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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报社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的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宣传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你”指陈伯达）都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1967年1月9日的《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上海《文汇报》1月5日刊载的由我主持与签发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被毛主席肯定是“少有的好文章”，我心中自然高兴，同时，也对其中一些提法不理解甚至不满意。
主席的这个讲话被红卫兵迅速地印成了传单，我也很快就看到了。我主持并签发的《急告全市人民书》被主席肯定为是“少有的好文章”，心中自然高兴，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同时，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心里就暗自掂量过，造反派们算是什么阶级呢？被夺了权的《解放日报》编委、《文汇报》编委，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产”，这个“保守派”又是指谁呢？除了我和曹荻秋，这个账还能算到谁的头上去呢？死了的“张屠夫”，又是指谁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正面积极地去理解，认为主席讲这番话的关键点在于“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全国的形势我虽然不太清楚，但上海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半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把生产形势搞得一团糟，工人们成立跨行业造反组织，到处造反，机器停转，工厂关门，工业产值急剧下降。两派群众组织的尖锐对立随时可能导致矛盾激化，造成停水、停电、停交通的“三停”严重局面，到那时可就一切晚矣！上海是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上海不能乱，上海不能垮。这决不仅仅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一定也是令中央、令主席担忧的问题。这样一想，便觉得主席的讲话英明、及时，个人即使受再大委屈也可以不去计较。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9）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标题略加修改，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接着，全国各省市大小报纸纷纷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上毛主席的指示，便一下在全国轰动了。
这是张春桥一伙阴谋家始料未及的。一篇本来为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由随时可能被他们打倒的陈丕显提出主要观点并签字同意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居然被主席如此看重，并被全国报纸争相转载了！这一口气吞得太不顺心！张春桥、姚文元觉得自己失算了。
不仅如此，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失算还在后头。这就是《紧急通告》的产生。
《紧急通告》是针对上海市愈刮愈烈的经济主义歪风而产生的。
经济主义歪风是从“签字风”开始的，而签字风则始于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后，造反派们发现了签字的甜头。许多过去要经过处、局、部层层审批的请示、报告，现在抓住一个“头头”签一个字，就解决问题了。那一阵批斗会开得既多又凶，批斗会的目的往往就是要头头签字，不签就斗，狠斗，一直斗到你签字为止。而且，造反派们越来越发现，不但表面看来冠冕堂皇的要求能通过签字得到解决，许多不正当的、掺杂个人私欲的、过去不敢提到桌面上的要求，只要能得到一个签字也能解决。这大大地刺激了一些人的私欲，各种要求、条条雪片一样往我和曹荻秋身上飞。其中有要汽车的，有要军大衣的，有要房子的，有要买红布做袖章的……
一时间，也不知怎么冒出那么多组织，有个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组织，弄出个“八项要求”要我签字。我不签，就斗我。
现在上海市委文革档案里，还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共红布十匹，立即供应。
要求者代表蒋××这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名叫戴立清，是从兰州倒流回上海的，摆过小摊，做过投机倒把生意。“文革”时在上海标准件材料厂当临时运输工，领了一群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
戴立清造反闹什么呢？闹长工资，闹待遇，闹转正。临时工、合同工转正是有政策的，这不同于批条买几丈红布、几桶墨汁，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制度的重大政策问题，市委决不会让步，因此他们在上海当然闹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戴司令一声令下，他们闹到北京去了。
令人感到意外又啼笑皆非的是，1966年12月26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居然接见了戴立清。很显然，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完全是“借题发挥”，有着险恶用心的。江青真不愧是个“演员”，“感情丰富”，在接见会上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她听了戴立清等人对上海市委“老爷们”的控诉，还当场流下了眼泪。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0）
江青当着戴立清等造反派的面，当即宣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进殿，劈头一顿训斥：“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服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么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是像包身工！”
康生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又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这伙人根本不懂和无视国家政策法规，你一句，我一句，信口雌黄间，就把实行多年行之有效的政策变了个样。戴立清一伙自恃拿到尚方宝剑，回到上海，更加起劲地闹转正，闹补发工资，增加工资。
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上海各家银行纷纷告急：仅从1967年元旦到元月4日，4天时间里货币流失量就达千万元！接到这些告急，我和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不刹车不行了。
正当我们在为刹经济主义歪风急得团团转时，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及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的出谋划策下，“市委机关联络站”、“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以全市造反派名义，在上海市人民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批斗会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中心会场上，他们把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我、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杨西光、梁国斌、常溪萍等揪到台上批斗，还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大会的重点发言和口号都经张春桥、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在这个批斗会和以后的29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对上海市委特别是对我和曹荻秋同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陷，罗织了许多“罪状”。
1967年5月6日的《解放日报》在总结三次电视批斗会议的新闻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电视斗争大会已经经历了三个回合，获得了极为辉煌的战果。十多年来旧上海市委内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更加彻底地揭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复辟的斗争更加充分地暴露在全市革命人民的面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柯庆施同志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现在，这个最坏的人被挖出来了，他就是潜藏在旧上海市委内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上海的代理人。几次电视斗争大会揭发的大量材料表明：他和上海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狂热吹捧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破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大肆推销大毒草《修养》；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贩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百般美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投降；他们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呼应，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他们积极推行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四清’运动。在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变本加厉，顽固地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中央文革小组，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在干部问题上，他们提出‘上压下挤’等恶毒主张，打击一大片，千方百计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过关。许多人在揭发时指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柯庆施同志在世时，对他们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有力的反击，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上海占统治地位，充分调动了全市革命人民的积极性。柯庆施同志去世后，他们依仗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势力，窃取了上海的党权、政权、文权，倒行逆施，兴风作浪，妄图在上海复辟资本主义。真是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1）
现在重读这些文字，读者们会哑然失笑，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荒唐了，简直不值一驳。可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组织、一个同志被戴上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那就是罪该万死，永世不得翻身了。面对这样的攻击和诬陷，我力争全力反驳。然而，我越争，他们就越斗，越说你不老实，态度恶劣，罪名也越来越多。最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居然宣布：从今天起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要我在七天之内彻底交代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还致电中央要求彻底改组上海市委。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篡夺上海的党政大权作准备。
1月6日批斗之后，1月8日下午，我到锦江饭店九楼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刹经济主义歪风的会。这就是当时我们这些“走资派”的处境：一边要接受批斗，否则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一边还要组织生产，否则出了事又说你以生产压革命，真是左右为难。有时只好上午接受批斗，下午组织生产；有时只能是白天接受批斗，晚上组织生产。不管造反派怎么“撤”我们的“职”，在中央没宣布前，我还是上海市的领导，还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还得负责上海的工作。这个会是由几个造反组织带头发起的。造反派里面聪明一点的人也明白经济主义歪风不能再刮下去，否则他们自己的前程会随上海的经济崩溃一块儿完蛋。会上决定起草《紧急通告》，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有“红革会”、“工总司”、“三兵团”等造反组织。我代表上海市委在上面签了字。
《紧急通告》发出后，张春桥又一次感到恼怒，他把徐景贤叫去训斥：“刚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怎么又来了一个《紧急通告》？谁让你们去开会的？谁让陈丕显去起草这种通告的？”
张春桥又命令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想从我嘴里搞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报上登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都是表示支持的。《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在锦江饭店，我和各个造反组织及有关各局负责人研究，由造反派提出意见，我签字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