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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使用化学毒气弹的军官和军士。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所学校先后培训了1万余人，后来都成为进行毒气战的骨干，把他们派到侵华战场最前线的部队里传授和普及化学战知识，并带头在实战中使用毒气弹。在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写的教材——《七·七事变时期化学战例证集》这一重要史料中，留下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武器的罪恶记录：
1941年9月，驻扎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集中兵力要攻打长沙。为牵制日军南下，国民政府命第6战区司令官陈诚，立即攻克宜昌。我军对驻守在宜昌日军第13师团发动猛烈进攻，日军完全被我军包围，冲进宜昌的我军官兵，离日军第13师团司令部不到1000米，日军处于全军覆灭境地。这时该师团山炮第19联队（团）作困兽犹斗，发射毒气弹，从10月7日至12日五天中，发射黄弹1000发，红弹1500发，中国军队官兵大多中毒，只得撤出宜昌城外。
1943年11月9日，日军在井陉县老虎窝村一带扫荡时，将100余名躲在山洞内的人民群众，全部毒死在洞内。
……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大量毒气，在当时就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注意和谴责。但是日军和日本政府贯于抵赖，百般否认，称之为“无根据的谎言”。现在被日军作为军事秘密的《例征集》终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被查到， 并被披露出来，公诸于世，日本政府如再抵赖，将会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总共生产了700多万发毒气弹，7400多吨化学武器，这些毒气弹绝大部分运到中国战场，在实战中使用。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战败投降前，还有许多毒气弹未用完，全部秘密隐藏起来。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也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提供其隐藏地点。解放后，中国人民在东北16个县市，30多处发现毒气武器，总计有200余万发，约1300余吨。按照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有关条约规定，当事国应妥善处理遗弃在他国土地上的有毒化学武器。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受遗弃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毒弹之害的人数达1000人以上。如吉林省敦化市农民在郊区沼泽地，发现日军遗留下来的毒弹，因时间久远，腐蚀外泄，造成水源及土壤污染，发生500人中毒的悲剧，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毒气战的牺牲品。
日本法西斯的细菌战，在战后余祸犹存，多次造成中国东北人民家毁人亡的深灾大难。1945年8月，长春市内及其二道河子、宋家洼子传染病猖獗，多数全家死亡。1945—1946年，洮南、洮安、镇赉、开通四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1400余人。从1946年开始，连续7年，孟家屯（孟家屯是100号部队军马厂遗址）附近的榆树、永吉两村都发生爆炸性的流行性霍乱，死了很多人。吉林的于霍顺只去了一次孟家屯，便传染上霍乱，一家人一夜之间都死了。据当地人说，第100号部队撤退时，往井里投放霍乱病菌，使其成为当地污染源。1946年，吉林省永吉县岔路河，每天死亡达30人。1947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000余人，其中死亡7000余人。1946年，哈尔滨平房一带也有100余人患鼠疫死亡。至1946年6月，以原731部队细菌部队工厂为中心，鼠疫以扇形向西、北和西南方向蔓延，当地很多人患病而死，平房地区尸横遍野，一片荒芜。有一个不到600人的小村庄，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死了450人。离731部队不远的后二道沟、义发源、东井子村，在1946年夏秋季，连续爆发鼠疫，死亡103人。住在平房附近一家人的主妇，从731遗址捡回一个中间有隔板的容器，用它当了饲料盆，不久主妇及全家突然发病，除了祖孙两人幸存外，家里其余人全都死亡。现在这个容器被作为731部队的罪证，在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纪念馆中展览。
日本政府有责任交待清楚这些残留毒弹的隐藏地点，并把这些残留毒弹运出中国。日本政府有责任与中国政府一起妥善解决中日间其他一切遗留问题。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好政府和好人的底线
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什么样的人是好人？或许这是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但是在民族的整体利益面前，在历史的大是大非选择面前，好政府和好人是有一个底线的。突破这个底线的政府和人就不是好人和好政府，而且一定是坏政府和坏人。
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逃脱制裁看蒋介石领导的政府1945年8月，延安公布日本战犯名单中，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上将）冈村宁次被列为首要战犯。
可是蒋介石十分欣赏冈村宁次的反共才干，所以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1945年10月26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下令：停止冈村宁次的一切外交活动。自此，冈村开始作为一名“高级日俘”过起被软禁的生活。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庇护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迫于压力，1948年3月20日，在上海商会礼堂，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冈村此时态度蛮横，把战争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当辩论进行激烈时，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奉蒋介石之命，给法庭庭长石美瑜打来电话，指示他“冈村一案，暂停审理”。次日，国防部批准冈村“保外就医”。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进行第二次公审，竟当庭宣布无罪释放。
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就此事发表声明，勒令国民政府必须立即重新逮捕、监禁冈村宁次。全国人民也纷纷遣责国民党袒护日本战犯的罪行。但国民政府竟于1949年1月29日清晨，放走冈村及259名日本战犯，让他们偷偷乘坐美国“约翰。W。维克斯”号船舰返回日本。
1950年，冈村宁次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1955年，冈村宁次又任日本旧军人组织“战友联”的副会长，后任会长。1966年9月死于日本东京，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冈村宁次是何许人也，前面已有叙述，这里不用再多说，而作为掌管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人的蒋介石却几次三番的挽救这个本该受到历史正义审判的恶人，而这样的底线一旦突破，这样的人领导的政府的性质岂不不言而喻吗？
从陈公博等人的“怕死”看汉奸们为什么是坏人1945年8月30日，陈公博制造畏罪自杀的假相，让人在报上登载。陈本人及死党共七人，则在25日秘密逃往日本。9月初，陈公博自杀真相被披露。10月3日，陈公博等七人从日本被引渡回国，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9月9日，“军统”局头子戴笠亲临上海，假周佛海之手，演出了一场“以奸肃奸”的闹剧。9月底，戴笠开始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笠亲自用飞机护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对于这样的处置，民众非难之声嚣然而起。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国民政府又把周佛海召回南京。1946年4月12日，陈公博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枪决。
无独有偶的是，曾两度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在投靠日本之前，曾通过宋子文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但仍被逮捕，入狱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
1946年春季，军统局把羁押在北平的特级汉奸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齐燮元被判处死刑。曾任伪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判处死刑，1948年在北平被枪决。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长周佛海，判处其死刑。不久，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改死刑为无期徒刑。第二年4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汪精卫老婆、伪中政会委员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上海狱中。伪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梁鸿志，判处死刑，1946年被枪决。一大批民族败类、汉奸要员得到了极其可卑的下场。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溥仪在八一五前后
1945年初，溥仪及其亲属都已经预感到末日快要来临了。
1945年8月，形势已经明朗，日本侵略者的垮台已成定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晚上，伪皇宫附近，落了一枚炸弹，溥仪吓得面白如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8月9日中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和“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伪皇宫的同德殿，通知溥仪：日本由于“战略上的关系”将退守南满，再准备同苏联军“决一死战”，叫溥仪即日带领家属等移往通化大栗子沟。溥仪因为同行的家属、佣人及行李甚多，当天实在无法动身。经苦苦哀求，总算得到三天的缓限。但是吉冈还是恶狠狠地警告说：“你如果不走，苏军来了，一定会首先把你杀掉！”8月10日，由伪国务大臣张景惠和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召开伪满政府的“防卫会议”，决定：伪满军民总动员，加强防空设施，协同“皇军”作战。同时，根据山田司令官的命令，把伪满政府划分为撤退和留守两部分。这次会议实质是散摊的会议，但还通过了一项冠冕堂皇的《满洲防卫法》。
8月11日，历史性的大溃逃开始了。深夜，溥仪及伪满政府高级官员乘火车，经吉林、梅河口，于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大栗子沟是一座铁矿，在一个山弯里，与朝鲜一江之隔。在这里，伪满洲国“皇帝”和“大臣”们，过了两天惊慌不安的生活。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人吉冈领着张景惠、武部六藏以及伪大臣、伪参议来见溥仪。吉冈告诉溥仪说：“天皇陛下宣布了投降，美国政府已表示对天皇陛下的地位和安全给以保证。”溥仪听了，如丧考妣，立即双膝跪下，向东叩首，还打了自己几个嘴巴子。
吉冈随即拿出一篇早就拟好的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让溥仪签署，再照章宣读。接着，武部六藏又用日文宣读了一遍。至此，伪“康德皇帝”便成了历史垃圾，封存在陈年老账之中了。
这出傀儡戏的最后一幕刚演完，吉冈就吩咐溥仪，立即准备赴日。同时，布置张景惠和武部六藏等人回长春，处理善后。8月17日，溥仪等一行十三人，从大栗子到达通化，然后乘三架小飞机去沈阳，准备在沈阳换乘大飞机转飞日本。当这三架小飞机飞临沈阳上空时，该机场实际已被苏军控制。飞机降落后，溥仪等人就被苏军俘虏，押进了苏联伯力的战俘营。
深度阅读书目王季平主编：《八·一五这一天》，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王光远、姜中秋著：《陈璧君与汪精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李德福著：《侵华恶魔冈村宁次》，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
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2年
中国黑龙江省档案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四部分：朝鲜半岛与八一五悲喜交加的八一五解放（图）
三首脑 1945年春，与日本结成法西斯同盟的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战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也渐丧失战意，显出无力再战之势。1944年6月，美军B…29轰炸机轰炸东京以后，日本人的气势大为萎缩。1944年冬，B…29轰炸机首次越过朝鲜上空，在朝鲜半岛的70万日本人也开始紧张。通过征兵、强制征用、挺身队、强行掠夺等行为残酷压制朝鲜人民的日本帝国参谋本部制定了使朝鲜半岛成为最后胜负之战场的“焦土化作战”计划。但是，日军的这个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被打得筋疲力尽。根据雅尔塔协定出兵的苏联军队从8月9日起以破竹之势由北推进，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被逼南撤。8月2日以后，很多东北的日本人逃跑至朝鲜半岛。8月9日，以苏军为主导，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人民武装和中国的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向朝鲜半岛北部的日军发动进攻，进展神速，当天苏军攻占朝鲜罗津，8月15日占领清津，8月23、24日进军开城与平壤。到8月30日为止，在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被解除武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半岛从日本帝国主义的35年残酷统治中得到解放。在朝鲜半岛，日本帝国主义强制推行民族文化抹杀政策，包括以所谓“国语常用”的美名，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