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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像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先后照顾他长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史里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人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与他对等的人物——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4节讲授课和1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个英国同行应该待之以礼。威尔逊将军对此间所见所闻兴致勃勃，坐下来一谈便是3小时。当福煦终于能够把客人送到门口，以为这下子总算可以最后道别的时候，谁知威尔逊意兴仍浓，当下宣布他第二天还要再来叙谈，并要再看看这里的课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英国客人的这种勇气，并为他的关切感到高兴。两人再度晤谈时便肝胆相见了。不出一月，威尔逊又重临巴黎再次聚首商谈。福煦还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春去伦敦访问，威尔逊也同意夏天再来，观摩法国的参谋野战实习。
福煦来到伦敦，威尔逊介绍他与霍尔丹和陆军部的其他人员相见。威尔逊一头撞进一个袍泽的房间，就说：“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就在外面，是福煦将军。你听着，大战到来的时候，这家伙就会是盟国联军的司令。”此时此地的威尔逊，不仅已经接受了统一指挥的原则，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选，不过他的预言要见诸事实还得再经过4年苦战，经过战局濒临败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频繁往还，两个校首长结成莫逆之交，威尔逊甚至成了将军家庭的座上客，还被邀请参加福煦爱女的婚礼。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几小时，据一个目击者说，所谈的都是“耸人听闻”的闲话。他们经常换戴军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时热烈争论，有时谐谑谈笑。威尔逊印象之中，最为深刻难忘的是陆军大学的学习方式，既紧张活跃，又大胆果敢。教官不断要求当学员的军官“快，快！”或者“干，干！”这种紧张快速的方法一经坎伯利参谋学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为威尔逊氏的“‘干’的行动”（allez operation）。
威尔逊在1910年1月第二次访法期间，曾向福煦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话，但它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对于跟英国结盟的看法。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威尔逊问道。
福煦的答复好像是利剑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威尔逊也一心要使英国作出承诺。他深信对德战争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头的迫切之感灌注给他的袍泽和学员，而他自己，对于这件大事则是全神贯注。1910年8月，他的机会来了。他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先前就是以这个身份同法国方面开始两国总参谋部的会谈的。于盖少校立即前来拜见新任处长，他因英法军事合作这一重大问题自1906年以来毫无进展而感慨系之。威尔逊回答他说：“重大问题！而且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再也没有别的比得上它了。”
第三部分：只需英国大兵一人只需英国大兵一人（3）
从此总参谋部就接管了这项工作。英国军官参观了那一年夏天的法国军事演习，约翰·弗伦奇爵士也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个骑兵将军，曾在布尔战争中一鸣惊人。格里尔森和罗伯逊由于盖少校陪同，重访了法比边界。他们征求了法国总参谋部的意见，选定了几处登陆基地，并在沿沙勒罗瓦到那慕尔一带的正面以及进入阿登山区的地方选定了几处中间整备区域，因为他们估计德军会通过比利时入侵法国。
然〖KG5：6〗而，“伊谢尔三巨头”根本不赞同把英国陆军只作为法军的一支偏师使用，所以，在摩洛哥危机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之后，1905年开始的联合计划的制订工作也就没有进展。格里尔森将军的职务已由他人接替。以伊谢尔勋爵为代表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见，主张在比利时采取独立行动，不受法军总部的节制，认为掌握安特卫普及其附近一带海岸乃是英国的直接利益所在。而约翰·费希尔爵士则强烈主张英国必须以海军作战为主。他信不过法国的军事能力，算准了德国人将在陆战中打败他们，所以认为把英国陆军送过海峡去一同吃败仗是无谓之举。他所赞成的惟一的陆上行动是在德国的背后来一次大胆的强攻，他还选定了一个精确的地点——东普鲁士沿波罗的海海岸的一段“沙土坚实的10英里长滩”。这地方离柏林不过90英里，是从海路抵达德国首都的最近一个地点，由海军送去登陆的英军部队可以夺取这块地方并建立一个作战基地，“使百万德军无暇他顾”。此外，陆军的作战必须“绝对限于……对沿海一带的突然袭击，收复赫耳戈兰岛，并驻守安特卫普”。费希尔认为，陆军在法国作战的计划是“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动”，陆军部的不知战争为何物是出奇的，陆军应当作为“海军的配属部队”来支配。费希尔于1910年初69岁时被授予爵位，同时被解除了海军部的职务，但是他对国家的作用则远未告终。
1905—1906年的紧急状态过去后，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在此后数年间进展甚微。但在这段间歇期中，有两个人士缔结了跨越海峡的友谊，这一友谊后来成了缔造一座友谊大桥的第一条铁索。
当时的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院长是亨利·威尔逊准将，他是个身材瘦长、热情奔放的英国血统的爱尔兰人。他的一副尊容，据他自己认为，堪与马面媲美。他敏捷而缺乏耐心，所以经常处于思潮澎湃、谈吐幽默、热情奔放、想像丰富的状态中，特别是精力旺盛。他早年在陆军部供职时，惯常在早餐前去海德公园跑步锻炼身体，随身带去晨报，只要减速到慢步的时候，便边走边看。先后照顾他长大的几个保姆都是法国人，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对于德语，则不那么感兴趣。1909年1月，史里芬在《德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对他的继任人毛奇给他的计划所作的某些改动表示异议。他为包抄法国和英国陆军所准备的“庞大的坎尼之战”，在文章中虽未露细节，但基本轮廓已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言而喻。坎伯利参谋学院的一名学员将这篇文章送给院长过目，威尔逊在归还的时候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
1909年12月，威尔逊将军心血来潮，要去拜访与他对等的人物——法国陆军大学校长福煦将军。他旁听了4节讲授课和1节讨论课，福煦将军优礼相待，请他吃了茶点。主人虽然因为每有贵宾来访就得中断工作而感到不胜其烦，不过还是认为对这个英国同行应该待之以礼。威尔逊将军对此间所见所闻兴致勃勃，坐下来一谈便是3小时。当福煦终于能够把客人送到门口，以为这下子总算可以最后道别的时候，谁知威尔逊意兴仍浓，当下宣布他第二天还要再来叙谈，并要再看看这里的课程。福煦不能不由衷地钦佩英国客人的这种勇气，并为他的关切感到高兴。两人再度晤谈时便肝胆相见了。不出一月，威尔逊又重临巴黎再次聚首商谈。福煦还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春去伦敦访问，威尔逊也同意夏天再来，观摩法国的参谋野战实习。
福煦来到伦敦，威尔逊介绍他与霍尔丹和陆军部的其他人员相见。威尔逊一头撞进一个袍泽的房间，就说：“我请来了一位法国将军，就在外面，是福煦将军。你听着，大战到来的时候，这家伙就会是盟国联军的司令。”此时此地的威尔逊，不仅已经接受了统一指挥的原则，并且定下了司令的人选，不过他的预言要见诸事实还得再经过4年苦战，经过战局濒临败北的危境之后。
由于1909年以后的频繁往还，两个校首长结成莫逆之交，威尔逊甚至成了将军家庭的座上客，还被邀请参加福煦爱女的婚礼。福煦跟他的朋友“亨利”一碰面就是几小时，据一个目击者说，所谈的都是“耸人听闻”的闲话。他们经常换戴军帽，一高一矮，并肩散步，有时热烈争论，有时谐谑谈笑。威尔逊印象之中，最为深刻难忘的是陆军大学的学习方式，既紧张活跃，又大胆果敢。教官不断要求当学员的军官“快，快！”或者“干，干！”这种紧张快速的方法一经坎伯利参谋学院采用，便立即被命名为威尔逊氏的“‘干’的行动”（allez operation）。
威尔逊在1910年1月第二次访法期间，曾向福煦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所得的回答只是一句话，但它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对于跟英国结盟的看法。
“英国至少要派出多少兵力才能对你们有所帮助？”威尔逊问道。
福煦的答复好像是利剑射出的一道寒光：“只需英国大兵一人——不过一定要看到他战死沙场。”
威尔逊也一心要使英国作出承诺。他深信对德战争迫在眉睫，不可避免，他也竭力把自己心头的迫切之感灌注给他的袍泽和学员，而他自己，对于这件大事则是全神贯注。1910年8月，他的机会来了。他被任命为作战处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先前就是以这个身份同法国方面开始两国总参谋部的会谈的。于盖少校立即前来拜见新任处长，他因英法军事合作这一重大问题自1906年以来毫无进展而感慨系之。威尔逊回答他说：“重大问题！而且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再也没有别的比得上它了。”
第三部分：只需英国大兵一人只需英国大兵一人（4）
等到下午由海军上将发言时，那几个听得出神的文官不禁大吃一惊。他们发现海军的计划和陆军的计划竟无共同之处。他所建议的远征军登陆地点不在法国，而在普鲁士北方海边的一段“沙土坚实的10英里长滩”上，在那里登陆的英军将会把“比它自身大几十倍的德军调离其正面作战的前线”。他的证据受到两名陆军将军的猛烈攻击。费希尔勋爵未在场，这就给阿斯奎斯以勇气来拒绝它，陆军成了这次交锋的胜利者。从此以后，费希尔的厌恶之情每隔一段时间便要咆哮发作一次。“英国海军，所向无敌……乃是牵制德军不使其攻进巴黎的惟一依靠，”他在数月后给友人的信中说，“咱们的士兵对于战争有着莫名其妙的想法，真是荒诞不经，不过，幸好他们都是无权之辈。我们将要夺取的是安特卫普，而不是在孚日山脉边境上去做傻事。”在夺取安特卫普的想法中，有着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性，直至1914年战争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分钟，甚至在那以后，这种逻辑性还在不断地给英国军事计划扯后腿。
1911年的8月会议，跟数周前清除米歇尔将军的那次法国最高军事会议一样，既对英国的战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副产品。发布命令，对制定海军政策的人选进行调整，报国心切的内政大臣欣然奉调担任海军大臣，到1914年，他将表明是担负这一重任的不可缺少的人材。
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引起的反响，激怒了那些被关在门外的内阁大臣和党内主张恪守和平的那一派。亨利·威尔逊也听说他本人已被看作是这次会上的大坏蛋，听说人家“都要我的脑袋”。以此为开端的内阁分裂行将在关键性的最后时日里演变成为异常危急的局面。政府始终保持着一种言不由衷的态度，声言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用霍尔丹的话来说：“不过是我们与法国亲密友谊的一种自然而非正式的结果。”说是自然的结果，也许是对的；说是非正式的，却不见得。伊谢尔勋爵对首相说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