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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接下去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他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击……”
当时，张春桥得意洋洋地在台上指手画脚，我和曹荻秋像个罪人，低头站在台上听审，但我并无半点心虚。张春桥对《急告全市人民书》及《紧急通告》是什么态度，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就在两天前，他还叫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我探听虚实，这才不过几十个小时，他整个嘴脸就如此大变。对这件事，对一年多来上海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我们清楚，他也清楚，此刻真正心虚的应该是他。我相信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阴谋和阴谋家迟早有一天会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张春桥、姚文元讲完话后，王洪文上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7）
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手下的造反队员突然对我采取“闪电行动”，几个人抓起我就走。上车前我问：“带我去哪儿？”
“让你去哪儿就去哪儿！少废话！”
“你们凭什么抓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说完便不容分说地将我推搡上车。
这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既没让我回家，也不让我跟家里人说一下，就这样把我抓走了。车子七拐八绕，把我带到一处地方关起来，通知我准备明天“配合”游街。
说是心里一点不慌，那是假的。我自忖一生革命，不能说一点错误没有，但自己是始终忠于革命、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极尽绵薄之力。不要说作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了，就算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也不能被人肆意侮辱！游街，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侮辱色彩的事，明天就要强加在我头上了，上百万人无组织的行动，谁能料到会不会有殴打、唾骂甚至比这更野蛮的事情发生？
我一面设想着种种可能降临的侮辱，一面暗自决定着，如果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将如何对付，如何保护自己的尊严。一夜辗转反侧难眠，听着墙外轧轧作响的机器声，我猜想自己被关押的地方是个棉纺厂。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关押我的地方正是棉纺厂，是王洪文起家前的“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勒令上了一辆卡车，开始了全市大游街。用卡车游街，这在上海还是没有先例的，这个发明权大概也属于王洪文。
卡车上有一个看押我的红卫兵小姑娘，看年纪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小，顶多十三四岁，是个中学生。看上去人长得很精神、挺秀气的，说起话来伶牙俐齿，穿了一身军装，戴着红袖章，梳了两个羊角刷刷，时尚的打扮掩饰不住稚气未退的灵秀。我想，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可是“文化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姑娘的面目：这个小红卫兵杀气腾腾的，横眉立目站在那里，一副随时准备解下皮带打人的样子。我听见周围的人都叫她“鬼见愁”。
我在“鬼见愁”的看押下开始了卡车游街。卡车上挂了两条大红布条，上面写着黑字：“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陈丕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车上的口号声、喇叭声甚嚣尘上，街道两旁尽是群众，从眼神看得出他们对这种做法是反感的。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8）
站在车上，“游”过这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怆：土地革命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让顽固地主游过街；进城后，我们搞“三反”、“五反”，让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游过街。没想到今天我竟成了游街的对象！转而想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走资派”莫不如此时，自己又有了点阿Q的味道：在卡车上游街有一点好，就是打不着也挤不着。我昨天晚上的许多担心，倒成了多余的了。
后来听说，两天后游斗荻秋同志时竟用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强令荻秋同志跪在高高的车顶上，且不要说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做法也是令人发指的！
从这次游街之后，我便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告别了工作，告别了家人，带着鼻咽肿瘤治疗后的虚弱的病体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囚禁起来，开始了整整八年的囚禁生活。
继1月4日、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之后，上海市逐渐掀起了夺权狂潮。从1月11日至14日的三天内，有49个市级、区县局级单位被夺权，其中有本单位造反派夺的，也有本单位联合外单位造反派夺的。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策划、指挥下，一时间上海各造反组织纷纷粉墨登场，争夺权力，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夺权闹剧。
1月1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宣布成立之后，由于各造反派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1月15日，耿金章的“二兵团”联合“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11个造反组织，约二三百人，于凌晨3时半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上海市委的大印，宣告“夺权成功”。这打乱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络总站”夺上海市委权力的计划。张、姚、王非常吃惊又非常恼火，立即研究对策，并由张春桥直接出面对耿金章软硬兼施，迫使耿金章退出夺权。
与此同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张春桥与姚文元商量，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不用“联络总站”的名字，而用“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打电话请示陈伯达，陈伯达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有新意。有了陈伯达的支持，张、姚更起劲、更有胆了。他们又马上部署，从拼凑夺权班子到舆论宣传，诸如“夺权宣言”和“通令”、张贴标语以及新闻报道，都作了充分准备。他们计划1月24日召开夺权会议，25日开庆祝大会。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9）
可是张、姚、王的如意算盘一再被“二兵团”、“红革会”、“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夺权行动所打乱，“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迟迟无法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方面密谋策划，采取笼络、离间、分化和镇压等多种措施打击、排斥异己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向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寻求支持。
1月3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中央报刊第一次让“一月革命”见诸报端，显然是中央文革组长、《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对张春桥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一月革命”的“发明权”属于张春桥。在此之前，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
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2月5日，《文汇报》破例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新闻一开头就龇牙咧嘴大吹大擂地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当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织上百万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俨然以人民公社领导者的身份登上主席台，成为公社的“常委”，在会上发表演说、讲话。王洪文踌躇满志地宣布“上海公社”的“宣言”和“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是，这个“文革”的怪胎便宣告出世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梦寐以求的夺权愿望似乎就这样实现了。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一伙组织上百万人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可是，毛主席不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条新闻，并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作主张。〖〗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诞生的。这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拉大旗做虎皮的阴谋诡计，是用以欺骗广大干部、群众的。其实，毛主席既没有“热烈支持”，也没有同意“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2月5日《文汇报》发表新闻之后，按理说《人民日报》应当照例给予转载，以表示中央的支持和肯定。毛主席却不让《人民日报》转载，因为这是涉及国家政权体制的大问题。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中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张春桥不得不作了检讨，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24日，百万群众只好又一次集会“庆祝”。
作主张，张春桥不得不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好。”通知规定各省不再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应按毛主席的指示，统一为“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只好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接着，上海又出现了“文革”中罕见的奇怪现象：2月24日，上海市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天，即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成立大会的消息。报道中专门提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至此，张春桥便成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太上皇，开始了他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1）
之一；老帅们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在我被关押一个多月之后的这天，一场酝酿了半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在北京中南海突然爆发了。这就是后来被江青、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震撼全国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说起来，触发这次事件的引信之一还是我。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步伐，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夺权的狂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市委、市人委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整个上海的局势也处于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境地。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我和荻秋同志心急如焚，可又力不从心，难挽狂澜。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我和荻秋同志商量，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之后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对我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放下电话，我立即把通话情况向荻秋同志说了，并一起分析了陶铸同志指示的含义和精神。我们都预感到，似乎党中央将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我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深受鼓舞。可是从《元旦社论》的精神看，并没有这个迹象。《元旦社论》说“今年的任务是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