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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我在今天下午，曾接到日本答复美国务卿11日致日照会的复文。我认为这复文完全接受《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合法政府的“积极”作为（4）
8月15日，国统区自即日起放假三天，民众狂欢不止。
9月3日，战时陪都重庆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活动。那天，胜利的空气，到处在流，泛滥着。在重庆全城，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胜利的欢腾到处爆裂着。
人们在畅谈胜利的喜悦之际，并没忘记总结过去。
雅安《西康青年》评述，凭空前无比的牺牲，赢换了光荣的胜利，我们百年的奇耻大辱——不平等条约于不久前已经废除了。现幸失地全复，华夏重光，四万万的黄帝子孙，于此时可告慰列宗列祖了。
许多杂志评论了抗战胜利的原因。连县《青年文化》转载了中国民主同盟的紧急呼吁，他们说，八年以来直接和间接为抗战而死了的1000万到3000万人民以及今日依旧在饥饿线上嗷嗷待哺的千千万万人民，只有他们的功劳才是最主要的。《西康青年》指出，胜利的来临，绝不是偶然的。中华儿女算起来已经苦斗8年了。正是这些忍受了艰辛的灾难，抛洒热血的中国人民，才获得了今日的成果。
许多人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从欢乐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密切关注时局，忧心忡忡。他们一是看到日本军队的投降并不承认失败，忧虑日本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二是忧虑内战的烽火再起。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日本派遣军首领冈村宁次和今井武夫那里，从没有真正认为是他们战败投降，交出武器还认为是支援中国政权的武力建设。成都《青年园地》发表《在失败中争取胜利的日军》，指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是日军的失败，但还不是它最后的失败。日军正在力谋在失败中，争取胜利。日军是一个比较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还更强悍的家伙，依常情判断，它应该是不会很迅速地放下武器的。然而它竟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里面一定有着政治的打算，玩着政治的阴谋。它企图取得盟国方面的宽大处置，以便保存和隐藏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秘密准备将来的复仇战争。人们看到国共两党为争夺收复失地的权力，开始了超常速的比赛，报纸上也三番五次地出现两党发言人的互相谴责。作为老百姓，由于不清楚事实情况，很多人并不问是非，只是抽象地说，“老百姓惟一要求的是反对内战，谁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还有很多人提出民主、和平建国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8月12日即发表谈话，强烈呼吁，我们感到中国今天更迫切需要统一、团结、民主。必如此，则能使全国人一德一心，和衷共济，以尽其最大的最善的努力。也才能担负起一切建国工作。这是政府与全国人民共有的责任，不能丝毫放弃。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像话了。目前最紧的，更是希望国共两党军队赶快停止各地足以促成大规模内战的一切摩擦。我们的胜利，是上千万同胞以无数的血、泪、汗换来的，来得不容易，内战足以毁灭一切成果，我们大声疾呼，我们是坚决反对。中国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对当时时局也发表谈话，说凡我全国党派，无论在朝在野，均应以和平建国为目标，不算旧帐，不结新怨，更不以未来之威胁利害观念，而阻挠当前民主统一事业之进行。上海出版的《祖国》杂志发表了《胜利了！祖国！》一文，呼吁道，光荣的日子，虽然到了，要怎样纪念这光荣的日子。我们纪念的方法，要把胜利的那一天，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天，作为全国同胞除旧更新的一天。我们必须来一个新人、新家庭、新社会、新国家的建设，使得军事和政治上轨道，建设伟大的祖国。
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如既往地忽视人民的欢乐，忽视人民的利益。在他们看来，抗战的胜利，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原子弹，是美国的参战。他们正需要美国人的帮助，来赢得更多的机会去抢占地盘，增强自己的实力，然后发动内战。
就在中国人民举国欢庆的8月15日那天，国民政府公然同伪军政府合流。周佛海、吴化文等汉奸摇身一变为国民党高级军官或者地方大员，继续欺压老百姓。在国民党“收复区”，被这些曾经的汉奸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搞得乌烟瘴气：生产停顿、物价上涨、商店歇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引起了老百姓的极度失望。
中国人民再也不愿意战争了，可国民政府却在千方百计地挑动内战，而同时又不愿意承担自己发动内战的不利舆论后果。国民党三番五次向共产党延安挑衅，并要求日军和伪军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并且在延安方面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后，毅然印发《剿匪手册》，进行军队总动员。这些都让人匪夷所思。
对待人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残酷无情，促蒋抗日、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国民政府关押了整整60多年，杨虎城将军父子包括秘书全家老小，在国民党逃离大陆前都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对日军的仁爱之心。对待日军俘虏，不称之为俘虏，而是称之为“徒手官兵”，据冈村宁次的回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宁肯使自己同胞回不了家而要日本人回家，日本人有东西吃而中国很多老百姓却在饥饿中嗷嗷待哺；在汉口的中国军司令部在旧历9月9日重阳节时，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以至于日本人都对蒋委员长感恩戴德，鸣谢不已。对待日本战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更是离奇的宽大。八年战争，中国死亡3500万人，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可国民党的法庭审判统计，受理战犯2388名，但只处理了南京大屠杀案罪魁谷寿夫，蹂躏港粤的酒井隆等主要战犯，其他都被无罪释放了（石美渝《审判战犯回忆录》）。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竟然被国民党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1949年宣布无罪释放！人民的欢乐，人民的企盼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忽视了！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1）…（图）
欧美胜利 《剑桥中华民国史》认为，“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描述出八一五时期国民政府已经是摇摇欲坠。
截至1945年8月，国民党始终并不是一个统一、团结的党，内中派系林立、党争纷起，以致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瞑眩瘳疾，乱开药方。至于国民政府方面，虽然在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却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政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近崩溃的边缘；军事，迅速恶化，军队素质和战斗力急剧下降；经济，经历八年的战祸，几乎没有什么支柱的产业，又接连通货膨胀；人民，普遍地低迷，虽然有对胜利的渴望，却对高压的统治深深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外交，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但新的强权势力却依旧在向中国渗透……总之，国民政府面临的几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作为陪都的重庆，浸润在夕阳的垂照下，毫无生气。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借此机会，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难。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化和刘文辉，普遍地认为蒋正利用战争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国民政府同地方军阀之间“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
到1945年8月的时候，国民政府异常虚弱，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成都有一家报纸，本有一篇社论要发表，却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因为它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国民政府极力维护它的高压、独裁统治，不敢面对自己的疮疤，一旦暴露，它就立即亮出镇压的武器。国民政府大量豢养特务，成立军统和中统，同美国合作在重庆建立了中美技术合作所，大量逮捕爱国人士。据李宗仁将军回忆：“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国民政府的统治可谓是暴戾恣睢到了极点。
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盟和青年党，他们确信国民政府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连曾经强烈支持过蒋介石的美国人克伦拉斯·高思也说“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开始的战略失误，导致东南沿海的菁华地区损失殆尽，国民政府的税收来源大量丧失。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但却有人大发“国难财”。“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整个社会成了权力拥有者和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私人的乐园，尽管同时是大多数人悲惨境遇的地狱。
经历最初的几次会战，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战争期间，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不是努力通过矫正，创建一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干部，把地方军队送去与日军进行毁灭性战斗，这造成了普遍的疑忌。蒋介石通过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自己的中央军，而不给大量的地方部队，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央军与杂牌军的隔阂。国民政府军队还有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军官素质非常差。这个弊病在1945年更加加重了。美国魏德迈将军描述国民党军官“无能、愚蠢，缺乏训练，褊狭……全然不称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长于在派系斗争中机敏行事和及时倒戈转输忠诚，而非军事技能娴熟。大部分军官只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缺少实际的临战经验。少数高级指挥官、将军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如白崇禧、陈诚、孙立人，智慧、廉洁，具有高超的军事才能，却都不是中央政府的核心集团成员。惟一的一个陈诚是蒋的亲信，却因为在政治风波中失败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抗战中几乎都在政治风云中度过。
还在1944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残暴统治就几乎在各个阶层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农村地区开始骚乱，当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一号作战”面前撤退的时候，农民们开始凶猛地反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器，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连美国的驻华官员都报告说“民心鼎沸”。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时候，往往10个国民党士兵都抵抗不了日军一个士兵，士气降到了最低程度。悲观、恐惧和不满，几乎笼罩了国民党军队的每一个营队中。
外交方面或许是惟一能够值得欣慰的。作为同盟国重要的一员，国民政府获得了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承认。他们纷纷表态，国民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这使得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强”之一。
作为世界四强之一，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成功地废除了前清时期外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几乎完全的主权。并且作为中国战区的领导者，获得美国租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