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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3）
回到西贡后的前几天，越南高层官员一直对兰兹代尔将军留有戒心，但是个个都对他很是敬畏，因为兰兹代尔将军曾威名远扬，可以左右南越政权的更替。这些高层官员认为，他回到南越，就是要从他们之间，挑选一个人，充当下一个吴庭艳。就我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分析是对的。我对总统给兰兹代尔将军的秘密指令知之甚少，对他要充当的角色也不太了解，但是听到了一些他私下里透露给小组成员的信息。听到的并不多，而且他也不会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和想法告诉小组中的成员，尤其是我。此前我从来没有和特工打过交道。我们这个小组里，有一些人来自中情局，（的确如此）他们处事缜密，从不为外人所知。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对他们的秘密行动追根问底。一般我都会守口如瓶，希望从兰兹代尔的讲话中获得一些信息。
兰兹代尔在南越人中的神秘感并不是中情局驻越南长官和政府官员所希望看到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尊严和影响力，所以他们要求大使同意，兰兹代尔不会蚕食其职权范围。如此视之，兰兹代尔的活动空间并不大。他其实无法跟南越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也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令我惊奇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很快在官场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我开始怀疑其他熟悉他的人以前向我所做的保证。其实兰兹代尔很喜欢官场的明争暗斗，而且精于权术。
1954年兰兹代尔回到越南之前，他在菲律宾可以我行我素，独立采取行动，虽然穿着空军的服装，但是却执行着迥异的任务。当时他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他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他没有任何下属，也没有任何机构向他提供资金，但是他可以绕过这些渠道，获得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以及他弟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甚至白宫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和其他副总统不同的是，尼克松对秘密行动极为感兴趣，特别是针对印度支那和古巴的秘密行动）的支持。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林登·约翰逊的目的已显而易见。他任免兰兹代尔，不过是想说明，在越南问题方面，自己曾尝试过各种方式，并不仅仅是使用武力。兰兹代尔强烈希望总统不要对外宣布对其的任命，以方便他和其小组可以无声无息地进入西贡，在不引起其他人注意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联系，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林登·约翰逊立刻发布新闻招待会，宣布对其的任命。几天后，便可清楚看出，总统已对兰兹代尔的行动失去了兴趣；很快总统开始不断缩减对其的拨款。
洛奇大使赋予兰兹代尔新的使命，主要负责绥靖政策。但是威斯特摩兰对绥靖政策并不感兴趣。自从吴庭艳兄弟死后，“战略村”计划也就随之垮台，相关的绥靖政策也就从此终止了。洛奇认为，南越政府应该与越共进行论战，“革命”一词不是共产党的专利。我们进行的也是革命，而且有着更加美好革命蓝图，要比共产党更加进步、更加民主、在物质上更加殷实。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越南官员，几乎均是以前和法国合作过的人，仍然倾向于使用“绥靖”这样的法国术语。洛奇却认为“绥靖”一词与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换成“革命发展”一词。但是“我们”的越南盟友却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革命”的确是共产党的专利。西贡政权代表的是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对革命深恶痛绝，并不想大力宣称类似的口号，尽管那不过是一句空口号。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赋予该计划和负责该计划的部门一个越南名字“村落建设”，但是翻译成英文时，换成“革命发展”。
负责村落建设计划的是一名越南陆军将军，单名一个胜字。和其他越南人相比，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兰兹代尔当时担任他的顾问。胜将军穿着橄榄色的美军军服，活像一个美国人。他曾戏谑地提到，有一次走在街上，一个小男孩走过来，说：“你好，你是最棒的！给我支香烟吧！”胜将军说，他怒斥了小孩一番后，小孩抬起头，一脸诧异，说道：“你会说越南话？”胜将军英语说得很流利，很容易与美国人相处，博取他们的信任，而且他精力充沛，机警过人，所以兰兹代尔开始对他信心十足。
不到一年，胜将军担任了内政部长，负责组织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事务，我们对他的信心更足了。国民代表大会是当年春天佛教徒斗争妥协的产物。国民代表大会并无任何实权，只是负责起草宪法，政府的将军们当然不会十分在意，所以我们也就有机可乘，可以保证大会的公正和民主（民族解放阵线并未参加国民代表大会，其他建议与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和谈的党派也未能参加）。能够让越南人体验一下自由选举，兰兹代尔很是激动。从他到越南之日起，他就一直希望将军队专制的政府转换为民主政权，最好是一个由选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许多美国人认为兰兹代尔的想法实在是幼稚，但是我们认为南越的农民们很快会认识到自由选举潜在的优越性。一名越南的朋友告诉我：“村民们可以通过选举，迫使腐败渎职的地区长官下台，这样的话，越共也就无从插手。村民们会很快习惯选举这种方式的。”
一次我代表兰兹代尔参加每周由大使主持的使馆会议。会议开始后，副馆长威廉姆·波特首先对胜将军、兰兹代尔和即将到来的选举做了评价，我为自己的上司做了详细的记录。波特说，前几天，胜将军对兰兹代尔说了一番很有趣的话。胜将军对选举是否能公正和顺利地进行深表忧虑。因此我建议，由兰兹代尔向胜将军询问，美国应该如何对其给予最大的帮助——我们准备参与选举，会提出很多批判意见——报刊媒体也对选举深表关注，现已提出不少批判意见——而且我们希望选举会产生好的结果，美国也可全身而退。”
第三部分越南：兰兹代尔小组（4）
洛奇是1960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的竞选伙伴。一开始他对会议的开场白并没有横加指责，但随后，他开始长篇大论，表达了自己与胜将军、波特和兰兹代尔截然不同的观点。他首先道：“所谓的公正选举，无外乎以下两个方面：（１）不会有人从中作梗，进行恫吓和威胁——但这根本无法避免（２）对各利益集团存在威慑力，不对那些意图破坏选举的人心存善心。”当天早晨，国务院所发的电报曾表达了对选举的忧虑。佛教徒是本次选举的主要推动力量，可是因为怀疑会与民族解放阵线妥协，而被排除在参选者名单之外。洛奇说，这让我想起了一首二战时期的英国歌曲《不要对德国人凶神恶煞》。
洛奇接下来的讲话更为引人注目：“现在白宫的那位人物〖约翰逊〗大半生以来一直在操纵选举，我也一样。整整九个月，我一直在共和党大会中游说，劝共和党成员选择艾克而不是鲍勃·塔夫脱参加总统竞选。如果情况不妙……
“如果记票公正的话，尼克松和我１９６０年就会在芝加哥胜出。共和党人实在是太懒惰了；没有人出去投票，也没有人去监票。我并不是指责民主党人，相反，我要指责的是共和党人。现在要在越南做这种尝试，实在是太天真，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然后洛奇转向波特，问道：“这是否回答了你刚才提出的问题？”
波特看上去有点儿吃惊，回答道：“我认为，兰兹代尔将军应该在选举问题上多与胜将军进行磋商。”
洛奇回答道：“当然，我也希望兰兹代尔将军多和胜将军进行磋商，但我认为，他更应该在绥靖政策上多下功夫。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后来他又说：“告诉媒体，不要把越南的选举标准定的过高，美国也不过如此。”但是早晨回复国务院的电报时，洛奇的措词略微有点儿不同：“我们采取的第一步是要让媒体和国会都知道，不能用美国的标准衡量越南。”
此前，我们曾寄希望于洛奇的支持，可是我的报告却给这一切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兰兹代尔很快发现了一种改变洛奇态度的方法。尼克松去远东访问时，在西贡做了短暂停留。他会见了兰兹代尔，并按照计划，和我的小组共渡了一个下午。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担任副总统时，尼克松就认识兰兹代尔，而且对他的评价很高。如果我们可以劝说尼克松相信公正选举的重要性的话，兰兹代尔希望也可以对他1960年的竞选伙伴产生一定影响。
十年之后，我还清晰记得尼克松访问时的情景。此间，越南经历了三次选举，美国经历了两次选举。当时，尼克松径直走上兰兹代尔别墅二层的大会议室，小组成员都在那列队欢迎他。以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尼克松，以后也没有再见过他。因为长时间乘坐飞机导致的时差综合症，尼克松显得有点儿沧桑。他的下巴和短须活像赫布洛克笔下的卡通人物。但是在随后长时间的讨论中，他机敏过人，侃侃而谈。他转了一圈，与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然后坐在兰兹代尔边上的手扶椅上，说道：“埃德，你现在忙什么呢？”
一看已切入正题，兰兹代尔赶忙说道：“副总统先生，我们希望帮助胜将军，举行越南有史以来最为公正的选举。”
“噢，公正，对，那是应该的”——尼克松坐在兰兹代尔边上——“只要能赢！”说完这句话后，他接连做了三个动作：眨了一下眼睛，用胳膊使劲碰了一下兰兹代尔，然后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第三部分与范恩一起走访（1）
动身前往西贡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需要拜访的人员名单。抵达西贡后的一、两个星之内，我与名单上所列之人逐一会面。此后在越南的时间里，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向他们学习。他们大部分都持有同样的观点——和兰兹代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通过走访和观察，我很快认同了他们的观点。虽然这些人在解决问题时，头脑并不是很冷静，也不是不偏不倚，但是和其他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们讲越南语，而且结交了一些亲密的越南朋友。他们热爱越南，相信美国的介入会对其提供很大的帮助。我开始赞赏“这些不错的美国人”。在此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我描述了他们所在机构的共性：
短短一个星期之内，我认识了许多“置身事内”的美国人。他们中，有些人对越南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有些人在越南天马行空，我行我素；有些人越语说得很流利；有些人久居越南，是越南问题的专家。因为他们设身处地为越南人着想，因为他们对那些漠然处之、动机不纯的美国人极为蔑视，〖那些人对农民一无所知，在越南也没有亲密的朋友，对越语也是一窍不通〗，所以各个机构都对他们心怀戒备。我越来越认为，这些人是主导越南问题的中坚力量：没有这些人，我们根本无法取得成功。
高居访问名单榜首的是约翰·保罗·范恩。在我离开华盛顿之前，大卫·哈伯斯塔姆曾向我讲述过范恩的奇闻逸事。在大卫的专著《深陷泥潭》一书中，我也曾读到过范恩的事迹。哈伯斯塔姆，和其他我所接触过的记者一样，对范恩的诚实、直率和勇气大加赞赏。1962年到1963年之间，他曾担任陆军中校，是越南陆军第七师的高级顾问。从陆军退役后，他回到越南，担任国际发展署的民事顾问。范恩异于常人的直率，让国际发展署极为苦恼。刚开始的十个月，范恩被下放到西贡西部的一个边陲省份厚义省担任省代表。那里满目凄凉，而且险象环生。越共常常会穿过厚义省，直插附近的省份。
电话联系过之后，范恩来到我西贡的住所。我的住所配有空调，而且极为宽敞，里面全是美国官员。出于安全考虑，在门口设置了警卫，访客必须登记。范恩首先告诉我的是：“你应该走出自己的寓所，去和各行各业的越南人聊天。要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到你的寓所中拜访你。”我们一连谈了几个小时。对我来说，（用当今的行话来说）仿佛是登录了内容丰富的大型数据库：数据库提供了大量有关美国对越计划的信息，同时阐述了其不能运转的原因，指出现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及战争的前景。我们一问一答，而且范恩的回答常常能切中要害。范恩的回答中总是包含相关的数据——与官方虚报的数据相比，更加真实可信。他见多识广，说起话来真实可行，直言不讳。在华盛顿读了一年的电报和预测后，与范恩一席交谈，对我来说，就像是呼吸到了纯氧。我问了很多问题，飞快地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