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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被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恰恰是我们。中央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不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定出一个明确的判别标准，只是一味给群众运动加温，一遍遍号召“天下大乱”，好像乱得还不够。我们都是经历过数次政治运动的人，都明白如果再这样搞下去，将来难以收拾。因此，我们心里都非常担心。当时，我还很惦念耀邦同志，他被揪出来了，听说一直关在团中央。我曾派儿子小津去团中央看他，可去了两三次都没有看到。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7）
我原本是抱着释疑的心情而特意抱病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没想到会议的结果不但没有消除我的担心和忧虑，反而大大地加重了这种不安，使心情更加沉重。
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在强大的压力下，少奇和小平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他们两人检讨的中心意思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错误地估计了“文化大革命”形势，并都主动承担责任，不诿过、不隐错。小平同志说：“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承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承担。”少奇、小平同志是我平素很敬重的领导，听了他们明显违心的检讨，看到他们主动承担责任的精神，使我心里既感动又心痛。
10月24日开小组会，各小组发言。我记得谢富治在会上表现得很突出，调子很高，叫嚷“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很必要”，并建议将刘、邓的错误拿到县团级去公开批判。
10月24日晚，毛主席召开了汇报会，并在汇报结束时讲了话，大意是“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文化大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
一听说还要搞五年，联想到目前的混乱状况，我不禁吸了口凉气。
会议期间，我还听说少奇同志的检讨曾先送给主席征求意见，主席看了作了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
对于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当时不要说我们，就是连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心中也是没有数的。少奇在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说过：“‘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知道，跑来问我，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也就难怪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我们这些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了。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8）
听到主席对少奇同志检讨的批示，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积郁在心中多时的疑虑似乎也减轻了一些。可是，后来运动的发展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批判刘、邓的浪潮不仅没有减退，相反越来越升级，直至掀起惊涛骇浪。
会议开到最后几天时，林彪、主席、总理先后在会上讲了话。
总理的讲话较温和平缓，主要还是讲运动，讲抓革命、促生产，讲国民经济。
林彪的讲话最激烈。我记得林彪讲话有几个提法给人压力很大，一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另一个是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特别是10月25日，林彪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他说：“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了另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刘、邓，就是毛主席大字报说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林彪这番杀气腾腾的话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
主席讲的话仍让人摸不着头脑。主席在讲到“一线二线”问题时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
我边听心里边嘀咕：主席总讲“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指的修正主义是什么呢？北京出修正主义，会是谁呢？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连主席都奈何他不得？我越想心里就越疑惑。
曹荻秋代表我、魏文伯和他在第三小组作了联合发言。和广大造反派对“文化大革命”热烈拥护的情绪截然相反，我们的态度基本上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其他各组同志的发言和我们的态度也都差不多。只有山东的王效禹和我们不一样，似乎是很理解、很认真、很得力的，他把谭启龙大大地批评了一通。
会议期间，江青请我们吃了两次饭。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9）
我们到京的第二天晚上，江青请我和谢志成到她中南海的住处吃饭。我们到了中南海她的住处，当江青出来接待我们时，只见她身穿军装，戴着帽徽领章，连她的护士也穿着军装。联想到江青以前想要军装罗瑞卿不给她，我强烈地感到：时势确实大变了。江青这人对军装有着一种强烈的爱好，记得在搞《芦荡火种》时，她曾指着我问：“你是红小鬼，为什么不穿军装？”这话真让我啼笑皆非。穿衣戴帽，各人所好，总得符合环境和个人的身份；江青却总是把这些和政治联系起来。江青留着短发，当时又在大破“四旧”，她一见我们就对谢志成说：“小谢呀，你头发留那么长干什么？还不赶快剪掉！”喜欢新奇花样，标新立异，爱出风头，又好心血来潮，这便是江青的性格。
江青请我们吃了一顿便饭。当我谈到对北京的初步观感时，江青说：“这些小将们真厉害呀！那儿都敢闯。我出去都把文件藏在车座底下，怕被他们抄走。这次让你来北京，就是怕你跟不上形势，落后于形势。”讲到上海的情况时，江青说：“对上海方面两个人不满意，一个是魏文伯，一个是曹荻秋。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很不得力，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她又举了一些例子，都是些传闻。
江青的这顿便饭使我进一步感觉到，这次让我带病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显然是他们早有商量的。林彪、叶群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江青又说怕我“落后于形势”，怎么会如此不谋而合、如出一辙呢？看来，他们对我、对上海有着什么打算。因此，我在吃饭讲话时非常谨慎，言语不多只是应付。好在江青这个人喜欢讲话，一餐饭的时间基本上是她在高谈阔论。
果然，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张春桥来我住处一次，公开表示对魏文伯、曹荻秋的不满，说：“上海的群众对魏文伯、曹荻秋意见很大。从这次会议期间看来，魏文伯、曹荻秋又没有做什么像样的检讨。看来他们两人是不能再领导运动了。”他要我回上海之后，站出来主持工作。对此，我没吭声。谈话结果，张春桥未能如愿。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0）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江青再一次请我和谢志成吃饭。这次是在钓鱼台，饭菜很丰盛，是正儿八经地请客。金秋时节，景色宜人，钓鱼台国宾馆气氛高雅。叶群看望，江青请吃，张春桥谈话后，江青再次请我们吃饭，思想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这是主人的刻意安排。我当时就想：这虽不是“鸿门宴”，但看样子这餐饭是不太好吃的。果然，江青志满意得地对我和谢志成嘘寒问暖，夹菜添饭。亲热一番后，她马上道出了本意：“曹荻秋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看来是搞不下去了。我们希望你站出来。”
我心想：我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事实上事先事后都和我汇报过，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对这场运动确实“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如果把他们“搞下去”，让我“站出来”，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但我心里这样想，口里却是委婉地说：“我一直在休息，好久没有工作了。大半年了，身体也不好，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下子接不上去，恐怕不能胜任。”
“不了解情况可以调查研究嘛。你应该主动接触少数造反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和春桥、文元三个人支持你，给你当顾问。”
“不敢当！不敢当！”我连忙说，“你们三个都是中央文革的领导，你们当顾问，我可担当不起。”我坚持说：“我的身体情况不行，还是做做调查研究，给曹荻秋他们当当参谋。”
江青脸上顿时显出不快，气氛显得沉闷起来。此时，辉煌的餐室、丰盛的菜肴，与席上人不悦的脸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吃完后，谢志成在洗手间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丕显确实身体很不好……”“那是因为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江青气狠狠地讲了这么一句，连声调都完全变了。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此话与贺龙曾经告诉我的柯庆施说我的话一模一样。
这顿不愉快的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走出餐厅，已是夜色朦胧。和天空一样，我和谢志成心里也都笼罩着一片阴影。我们预感到情况的复杂，预感到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情况。因为这两年同江青打交道较多，深知她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为了再进一步了解情况，我们就去看了陈伯达。一方面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方面我们是老乡，我同他过去比较熟悉，我认为找他了解一下情况会好一些。陈伯达当时也住在钓鱼台，他这个人平时最怕人叫他“老夫子”。我喜欢和他开开玩笑，所以一到他那里就指着房间里的摆设说：“伯达同志，外面都在破‘四旧’，你这个房子里摆的东西不尽是些‘四旧’吗？”“我这是借住的地方。这些东西是原来摆着接待客人的。”陈伯达连忙解释说。
我向陈伯达讲了江青要我到第一线以及她与张、姚要给我当顾问的情况，陈伯达急切地问我：“你怎么个态度？”我说：“我自生病以后一直在治疗，身体很虚弱，所以我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搞搞调查研究，还上不了第一线。”
暴风骤雨红卫兵运动的兴起（11）
对我的话，陈伯达都没表态，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着后来形势的发展我才明白，从叶群打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到江青两次请我吃饭，以及张春桥的话和陈伯达的“不表态”，都是早就串通好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我由“红小鬼”变成“黑小鬼”，还说：“上一次开会（指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是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都知道。可他死不回头。”他们怕我“落后于形势”是假，实际上是想把我拉到“第一线”充当靶子；他们“拉”我是假，真正目的是为了“打”，彻底把我和上海市委、华东局一大批干部打倒，以便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