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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根据王爷的建议，修了一道新奏折，并于次日一大清早带入宫中。但他们仅在下午两点钟才见到了王爷。王爷接受了奏折并阅读了它。他认为其言词太强硬了。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似乎要向皇帝口授他应做的事。”他于是便决定通过书面而传达皇帝的旨意，而过去他亲口向他们作了宣布。他向宫中的一名录事口授，并将此通报了大总管海望，后者批准了它。传教士们向他表示谢意，为了表示他们向皇帝谢恩，他们修了如下一道奏折：
欧洲人戴进贤等人，〖=Z（〗256毕恭毕敬地向陛下上表，以对浩荡皇恩谢恩。本月二十五日，庄亲王（十六王爷的封爵）与大总管海望，向我们宣读了陛下的圣旨，其中指出：“刑部逮捕并审讯刘二，是因为他违犯了中国法律。他当然应受到如此惩罚。这一切既与基督教无关，又与欧洲人没有任何干系，大家应尊重这道命令。吾辈乃陛下最忠诚的臣民，顶礼跪拜，我们将为此而以很卑微的行为作出感激的回报。我们冒昧地向陛下请求，通过其慈善心的作用，不要再张贴反对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了，基督徒的名称也不应再作为逮捕惩罚人的一种原因，以使我们享受贵荣耀王朝的和平之福。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以对这样一种恩惠表示感谢，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承认哪怕是其中的万分之一。为了向陛下表示谢恩，我们向您上了此奏折。乾隆二年十月二十七日（12月18日）。
同一天，十六王爷便看到了这道奏折并阅读了它，对此感到很高兴，于是通过上折子的正常渠道而转奏皇帝。皇帝以他批准我上文引证的尹继善的本章时所使用过的相同措辞，甚至同样的几个方块字批准了它。其答复被退给了王爷，使用了这样一些话：“圣旨：将来不要再贴辟基督教的告示了。”王爷以一种欢欣鼓舞的神色向传教士们通报了这项答复。〖=Y（〗257由于他们都在跪听宣旨，所以他让他们站了起来，自己坐下后也让他们坐下。他然后又向他们讲了许多客气而殷勤的话，就如同是他们已坚信它们出自一颗真诚的心一样聆听。他甚至两次鼓动他们各自继续其事业，这是皇帝的一道命令。王爷也使他们听到，他将向刑部大员们宣布皇帝陛下对他们奏折的批复，虽然他未曾用确切的措辞许诺这一点。
当传教士返回其住所时，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如此公布的批复尚不算够，必须请求王爷以其原貌而传达到刑部。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他就此问题尚未得到皇帝的一种准确命令；而且这也会使帝国最大的部院之一感到羞耻，从而迫使它于其案卷中记载下与它向皇帝请求并获得批复的事完全相反的内容。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困难，他们也都感到很必要。他们仍不放弃起草一种条陈，其中以对这位王爷付出的辛苦表示感谢为借口，又向他提出惠施另一种恩典。他们之中的四个人前往王爷府，以向他呈递该文。但王爷借故拒绝接见他们。王爷随即便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让人传话给他们，让他们保持冷静，他已将皇帝的愿望转告了各大官吏们了。
直到1738年的年初，人们尚未听说，刑部曾针对这一案件采取过任何措施。仅仅到了1月14日，我们才通过了一条可靠渠道获悉，早在12月27日，刑部就已经把得到了皇帝批准的尹继善的奏折下发都察院以及帝国各省，〖=Y（〗258以在那里存入所有的案卷中。传教士们对此感到非常惊愕，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害怕在整个帝国爆发一场全面的仇教风潮。
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副省会长徐懋德神父，曾结识北直隶省的总督，于是便向他在北京的公馆派出了一名教经先生，因为他当时正住在那里。这是为了向他通报呈奏皇帝的最后一道奏折并附有皇帝陛下的御批，请求他不再允许国人虐待其管辖范围内的基督徒了。该官吏询问，传教士们为什么没有让人将这道奏折及御批刊载于《邸报》中，他已于该报中看到尹继善的折子了，为了控制各省的官吏们，再不需要做多的事情了。教经先生回答说，他们确曾希望于《邸报》中刊登这份奏折，但该报却拒绝这样做，因为这道奏折未由皇帝送达国家的吏部以在那里登录在案。李卫李卫，当时为直隶总督。——中译注就此而唤来了其书吏之一，令人带上这道奏折和皇帝的朱批，从今晚起就刊载于《邸报》中，以使之立即传到帝国的所有省份中去。他在辞别教经先生时，嘱托他转告徐懋德神父，神父应该对与在他治理下的基督徒们有关的一切，都放宽心，他绝不会使他们在其宗教问题上感到不安。
另一方面，巴多明神父令人刊印了上呈皇帝的三道奏折及其朱批，而且带有装饰皇帝圣旨的所有装潢。它们形成了一本小书，并且令人刊印了许多册，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到处传播它们。除了这剂药来得太迟而无法防病之外，〖=Z（〗259由于它缺乏人们未能获得的正常程序，所以，他远不能令人印制与得到皇帝权威支持的刑部命令那样好。
确实，人们未感到其不利后果，又过了不长的时间，葡萄牙神父们收到了由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杜林（Gabriel de Turin）的一封信，这是特意寄给他们的。他于信中阐述了在陕西省所处的悲惨境地，完全是由于已被刑部禁止的辟基督教的告示或揭帖而造成的。他说，他带领其最忠实的信徒从一座大山中退到了另一座山中，尽管他们为了掩饰其隐蔽地点而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他们还害怕从第一天起便在那里被抓获，然后被带着桎梏而解往官吏们的衙门，也可能是被解往北京刑部大牢。不多几日之后，那名方济各会士和虔诚的圣母会传教士安东尼（Antoine de La mère de Dieu）来到了葡萄牙人的传教区，他化装成一个穷人，以不被人辨认出来。他在那里停留的整个时间都是藏匿的，一大清早便去作弥撒，在一天的剩余时间内从不出房间。他自山东省而至北京，因为继刑部的命令下达之后，其住院的所有地方均贴满了辟基督教教法的告示，其新信徒们对此感到极端害怕，其中没有任何人敢于在其家中接待他。
刚刚过了十五天，方济各会士和圣部传教士费拉耀（Ferrayo）神父，便同样也从山东省来到北京，以在曾虐待过其地区的基督徒们的官吏那里，寻求某种保护。〖=Y（〗260他主要是向葡萄牙神父们的东堂会长陈善策神父求援，该神父作出过许多活动，为他谋得致其省的官吏们强有力的推荐信。他携带这些信件而返回了其传教区，大家尚不知道打洋教之火是否在那里彻底熄灭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中华帝国1738年的宗教形势（5）
同在1738年的8月16日，一个全部是基督徒的武官家庭从陕西省来到了北京。由于在那里收到的刑部命令而激起的仇教风潮，迫使该家庭退避到了该省的首府西安府。该官吏的职位根本就不在省会，它距那里有整整八日的行程，但他在省会租了一间房子以安置全家，使家人能照料非常年迈和多病的父亲，他让其父接受圣事以获得安慰，以使之对并不遥远的死亡有所准备。当刑部命令传到时，便有人搜寻曾住过基督徒们的房子。在该基督教官吏的房屋所在地区的知县，产生了某种怀疑，因为曾有一名欧洲人在那里藏身。知县佯称，他不知道这幢房子属于哪位官吏，他向那里派去了一些衙役以搜查该房子并抓捕欧洲人。法国洛利姆（Lorime）的主教和该省的宗座代牧孔嘉（Concas）先生，确实从那里撤出来了。人们立即就知道了，在衙役们刚刚搜查其住宅的家庭，他们让高级神职人员藏身于那名基督徒官吏的两姐妹的房间中。当在这幢房子中的所有房间都被仔细搜查之后，〖=Y（〗261他们便接近了这个房间，两姊妹从中走了出来，就如同是为了让给他们进去的自由一样。但他们不敢这样做，而是仅满足于从门槛处向里瞥了一眼，然后便退了出去。知县并不满足于命令做这次搜查，虽然自从那位基督徒的父亲死亡以来，在该幢房子中就只有女子了。他让人告诉她们说，她们或是与基督宗教重建联系，或者是离开一个属于他的司法管理的地点。她们也作出答复说，她们已决定返回其故乡北直隶，她们最后也确实返回了北京。人们正是从她们口中知道了陕西基督教的那些具体情节，她们又从中补充说，陕西省的基督徒们处于了动乱和混乱之中。
同年10月间，北直隶（Pethely）原文如此，清代只设直隶，但传教士们习惯沿用明代的划分，故仍称之为“北直隶”。——中译注省总督李卫，利用为皇帝祝寿的机会晋京，因为李卫平时并不居住在北京。他让人转告徐懋德神父说，要尽量嘱咐其省的基督徒们坚持一种有节制的温和行为，他不会对他们作任何参奏；已有不同的十七名官吏向他呈奏了辟基督教的要求，他把这一切都压下来了。在湖广省，尽管属于宗室的总督本人就是基督徒，但某些官吏们仍不停地在不同的省份中张贴刑部的告示。在作为一个基督教会口的襄阳府，知县获悉，磨盘山山区，有大批基督徒们在开垦荒地，他令人逮捕了其中的几个为首者，并令人将他们押来，打了其中一两个人的嘴巴，并以最可怕的威胁来吓唬他们。他要求他们签署一项声明，以此而许诺不再加入基督教。其中的一名自认为是精明能干的人声称，人们通过这些言语而让人理解到，他们绝不会再为人施洗。〖=Z（〗262他们正是在此意义上才签署了声明，而且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被非常巧妙地从官吏的手中解脱出来了。当他们返回时，传教士们便如同是对待背教者一样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明白他从不允许掩饰，更不允许使用含糊的措辞，当涉及一种信仰和在一个主管司法的部院中，更为如此。他拒绝他们进入教堂和参加圣事。基督徒们承认了其错误，他们为此而痛苦地哭泣。他们公开地对自己所做出的耻辱事，向所有基督徒们进行道歉，并自告奋勇地前往刑部以撤销他们的联署，并公开传播基督教。就在同时，军官和虔诚的基督徒赵诺贝（Nobert Tchao）前来寻找该知县，在对他的行径作了最严厉的指责之后，他又向该知县索要新教徒们签署的文件，并对此人说：“难道您不知道我是基督徒吗？但您可能不知道的情况，便是该省总督和所有官吏，都如同我一样是基督徒。”现在轮到知县被吓坏了，他就以出自刑部的命令而自我辩解，而且明确许诺将不再骚扰基督徒们了。事实上，自从这一时间起，他们始终都很平静。
这就是中国传教区的现状。我刚才作的简单记述可能涉及到了许多神圣的人，他们热情地在这个辽阔帝国中传播教法，向上帝奉献他们的祝愿，以使上帝能如同过去一样，向这个现在已相当荒芜的葡萄园传播其大量的祝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1）
巴多明神父致法国科学院院士和皇家科学院常务秘书梅朗先生的信
（1740年9月20日于北京）先生：
主内平安！
我从收到您的信时，也得到某种新恩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珍贵的受益，也就是您作为非常尊贵的院士的科学院的最后三卷《论丛》，这使它们与您先前善意地赠送给我的前几卷形成一整套。这部以其学术和文学的所有体裁而显得非常重要的巨著，构成了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和装饰门面的作品。我缺乏言辞，以向您，向您那样杰出的同事们表达我所有的感激心情。
我利用今天的一点空闲时间，以试图满足于对这一切略作某些澄清，这是您在信中向我要求的事，我将以“铁”这个条目开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铁的发明“不可能是在一个国家完成的”，人们想像出冶炼和加工铁的技艺，是在人类存在之后的很长时间，或由于某些巨大的偶然性而完成的。人们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