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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老板立即回击道：“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先念同志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逼、供、信。这个搞法是从1966年的第13期《红旗》社论开始的。”
《红旗》13期社论的标题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文章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发表在1966年10月。听先念同志如此说，总理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是分管《红旗》的，《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都要送他审查，而且许多文章是由他授意组织的。这篇社论明明是他参与炮制的，康生却当面撒谎道：“我没有看过。”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老一辈革命家在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骂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心中更多的还是疑虑、担忧、迷惘和观望的话，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这种疑虑和迷惘已经转化为愤怒和抗争了。这个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大量血的事实的教育下所触发的。郁积在老一辈革命家心头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在老帅们猛烈的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可是，老同志们越说越激动，逞一时之气，图一时之快，也说了一些过头话。没想到后来引起天威震怒。
会后，谭震林在激怒之余写了一封信给林彪，信中说“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刘少奇、陶铸、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住在中南海的以外，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北京的《百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8）
一个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的耿耿忠心和无私无畏的情操跃然纸上！今天重读这篇“讨妖檄文”，我仍然肃然起敬。
谭震林本来想通过此信打动一道打江山走过来的林彪，再通过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主席施加影响。可是谭震林心地太善良了，他看错了林彪，更没有想到林彪不仅没有被谭震林的凛然正气、对党的耿耿忠心所感动；而且，这个阴谋家还告了谭震林一状。林彪阅信之后大笔一挥批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批示连谭老板给他的信一起被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张春桥一伙在会上大气不敢吭一声，会后却紧锣密鼓开始了恶人先告状。
怀仁堂会议的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连夜整理出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然后找江青添油加醋地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又害怕又恼怒，说：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我们必须反击。接着这群魔鬼便在江青那里密谋，由江青给主席写了个字条：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仅仅几小时之后，主席就接见了张春桥、姚文元，并听信了他们一面之词的汇报。
张、姚当年是怎样汇报的，现在无法查到原始资料了；但从第二天主席的“震怒”里，可以肯定这几个阴谋家在两根最敏感的神经上做足了文章。
一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上。主席曾说过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政权，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管“文革”在错误的路上后来走了有多远，主席始终认为发动“文革”的起因是要在中国走出一条反修防修的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和贡献。谁若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唱对台戏，他是不能容许的。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9）
二是对待“中央文革”的态度。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是直接联系着的。尽管主席对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这一批老革命家并不准备全部打倒，也不否认他对“中央文革”里的某些人包括江青有看法（这从不久以后的一些讲话和作法就可看出），但就总体来讲，他不允许否定“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是指导和左右“文化大革命”的工具，否定了“中央文革”，也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2月18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按照康生的说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叶群当时代表林彪出席会议）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嘛！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主席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主席的批评确实是很重的，于是在这场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张春桥一伙邪恶势力再次占了上风。从2月23日至3月18日，中央开会多次，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轮番围攻谭震林和其他老帅们。很快，3月份，江青等人又将党内斗争公开于社会，在接见造反派的大小会上不断披露被他们有意歪曲的所谓“二月逆流”真相，社会上迅速掀起一股狂热的“反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所谓“二月逆流”触发的原因之一同我有关。我深深地感激这些老帅们，特别是深深感激谭震林、陈毅。至今每想到此事，我对老帅们都充满感激之情。“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同志、老一辈革命家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了。如果在这批老同志的抗争下能够使某些人清醒一些，迷途知返，党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然而事实是抗争的人被打下去了，正义再一次被邪恶所征服，国家和人民又将面临更深的灾难。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经历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囚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