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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上战云压境。各国政府惊恐不已，挣扎着力求避免战争。但一切都是枉然。国境在线的情报人员把每一支骑兵巡逻小队都上报为抢在动员令前头布防的队伍。各国总参谋部都为它们无情的时间表所驱使，拍着桌子要求及早发出调兵遣将的命令，生怕对手取得提早一小时行动的便宜。各国首脑都临渊畏惧，毕竟是要他们来承担国家命运的责任，他们想要退缩规避，但是军事行动的时间表还是把他们推向前去。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柏林（1）
8月1日星期六正午，德国给俄国的最后通牒限期截止，俄国没有答复。不出一小时，一份电报发给了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令他于当天下午5时宣战。5时整，德皇颁发了总动员令，但一些先遣部队在上一天根据面临战争危险公告已先出发。5时30分，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整个心思沉浸在这份文件上，在矮小的外交大臣雅戈陪同下，急急忙忙地走下外交部的台阶，招呼了一辆普通出租汽车，向皇宫疾驶而去。不多久，忧郁怏悒的总参谋长毛奇将军，口袋里带着德皇签署的动员令，在返回总参谋部途中，座车突然被拦住，乘着另一辆车子带着皇宫紧急命令的信使赶上了他。他又回到皇宫，聆听德皇作最后一分钟铤而走险的建议。这个建议弄得毛奇潸然泪下，这个建议也几乎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尽管参谋部保证在俄国全面动员之前，尚有6周时间的回旋余地，可是德皇不可避免地要冒可能丢失东普鲁士的风险的时刻现已到来。他曾向一个奥地利军官承认：“我憎恨斯拉夫人，我知道这样做是一种罪恶，我们不应憎恨任何人。但我免不了还是要恨他们。”不管怎样，圣彼得堡的罢工、骚动，暴徒捣毁窗户以及“警察和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巷战”等等令人想起1905年情景的消息，都使他感到慰藉。他那驻俄7年之久的年老大使普塔莱斯伯爵断定，并一再向政府保证：俄国畏惧革命，不会打仗。武官埃格林上尉也一再重复要到1916年才会备战就绪之说的信条，及至俄国毕竟动员了，他还报称俄国计划的“不是采取顽强攻势，而是像1812年指1812年拿破仑率军50万攻入俄境的战争。——译者注那样逐步退却”。在德国外交官爱犯错误的问题上，这些判断开创了纪录。这些判断鼓舞了德皇，所以时至7月31日，根据使者们提供的迹象，他还写了一份“指导”参谋部的手谕，犹津津乐道笼罩着俄国宫廷和军队的情绪，有如“患病的雄猫”。
8月1日，柏林街头人群扰攘，皇宫前哄聚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焦虑不安，情绪紧张，心境沉重。柏林多数工人承认，社会主义在他们思想上，还比不上他们对那些斯拉夫游牧民族的出于本能的恐惧和仇恨那样深刻。上一天晚上德皇在阳台上宣布面临战争危险的演说中已晓喻他们“我们已被迫拿起武器”，不过他们仍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等待俄国答复。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过去了。人群中一个新闻记者感到气氛紧张，“谣传四起。人们奔走相告，说俄国已要求延长时间。证券交易所则惊恐万状，人心惶惶。整个下午是在差不多令人无法忍受的忧虑焦急中度过的”。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表的一项声明结尾说：“如果铁骰子滚动了，愿上帝保佑我们。”5时整，一名警察出现在皇宫门口，向人群宣读了动员令，人们便开始恭敬地唱起了国歌：“让我们大家感谢上帝吧！”站满着军官的车辆沿着菩提树下街飞驰而去，他们挥舞着手帕，高呼着“动员起来！”人们顿时从马克思变成了马尔斯马尔斯（Mars）即战神。——译者注，他们欢欣若狂，并且一哄而散，冲向那些有俄国间谍嫌疑的人泄愤去了。以后几天中，有几个嫌疑分子痛遭拳打脚踢，死于非命。
动员的电钮一经按动，征召、装备和运送200万人员的庞大机器便整个自动地运转起来了。后备役军人到指定的兵站集中，领取制服、装备和武器，先编成连，再编成营，然后加上骑兵、摩托兵、炮兵、医疗队、炊事车、修理车以及邮车，按预定的铁路时刻表，被送到邻近国境的集结地点。在那里，他们再编成师，再由师编成兵团，由兵团而集团军，待命出征。单调运一个兵团——德军共有40个兵团——军官就需要火车车厢170节、步兵965节、骑兵2960节、炮兵和给养车1915节，总共需要6010节，分别组成140趟列车，同时还需要同等数量的列车运送兵团的军需品。从命令下达那一时刻起，一切都在按预定时间表规定的时间运行，时间表订得非常精细，甚至对于多少对火车轮子将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桥梁，都作了具体规定。
副总参谋长瓦尔德泽将军对他这宏伟不凡的组织系统满怀信心，很有把握，甚至在危机开始时也没有返回柏林，只是写了一封信给雅戈说：“我将留此准备猛攻，我们的总参谋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现时我们在那里将无所事事。”这是从老毛奇或“大”毛奇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1870年动员那天，老毛奇还躺在沙发上阅读《奥德莱夫人秘事》呢。
但老毛奇的这种令人景仰的镇定自若，今天并不见之于皇宫。两面作战已不再是幽灵般地使人忧惧，而已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况，德皇也同样接近陷入他认为俄国已接近陷入的那种“病猫”情绪。他与其说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倒不如说是个着眼全世界而又胆怯的人。他从不曾真心想打大仗，他要的是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声望，尤其是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权威，而且只想用恐吓别国而不是攻略别国的手段以遂其图。他想不斗而获得斗士的奖赏。所以每当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就像阿耳黑西拉斯和阿加迪尔事件爆发时那样，他就畏缩不前了。
当危机终于到达沸点时刻，他在电文上的批语愈来愈激动：“吓！恬不知耻的欺骗！”“混蛋！”“他撒谎！”“格雷先生是条骗人的狗！”“废话！”“这个无赖不是疯子就是白痴！”俄国动员了，他突然间脱口发表了预感大难临头的激动的长篇大论，他不是针对那些斯拉夫叛徒，而是遗恨于他念念不忘的那个人物，他的狡黠的舅父。他说：“全世界将卷入极为可怕的战争旋涡，这些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想毁灭德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狼狈为奸，图谋消灭我们……这就是爱德华七世慢条斯理、踏踏实实一手造成的局面的真相……包围德国终于成为事实。我们已把脑袋伸进绞索……爱德华已死，但比我这个活人还强！”
第四部分：巴黎和伦敦柏林（2）
一想到死去的爱德华的影子，任何可以摆脱既要与俄、法两国，又要与在法国背后至今尚未公开露面然而已隐约可见的英国交战的出路，德皇总是欢迎的。
就在最后时刻，一条计策献上来了。贝特曼的一个同僚，前来恳请他尽可能设法使德国不致陷于两线作战境地，并向他提出一个办法。几年来，对于是否可按照自治方式，将阿尔萨斯作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联邦国的问题，一直在进行讨论。这个办法如果提出来并为阿尔萨斯人民所接受，就可使法国收复失地的任何理由站不住脚。近在7月16日，法国社会党大会还公开宣布赞成这一办法。但德国军方始终坚持这些省份必须驻防，其政治权利必须服从“军事需要”，所以，直到1911年，既未准予制定宪法，自治更无从谈起。贝特曼的同僚现在敦请他立即公开正式建议召开会议讨论阿尔萨斯自治问题。这种会议可以让它一无结果地拖延下去，但在道义上它的影响将可迫使法国不得进攻阿尔萨斯，至少使它在考虑这一建议期间有所克制。德国就此可以在西线保持平静无事，并使英国置身局外，从而赢得时间将兵力调过去对付俄国。
提这一建议的人，至今姓名不详，也许是个伪托，但这无关紧要。这种机会本来是存在的，首相本人也是可以设想到的。但要抓住这个时机得要有胆略，而贝特曼，尽管器宇轩昂，目光深沉，须髭整洁，但如老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看法那样，“他是个非常脆弱的人”。德国政府非但不向法国投之以饵，诱它中立，反而在向俄国递交最后通牒的同时也向它递交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法国在18小时内答复它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并说如果法国保持中立的话，德国“要求将土尔和凡尔登两地要塞交由我们占领作为保持中立的保证，待战争结束后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法国把大门的钥匙交出来。
德国驻巴黎大使舍恩男爵感到难以递交这份“蛮横”要求，在他看来，此时此刻的法国如果保持中立，对德国具有莫大好处，本国政府大可以为此主动付出代价而不应采取惩罚手段。他递交了要法国声明中立的要求，而没有提出对要塞的要挟。但法国人截获和破译了给他的指示，对实情还是清楚的。所以当舍恩于8月1日上午11时要求法国答复时，他得到的回答是法国“将按自身利益行事”。
在柏林，5时刚过，外交部的电话铃响了，副外交大臣齐默尔曼接了电话，随即转身对坐在他办公桌旁的《柏林日报》编辑说：“毛奇想知道可否开始行动。”可在这时，刚译好的一份伦敦来电，一下子打乱了计划部署。它带来了希望，如能立即停止对法国的行动，德国就可以安全地一面作战。贝特曼和雅戈就是带着这份电报乘上出租汽车奔向皇宫的。
这份电报是由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发来的，汇报英国的建议。据利希诺夫斯基的理解，这个建议是说“如果我们不进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并保证法国也保持中立”。
这个大使，在德国属于讲英语，模仿英国人的举止、消遣方式、服饰，千方百计要成为英国绅士模式的那类人物。与他同侪的贵族，如普勒斯亲王、布吕歇尔亲王和明斯特尔亲王，都娶了英国夫人。1911年，一个英国将军在柏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发现，在座的40个德国人，包括贝特曼—霍尔韦格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在内，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感到惊讶。利希诺夫斯基还跟他的那类人物不同，他不仅在举止上，而且在内心世界也是一个诚挚的亲英派。他是决心到伦敦来使自己、使祖国都博得英国人的欢心的。英国社会是个恣情乡间欢度周末的社会。对这个大使来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生我育我之邦和我所钟爱之邦发生战争，所以他抓住一切时机避免两国兵戎相见。
因此，那天上午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内阁会议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出于自己的迫切愿望，将格雷的话理解为英国的建议，即如果德国答应不进攻法国的话，英国愿在俄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使法国也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