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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空间，窒息写作热情并扼杀散文体风格。她说：“学院派的史学家深受限定窄化读者之苦，先是论文指导教授，再来是演讲厅的听众，让读者看得下去并非他们的主要重点。”有人建议她或许可以去教书，“我为什么该去教书？”她如此强烈地响应：“我是一个作家，不想误人子弟！我即使想教，也做不来。”对她来说，作家就应该驻足图书馆或在田野实地调查，或埋首案前写作。她强调，希罗多德、吉本、修昔底德、麦克考利和帕克曼不也都没有博士学位？
有些评论家，尤其是学院派评论家，将塔奇曼的作品列为通俗历史而嗤之以鼻，隐含只因作品太过畅销，一定达不到他们自己所设标准的意味。这种贬抑的评论刺伤了她。大部分作家对负面评价采取默不作声政策，因为若作出响应只会激怒对方，给自己带来更多伤害。然而，塔奇曼却正面回击。她写信给《纽约时报》说：我注意到那些迫不及待指出作者漏东漏西的评论家，自己反而没有全部看完他所评论的作品。而且“非小说类的作者都了解那些评论家非得要挑出一些毛病才能凸显他们的博学多闻，我们也等着看他们到底能从鸡蛋里挑出什么骨头”。 塔奇曼最后多能打败那些评论家，至少他们不敢再与她正面冲突。这些年来她陆续应邀到很多名校演讲、获颁荣誉学位，并两次赢得普利策奖，她也当选为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成立80年来的首位女性院长。
尽管她具有好战的专业性格，但她作品中却有一种罕见的容忍。她用极为人性的语法描述笔下虚荣、自大、贪婪、愚蠢和懦弱的人物，也尽量假设他们并非生来就如此。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分析脾气火爆的前驻法英国海军远征军团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不愿派军队上战场的原因时，她写道：“不管是否出于军队最好保持现状，尽量避免人员无谓伤亡的考虑，英国战争部长基钦纳勋爵下令按兵不动；或者是约翰·弗伦奇了解到远征军若全军覆没，英国再也没有训练精良的部队可补充增员；或者把自己的军队置于离可怕的敌人仅几英里的欧陆战火下，沉重的责任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又或者在他表面大胆的言行下，天生的勇气在无形中一点一滴消逝。若非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很难评断他的行为。”
塔奇曼写历史目的是要呈现人类的挣扎、成功、挫折和失败的全貌，但她并不作道德判断。尽管如此，《八月炮火》一书仍含有历史的教训。愚不可及的帝王、政客和将领错误地踏进一场没有人要的战争，这场大决战如同一出典型的希腊悲剧般，一步步冷酷地迈向毁灭却无可挽回。塔奇曼在书中写道：“1914年那个8月，某些无可逃避且与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共通的因果隐约浮现，它摆荡在这场战争是精心完美策划抑或人天生不免犯错之间，让人因心生‘我们全为了荣耀上帝而战’的想法而惊悚颤栗。”塔奇曼希望读她书的人能从中记取警示，避免重蹈覆辙且日有所进。正是作者的这分诚心和书中隐含的教训，使上至总统首相、下至上百万的普通读者都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家庭和工作占据了塔奇曼的生活，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桌前写作，工作时她绝不容许自己分心。成名之后，有一次女儿艾尔玛对她说，珍妮·方达和巴巴拉·史翠珊想请她写电影剧本。她摇手表示不要，艾尔玛不死心地问：“但是妈，难道你不想看看珍妮·方达本人吗？”塔奇曼仍回说：“不可能，我正在做事，没有时间！”
她的第一份原稿是先手写在黄色的活页便条纸簿上，然后再照手稿打字，每一行距间固定空三行，方便日后重整文句时剪贴用。她通常一口气工作四五个钟头，中间不打岔。她的另一个女儿杰西卡回忆说：“《八月炮火》完稿的那个夏天，有一天我母亲进度落后急着想要赶上，为了远离电话的干扰，她在一座老旧但通风的制乳厂内架了一张桥牌桌和椅子，而工厂的隔壁就连着马厩。她早上7点半就起床工作，我的任务是在12点半时为她送午餐，午餐托盘上通常就是一个三明治、一瓶V…8牌瓶装果汁和一份水果。我每天悄然无声地走近马厩外的针松林，发现她总是同一个坐姿，那么地全神贯注。5点或稍晚她才收工。”
塔奇曼那年夏天为了一段文字，反复推敲了8个小时。后来那段文字成为她所有著作中最出名的经典佳句，这就是《八月炮火》的开场白：“1910年5月的一个上午，……，多么宏伟的一个场面！……”还没有与这本书相会的幸运儿现在可以开始翻开下页展读了。
第一部分：前言自序（1）
本书的缘起可溯至我早先写的两部主题皆为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一部是《圣经与剑》，内容描述英法联盟在中东与土耳其打得如火如荼之际，为使英军顺利开进耶路撒冷，英国遂在1917年发表《贝尔福（Balfour）宣言》的来龙去脉。耶路撒冷是犹太…基督教，也刚巧是伊斯兰教（虽然当时这点没有今天那么受到重视）的发源地和宗教中心，夺取圣城因而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举动，需伴以重要的宣示动作，并赋予其合适的道德正当性。一份承认巴勒斯坦是原住民族祖国的官方声明，正合乎这个需求。这并非一个亲犹太主义思维下的产物，而是基于两个其他因素：一是圣经，尤其是旧约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当年很多人深信不疑的逻辑，亦即《曼彻斯特卫报》那时所谓的考虑苏伊士运河两岸军事状况的说法，简言之，就是“圣经与剑”。
在《八月炮火》前的第二本书是《齐默尔曼电报》（The Zimmermann Telegram），这本书写的是当时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尔曼（Arthur Zimmermann）企图说服墨西哥和日本加入德国同盟，在美洲向美国宣战的计划，并以归还墨西哥原有的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州等土地作为报酬。齐默尔曼这个聪明的构想旨在借着把美军困在自己的本土战场，而无暇顾及欧洲战事。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记载计划详情的无线电文在传给墨西哥总统途中，被英军拦截解码，立即转交给美国政府，华盛顿随后公布电报内容。齐默尔曼的计划在美国国内引起公愤，反而帮助美国仓促加入欧洲战场。
在与历史打交道这么多年后，我一直认为时钟在1914那年卡住不动了，也就是说，就在那一年，19世纪才真正结束，开始迈入我们的年代——丘吉尔所宣称的“可怕的20世纪”。在寻找写书题材的过程中，我感觉1914年绝对是个好题目。但是，我并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入门或采用什么架构。当我还在踉踉跄跄寻找正确的切入点的当儿，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我的经纪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编辑想请我写一本关于1914年的书，问我要不要与他谈谈。我一下子当场愣住了，但还没有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我当然一口应允。尽管我很高兴这个编辑慧眼独具找到我这个正确人选，但想到原来其他人也有类似我的构想，不免令我有些怅然不安。
他是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的出版商，名叫塞西尔·斯科特（Cecil Scott），很不幸他今天已不在人世。我们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他想要的是一本探讨英国远征军团在蒙斯一役中发生的真实故事。这是英国远征军团1914那年在海外首次遭遇的战事。英军在这场战役中有点奇迹式地挺了过来，并对德军产生牵制作用，但英军获得神助的传说也闹得满天飞。与斯科特见完面之后的那个星期，我正好要去滑雪，于是雪橇装备之外，我还带了一箱子的书上佛蒙特山。
滑完雪回到家时，我已有一个以德国战舰“格本”（Goeben）号海上逃亡为主题的写作计划。“格本”号不仅逃过英军巡洋舰在地中海的追捕，并且在安然驶抵君士坦丁堡后，将土耳其连同雄霸中东的整个奥斯曼帝国卷入大战。这个事件决定了那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影响直至今日。选择“格本”号下手对我来说似乎再自然也不过了，因为它已成为我们家人，包括当时只有2岁的我亲眼见证的一部家族史。事件发生时，我们也正要搭船横渡地中海前往君士坦丁堡探望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祖父。当时我们如何从邮轮看到急于追捕敌船的英国巡洋舰上开炮射击，以及“格本”号如何加速逃走，以及一抵达君士坦丁堡，我们如何成为第一批向土耳其首都的官员和外交官报告这场海上追逐战的人士等等，都是我们家族圈事后常津津乐道的故事。我母亲事后描述她当时如何在来不及上岸与她父亲打招呼之前，就被德国大使详细盘问，形成我对德国人办事风格的第一印象，这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手数据。
事发将近30年后，我从佛蒙特山滑雪下来告诉斯科特先生这就是我要写的故事，但他说那不是他要的，他还是锁定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团如何击退德军，是否英军真的看到幻像或有一个天使飞在战场上空？蒙斯一役固然后来对西线战事十分重要，但天使传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坦白地说，我还是对“格本”号比较感兴趣，但是一个出版商准备要出一本有关1914年的书，比我俩观点互有出入来得重要。
整个战争对我来说是太大块的文章，远非我能力所及。但斯科特先生不断说我写这本书没有问题。后来我缩小范围拟订了一个集中探讨战争第一个月的写作计划，这一个月份涵盖了所有大战的根源，包括“格本”号和蒙斯战役。如此一来两方皆大欢喜，而此书也开始看起来有些眉目了。
深陷在以罗马数字编号的各军种以及左、右侧击包抄战术等复杂用语的泥淖，我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不足，觉得在动手写这类著作之前，应该先去参谋指挥学院念个10年。尤其是在尝试说明处在防守地位的法军最初如何收复阿尔萨斯时，我因无法真正理解备感吃力，但后来我还是成功编出一套故事。这是撰写历史过程中学到的运用技巧——即当你无法知道全貌时，只好以稍为模糊的手法来描述事实，吉本也使用漂亮相称的词句如法炮制，但认真分析起来却没有多少意义，而你可能因惊叹它们结构的完美而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吉本的功力，但是我学到深入尚未开发领域探险的价值，我并没有走回对素材来源以及所有人物、情况已有充分掌握的研究老路线。后者做起来当然容易多了，可是毕竟少了那种发现新大陆的惊奇感，这也就是我喜欢在写书时另辟新题材的原因。尽管评论家可能对此无法赞同，我却乐此不疲。
第一部分：前言自序（2）
《八月炮火》发行之初，书评界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自然也没有什么名气让他们任意糟蹋；结果我的作品反而得到热烈回响。克里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在“每月一书俱乐部”的会刊中写道：“大话不能随便说，但是我认为《八月炮火》还是有相当机会可以成为一部历史经典。它的优点几乎是修昔底德派标榜的知性、简洁、轻巧不沉重。一如修昔底德史书的题材，处理一次大战爆发前后这段时间历史这样的题材，其层次远超过单以文字叙事的有限境界。这本字字珠玑的散文记录了塑成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历史时刻，它提供了一个长远的观点来为我们所处令人忧心的时代加以定位。假设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很快就要被烧化成原子，地球大概会直接迈向毁灭，重演1914年8月当时无数炮口述说的悲剧。这个说法也许有过分简化之嫌，但它贴切地说明作者默默提出的理论。她深信这个可怕8月的僵局决定了其后战争的发展和达成和平的条件，并促成后来两次大战间情势的演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接着费迪曼特别挑出我书中几个比较突出的角色，包括德皇、艾伯特国王、霞飞（Joffre）、福煦（Foch）将军，对他们描述了一番。他说，优秀史家的另一个高明之处是能预测人类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这些人物在我笔下表现出来的性格正是我原先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我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费迪曼能体会我下的苦功令我感动万分，更甭提他把我和修昔底德相提并论了。听到他的赞美，我发现自己竟然热泪盈眶，这是我过去不曾有过的反应，毕竟能获此完美的知音，一生也许只有一次。
有关是否要推出本书的周年版一事，我想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仍保有原先在史学上的意义和价值。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书中的每一个段落章节，我都不想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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