最后一年，华沙集团宣布成立，同年发生了柏林墙危机。随后几年里，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反对苏联。在军队服役期间，我选择了海军，担任了三年的步兵军官。退役后，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兰德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兰德公司是一个非赢利性质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领域是冷战的军事行为。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遏制苏联的核威胁，因此最希望听到的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者在越南失去了领导地位。但是，上校的观点使我确信，美国无法在越南获得胜利。
回到兰德公司后的一个月，私下里和上司交谈时，我提到，我们应该远离越南，停止反叛乱研究，至少停止针对越南的此类研究。我们在那必输无疑，失败的态势根本无法扭转，所有与越南相关的研究只会以失败告终。我们会和几个月前猪湾事件中的工作人员一样，面临同样的厄运。因此我私下里决定，置身事外。
但是肯尼迪政府短期之内并未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从越南回去后的几个星期，由总统高级顾问泰勒·马克斯威尔将军和沃尔特·罗斯托将军率领的白宫代表团，奔赴西贡，为总统评估当前的形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有必要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代表团回国后一个月，白宫宣布扩大对越南的干预。11月中旬，总统肯尼迪不断增加在越的军事工作人员数量，从此在越工作人员数量超过了1954年《日内瓦公约》的最高限度。1961年的最后两个月，总统又把驻越南的军事顾问增加了一倍，同时为越南的部队提供支援：直升机公司以及通讯、交通、后勤补给和情报方面的专家。
我对总统的决定并不感到诧异。令我欣慰的是，与前几周媒体的估测相反，总统并没有派遣地面部队。尽管我认为，扩大干预的程度也是一种错误的举动。（到1963年，总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