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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彪又沉默好久，终于开了口：“中队长，实话对你说，我的心里也是乱糟糟的。本来，我想来看看吕金妹，当面说说清楚，我们就各走各的路。来这里一看，她那么痛苦，一再说自己错了，还有，你们管教对她那么好，真像老师对学生一样，我、我、我哪能狠心扔下她不管呢！咳，我昨晚也想了一宿呀！我是想通了，中队长，请你转告吕金妹，只要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我陈彪等她一辈子！就是这话。”
吕金妹母亲一下子抓住陈彪的手，一个劲地抖抖索索的。吕金妹的小妹泪痕未干的脸也绽出了笑容。我掂量出，陈彪这短短几句话，对吕金妹真是一张救命符。
晚上，我把陈彪这几句话捎给吕金妹，吕金妹的激动和感动自不用说。她几乎是咬紧了牙关向我保证：“中队长，你看着好了，从今往后，我吕金妹如果再犯错误，再表现不好，我、我就不是人！”
打那以后，陈彪常常给吕金妹来信，也像谢芳的男朋友一样，每月来探一次监，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真是“心病还要心药医”，吕金妹的桃花癫很快不治而愈。她不再偷偷抽烟，不再骂人打人寻衅闹事。当然，我不能说吕金妹一下子就改造好了，她能把情绪稳定下来，愿意改造上进，就是个很大的成绩。
女犯在狱中表现如何，小自一间号房，大到一个中队、一个大队，某几个关键人物往往起着领头作用。关键人物如果一味消沉、绝望，甚至违规抗改，消极因素就会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这个中队、大队就别想管理好；反之，那几个关键人物如果能端正态度，自觉改造，积极因素也会像春雨后林子里的蘑菇，悄然疯长，蔚然成风。因为最挠头的关飞鸾、吕金妹有了显著转变，其他女犯的情绪也很快稳定下来，学习和生产都走上了正轨。于是，第三季度之初，先进中队的流动红旗就悬挂在我们三中队的队部门口。
章彬彬——
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家对面建筑工地上电锤打桩震天撼地的一声巨响，把我从酣睡中惊醒了。接着，街上的汽车声、叫卖声、吵嚷声像潮水涌来，我再也无法合眼。省城和清水潭就是不一样。山区那种无边的宁静，清新的空气，大城市有钱也难买。
如果我这会儿还在“女儿国”的小房间里，也许睡得正香呢。但这时我是在省城的家，把头枕在崔一峰粗壮的胳膊上，像一叶小舟泊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幸福感在我心中微波荡漾。哦，作为一名女警官，在漫长的岁月中，夫妻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这回，省司法厅有个小型的罪犯管教经验交流会，赵监狱长照顾我，让我公私兼顾，就来了一趟省城。
一会儿，崔一峰也醒来了，对着我的耳鬓轻轻说：“你再躺一会儿吧，我起来弄饭给你吃！”
我说：“我也得起来。我今天还得去看看梁佩芬。”
“你还敢去看梁佩芬？人家生病的时候，求你办个保外就医，你都不肯出力，人家不把你骂个狗血淋头！”
“嗐，她要骂，就让她骂一回吧！”我有些无奈地说，“我们毕竟是兵团的老战友，姐妹一场，她已经保外就医好几个月，我不去看看她，心里总像欠她一笔账。还有，自从梁伯去世后，梁伯母一直瘫在床上，也不知怎么样了，我也得去看看呀！”
吃过早饭，我上街买了些水果和滋阴的补品，就“打的”去省干休所。梁建成老厅长是“三八”式老干部，离休后安置在干休所。梁佩芬在西源市犯了罪，在当地不好意思待，办好保外就医手续，也早就来省城老母身边休养。站在梁宅门前，我举起手来要摁门铃的刹那间，心里还充满矛盾和不安。我设想患了肝炎和胃炎、胃溃疡等等病症的梁佩芬肯定是面黄肌瘦、病病快快，当初她提出保外就医的要求时，我竟一口回绝，现在该如何解释和表示歉意呢？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叫开房门，迎面站着的梁佩芬，我几乎不认识了。她养胖了，尖下巴变成双下巴，黄瘦的脸变成红扑扑的脸，透过她身上丝绸面料的睡衣，我看见她的背部和腰间一圈厚厚的赘肉，十分显眼而难看地鼓突出来。这哪儿像个重病缠身的人？
我和梁佩芬，一个站在门外，一个站在门里，像陌生人那样对视了好一会儿，梁佩芬才万分慵懒地开了口：
“哦，是大队长！你找我有事？”
她没有叫我“彬彬姐”，而是叫“大队长”，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都像刚从冰窖里掏出来的冰块。我心中打了个寒颤，马上意识到她对我的误解和记恨有多深刻，这次登门探望是不是自作多情多此一举？
我说：“佩芬，我来看看你！”
“哦？怎么敢当！怎么敢当！”梁佩芬摆了摆手，脸上依然毫无表情。“请进吧！”
国家分配给梁老这一级老干部的住房，相当宽敞，但是，室内装修远远不及当下一些官员们的住宅那么精美豪华。我们在客厅落了座，小保姆给我沏了茶。我慢慢地品了几口，心里斟酌该说些什么话。我一辈子都在女监跟女犯们打交道，不擅于交际场合的辞令，想了半天，说出来的话还是直通通的。
“佩芬，看你的气色，比前些日子好多了！这一段养病还是很有成绩的。”
“好？好什么好呀？”梁佩芬蛾眉微蹙，一副东施效颦无比愁苦模样。“不过是家里营养好一点，环境静一点，又不要干活，自然就养胖了些，这全身的病呀，一年半载怕是好不了的。”
我说：“非常抱歉！你最初提出保外就医的时候，都怪我关心不够，没看出你身上有什么病，竟没帮你的忙。”
梁佩芬脸色立即难看起来：“没看出我有什么病？有的人的眼睛就是特别，有什么办法？在你看来，我这会儿吃得胖胖的，也是没有什么病呢！”
我心里被剜了一刀，立时如坐针毡：“佩芬，你不该这样说话，你知道我头上戴着大盖帽儿，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我后来能跳出高墙铁窗，也总得有一两个戴大盖帽儿的人给我帮忙吧。”
我下意识问了一句：“谁？”
“哦？”梁佩芬满心狐疑地翻我一眼，“你想盘根刨底，再把我逮进去？告诉你，你办不到，我的保外就医，可是有大医院的诊断检查，又有欧阳书记批示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由于我没有帮上梁佩芬的忙，她对我已经满怀忿恨。我诚心诚意前来看望她，她也神经过敏，以为是对她进行侦查了。我委屈得眼泪快要掉下来，说：“佩芬，看来我今天不应该来的。你自己保重，我这就告辞了！”
我正举步向门外走的时候，梁佩芬叫住了我：“慢！你带来的东西，请你带回去，我是一个罪犯，哪敢消受大队长的礼品！”
眼泪从我眼眶里一下子就退回去了，我瞅也不瞅梁佩芬一眼，回身拎起我带来的礼品。我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是扔在街头喂狗，也不愿留给你梁佩芬。但是，当我正要跨出房门的时候，有一个老人病弱的声音传来：
“是不是彬彬来啦？怎么不来看我？”
随即，梁家的小保姆也追了上来，把我领到梁佩芬老母的卧室。我今天来梁家，除了看梁佩芬，原也想看看梁伯母的，被梁佩芬讥诮了一场，竟把这桩要紧事儿忘了。
二十多年前，我和梁佩芬一块在兵团当文宣队员的时候，梁伯母才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节假日我们回到梁师长家，如果他们家的鸡窝里还掏得出两个鸡蛋，准是佩芬和我一人一个；如果伯母亲手做了两双布鞋，肯定又是佩芬和我一人一双。梁伯母的慈祥和能干，我是毕生难忘的。现在，我走进伯母的卧房，看见伯母病快快地躺在床上，我心里紧缩一下，在她身上几乎找不到她年轻时的一点影子了。她老了，脸上皱纹纵横，头上白发如雪，握住我的一双手，黄不叽叽、抖抖索索的，像一双皱巴巴的橡皮假手。
我说：“伯母，这些日子身子骨可好些了？”
伯母说：“哪能好呢？推一天算一天吧！”
我不由黯然欲泪：“咳，我还在那山沟沟里工作，不能常来看看伯母您。”
伯母眼里也噙满了泪水：“彬彬哪，你有这份心，伯母就高兴了！你梁伯活着的时候，咱们俩老常说，彬彬那闺女才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咳，瞧瞧咱们那个吧”
我怕老人伤心，连忙摆手止住：“伯母，别说这个了！佩芬能够出来，慢慢把病养好了，您老就少操心了！”
歇了会儿，伯母轻声问道：“你们刚才吵嘴了？”
我摇了摇头：“也不算吵嘴，只是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说话大点儿声。”
伯母说：“别瞒我了，你们刚才吵嘴，我都听到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按说，佩芬也没啥大病的，你按原则办事，一点儿错也没有，佩芬在我跟前埋怨你，被我骂过好多回。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你看，我落到这个地步，起不了床；婷婷还不到上学年龄，能放心让佩芬老关在那里面吗？我早也想，晚也盼，把心都操碎了呀！好在杨罗亭在外头人面熟，托了门路，好不容易才把佩芬弄出来。”
我不让伯母往下说：“别说了，伯母！就当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不！这事让你知道了有好处。”梁伯母很固执，坚持着说下去。“佩芬人虽然出来了，却一直心神不定。她怕假期满了，或者事情露馅了，还得提溜进去再关十几年。就今天吵，明天吵，吵着求我给欧阳书记写了封信，她亲自去见了欧阳书记。欧阳书记可看重战友情谊了，亲自在上头批了几句话。你看，我这里还有他的批示的复印件。”
伯母说着，从床头柜抽屉里掏出一封复印的信。看得出来，信是杨罗亭代笔的，落款却是梁伯母。内容是说梁佩芬自幼患过肝炎，身体不好之类，要求长期保外就医。在信笺第一页的抬头空白处，欧阳书记用漂亮的行楷批了两句话：
“如果梁佩芬确实有病，请司法部门按有关条款，准许她长期保外就医。”
聪明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这两句话批得非常艺术而灵活。第一句是欧阳书记为自己设置了安全保险，第二句话才是关键所在。下级部门一般没有人不愿做顺水人情而积极效力的。
我把信折叠好，放回伯母的床头柜，同时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伯母，有了欧阳书记的批示，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彬彬，你也看到了，咱这个家呀，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活不了多少日子了，真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佩芬的事，我就拜托你了！”
伯母半倚在床上，白发苍苍的脑壳无力地枕在床头，饱含泪水被细密皱纹包裹着的一对老眼，定定地盯着我。哦，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那微弱黯淡的目光，几乎是白昼与黑夜交接时的最后一缕捉摸不定的夕照，说灭倏然就会灭的，瞅着也叫人心酸，我哪能忍心说出有违老人心愿的话呢？
“伯母，您放心！”我自己都听见我的声音有些酸涩。“就当我没有来过这一趟，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后来，我一直后悔，作为一个晚辈，我这样安慰老人当然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一名警官，我的许诺有违我的职业道德。我将在心里自我谴责一辈子。
伯母枯瘦的双手抓住我，久久不放我走。我发现伯母仿佛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又不好启齿。当我一再看表，要起身告辞时，伯母终于还是把她最为忧心的一桩事告诉了我。她说，杨罗亭把佩芬送到娘家来养病之后，自己老待在西源市，很少很少来看佩芬，就是来了，也没有好言好语，说不上三句话就翻脸吵架。有一回，杨罗亭那小子还动手打了佩芬。伯母为女儿的委屈不知哭了多少回。伯母问佩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开初佩芬一直不肯说，伯母就愣哭愣哭，佩芬无奈，这才不得已透露：那个大流氓杨罗亭早在西源市养了个二十来岁的“小蜜”
伯母一边抹泪一边咬牙切齿骂道：“这个杨罗亭，心肝真喂了狗呀！他是个啥东西？十多年前还是个中学教师，连个教研组长都当不上，要不是沾咱老头的光，沾咱佩芬的光，他一个教书匠，能当上市经委主任？现在翅膀长硬了，就过河拆桥，就恩将仇报，他还算个人哪！”
我一边听着伯母气呼呼地数落，一边心里想：杨罗亭原来是这么只“中山狼”。但是，在梁佩芬蹲监狱的时候，他一次一次来探监，那么急切地想把妻子弄出去，显得恩恩爱爱的样子，和伯母说的完全是两个人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母还说了许多气话。她说，她恨自己实在老了，瘫在床上，不能去西源市找杨罗亭算账；手又颤颤抖抖的，想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