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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周六的一天早上，我和帕特里夏·马克斯首次约会。约会的日期是1965年４月17日。要想确定约会的日期，很是容易，因为那个日期已经载入了史册。当天，学生民主协会组织了一场反对越战的大规模游行。她参加了游行，所以我也就尾随而至。
我不应该以游行方式渡过周末。这是我自受聘于政府以来，首次享受闲暇的周六。星期五早晨，麦克诺顿告诉我，麦克纳马拉要去德克萨斯州约翰逊总统的农场去渡周末，本周他也不会呆在办公室，我可以自由享受一个周末。自从追随约翰八个月来，每个周六，我都是全天工作，一干就是１２个小时，周日也至少工作半天。这次可是天赐良机。更重要的是，我提前一天获悉部长的安排，这样的话，明天便可自行安排约会。麦克纳马拉从来不会在晚上８点之前离开办公室，所以约翰也不能提前离开，我自然也不能提前离开。再加上部长离开的时间，根本无法预料，有时候是８点３０分，有时候是９点３０分，所以总是无法与人提前预约。很多人是不愿意在８点或是９点之后，再安排约会的。一年以来，我一直过着单身生活，工作不允许我有任何社交活动。想要联系的人一般都与我的工作安排有所冲突，以致于大多数晚上，不得不忍受孤枕难眠的痛苦。
一听到明天可以休息，我立刻给帕特里夏·马克斯打电话，邀请她同我一同去看樱花。一年以前，在哈佛大学老朋友丹·雅各布举行的宴会上，我和她曾有过一面之缘。宴会上，她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当时还不能说她是年轻女性），留着时尚的发型，非常自信，机智灵敏。每周，她在辛迪加公共电台都有一个访谈栏目，叫做“帕特里夏·马克斯访谈录”。我认为，她一定是常常跟节目中采访的名人如特德索·伦森或是卡尔萨根一起出去玩，跟我并不属于同一类人。她曾问起我的工作，要我为她提供建议，该采访华盛顿的哪位名人，但我并不希望她对我进行采访。实际上，她也不会。当时，我只不过是兰德公司的分析家，为五角大楼做研究工作，并不知道太多的内幕信息。
自从上次在宴会上邂逅帕特里夏后，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呆在纽约。我也没时间想她。但是三月末，忽然接到她的电话，要求我参加她姐姐乔纳斯·索尔克举行的宴会。宴会并非在周日晚上举行，我只得解释到，那天有班，不知道会忙到几点，可能会迟一点儿到，不过她说没关系。赶到宴会的时候，我已经迟到了。她走到门口把我迎了进去。宴会上，帕特里夏并不坐在我旁边，我也没有机会对她进行深入了解。
４月16日，我从五角大楼给她打了个电话。当时樱花盛季以过，可是此前我一直没有机会邀请她前往观看，所以建议找一天去看樱花。她说，明天要去华盛顿纪念碑前参加游行，游行队伍将绕白宫一圈，以示反战。我告诉她，我可能并不适合参加类似的游行，因为自己一直在参与推动这场为人反对的战争。我问她是不是可以在中午的时候离开游行队伍，跟我一起去野餐。她回答道，不行，还要采访游行人士，纪录他们的讲话。
我说：“我不会参加反战集会，这可是我第一天远离战争的硝烟，八个月来第一次远离五角大楼。”
她说：“好吧，但是我会去的。欢迎你参加。”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6）
我的周末还不足２４小时，但是自己的确很想见她。后来，我们互相做出让步。晚上六点，我的首次周末就宣告开始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我邀请她当晚和我一块共进晚餐，星期天一起去看樱花。这样的话，我星期六便可随同她参加反战集会。
一年以来，我首次在周五离开五角大楼时，仍是天光大亮。帕特里夏在哥伦比亚特区租了一间公寓。公寓位于公园对面的街道上。我来到她住处，接上她，然后一块步行通过威斯康星，来到“约翰乔酒吧”，这是大学生常常逗留的地方。里面全是大学生，个个喝着啤酒。我问酒吧老板，有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告诉我，楼上有个叫做“维多利亚女王”的迪吧，今天没有对外开放，应该会很安静。迪吧是一个小黑屋，四周点着蜡烛，墙壁也涂成黑色，聚光灯下，只有维多利亚女王的巨幅画像清晰可见。我们在一张桌子边坐下，整个房间完全属于我们俩儿。我们边吃边谈，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我的工作。我注意到，帕特里夏的目光炯炯有神，碧色的大眼睛，微微上挑，锐利的目光直盯着墙角。我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眼睛。她的眼睛与众不同，非常吸引人。我简直无法自拔。
这是个迪吧，所以有一个很小的舞池。有的时候，会有人用磁带播放慢速音乐。我只会和着慢速音乐跳舞。我和她一起翩翩起舞，两人靠得很近，我只会跳这种舞。没有人上楼来打扰我们，整个屋子完全属于我们。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双明眸之下，我们尽情得跳舞。晚上回去后，一想到明天和后天都可以看到她，心里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
星期六上午，我和她一起赶到华盛顿纪念碑前。我们俩一个拿着采访用的专业高频录音机，一个拿着大麦克风，加入到游行队伍。早在１２月底，竞选结束后，轰炸开始前，民主学生协会就要求在４月１７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内部曾有争论，游行活动是应该关注越南问题还是国内问题。在当时看来，战争问题似乎已经彻底解决了。选民用压倒性的多数票，抛弃了戈德华特扩大战争的主张。当示威组织者决定关注战争时，他们认为并不会有太多人参与。但是２月，美国开始了轰炸行动，民主学生协会认为，参加游行的人数一定比预计的多，应该有5000或10000人。３月底，海军陆战队登陆舰港。４月中旬的周六早晨，华盛顿纪念碑前竟然有２万５千人参加集会。
游行当天，天气晴朗，天空湛蓝，樱花灿烂，反战的大旗迎风招展，我们一起浩浩荡荡地向白宫进发。我们参与了整个游行，周围有很多摄像机。我拿着帕特里夏的录音机，提心吊胆，生怕哪位五角大楼的同事在电视直播中认出我。要是在电视画面中被认出来，我真不知该做何解释。
我们步行通过拉斐特公园，许多人高呼反战的口号。我拿着录音机，没有喊任何口号，帕特里夏把麦克风高高举起，捕捉众人高呼的口号。我们和帕特里夏的两个朋友马蒂和鲁斯·加伯斯一起参加游行。这两人是一对夫妇，和游行发言人以及其他参加游行的人一样，极力反战，我估计，游行队伍中，只有我一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我的内心也极为矛盾。我同意游行人士高呼的口号。我一直犹豫不决，不想参加游行，并不是因为我反对发言人所提及的内容——尽管没有获得内部信息，他们的理由很充分——我所担心的，是怕电视镜头中出现我的画面。要是这些游行产生的影响，足以让美国停止轰炸，结束美军的介入，我会很高兴。不过帕特里夏和她的朋友并不知道我内心的想法。
我们坐在草地上，听着学生民主协会主席保罗·波特、政治评论员斯通和参议员格里宁的演讲，听着琼·布斯的歌声。录音机放在草地上，帕特里夏把这一切都录了下来。尽管在休假，我觉得自己该赶回五角大楼，去看看有什么大事情发生。帕特里夏随后和加伯斯夫妇一起去共进晚餐。第二天，帕特里夏告诉我，马蒂简直不敢相信，她和一名五角大楼的人一起去参加游行。
周日早上，我开着自己的白色轿车，接上她，驱车直奔肯特伍德。两边的街道上满是樱花树，个个枝繁叶茂。她在车上照了张相，一手放在车的一边。心形的面庞，红色的头发在鲜艳樱花的映衬下，越发光彩照人。一双碧绿的明眸，射出与众不同的目光。我们时而步行，时而驱车在樱花、梨花和木兰中穿梭。最后，我们去公园野餐。
我们两个人坐在草地上，靠着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专为这次野餐准备了一个柳条篮子，正好放在轿车的座位底下。我买了法国奶酪，肉酱和棍子面包和两个透明的高角杯——这都给帕特里夏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吃完后，我坐下来，背靠着大树，她的头依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闻着花草的芳香。她说，很长时间过去了，我都没有吻她。她后来回忆到，等到我弯下身子，吻她的时候，她早已迫不及待了。我们并没有在公园呆很长时间，野餐结束后，我便驱车将她送回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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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诺顿的办公桌前通常会放一个文件柜。文件柜里放的全是他经常要查阅的或是极为敏感的指令、电报、备忘录，按类别装订成册。文件柜配上滚轮，这样每天晚上，他离开办公室后，就可以将文件柜推入保险箱。保险箱和小隔间一般大，有一层房间那么高，其他一些机密的文件也都存放在保险箱里。每天早上，他来到办公室后，军事助理会打开保险箱的密码锁，把供其阅读的文件推过来。如此，他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取阅文件。
第二部分蓄谋挑衅（7）
我可以看到文件柜中的材料，也可以看到约翰办公桌上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常常要迅速查阅相关文件，所以虽然我的小工作室与其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隔，我也很少把文件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如果我需要查阅他私人保密柜中的文件——如果他办公室门上的红灯未亮——我便可以径直把文件拿过来，坐在他旁边查看。约翰工作时注意力非常集中。即使你不跟他说一声，就把文件悄悄拿走，也不会对他有任何影响。他要是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做。我一般比他工作得晚，而且有他保密箱的密码，所以约翰离开办公室后，我可以把文件推出来查阅，离开之前，再推回去。据我所知，当时知道密码的人寥寥无几，除了约翰，只有他的军事助理知道。
春季后期的一天，麦克诺顿的首席军事助理忽然调离了办公室。此前，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他要被解雇的风声。只是在上校离开的当天早上，麦克诺顿的副军事助理给了我办公室保险箱的新密码。密码是早上才换的。虽然我与该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约翰曾指着其私人文件柜左边的一搭装订文件，告诉我不要去动这些文件。文件上的标签为“越南，仅呈麦克诺顿过目。”我可以使用文件夹里的其他所有文件，但是这些文件只有他可以翻阅。他告诉我，上级命令这些文件不能与其他人共享，其中包括我。
整整一个月或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遵守约翰的规定。但是，当年春天，越南战争已经升级。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大使以前曾极力反对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现在也开始转而同意派遣部分地面部队，尽管他们所同意的增兵数量并不是无限制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批准参联会的建议，公开向越南注入几万兵力，参与地面战争。
当时，我对上述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前我曾极力反对发动轰炸行动。后来轰炸行动开始后，我认为应该派遣一定数量的地面部队，驻守港口和主要城市，避免美军遭受巨大损失。有鉴于此，我对向南越派遣大量地面部队的呼声颇为理解；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参联会一直支持向越南派遣大量的地面部队。４月中旬，泰勒撤销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同意向南越派遣一些或是数量可观的地面部队。麦克纳马拉也改变了此前的反对意见，倾向于采纳派遣地面部队的建议。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读到任何反对建议，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声音。
当时，我并没有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大问题上，也没有人会关注我的观点。虽然我并未远离决策程序，可是我不过是个职员，不过是约翰当前观点的传话筒。在关乎大局的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反对轰炸；跟我相比，他更坚定地反对美国采取其他新的方式，参与越战——我的建议根本对他没有太大影响。而且办公室所发的文件中也从来不会反映我们以前的观点。他为麦克纳马拉工作，麦克纳马拉督促总统扩大战争，刚开始是空袭，随后又要求扩大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