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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个年轻的审讯员提审案犯。作为一个配角,我没有出现在审讯室现场。但是,我坐在离审讯室不远的小会议室的皮沙发上,面对一台29时大彩电,通过监视系统的转播,对审讯室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审讯室只有五六个平方。室内除了一张审讯台和一张供罪犯落座的椅子,再没有其它摆设。审讯台和椅子都是用钢筋水泥浇铸的,和水泥地面入地生根地联在一起。这样的桌椅当然是出于对罪犯的一种防范。审讯室天花板的四角,有四盏二百瓦的白炽灯,对于那些特别冥顽不化的凶犯,在必要的时候,打开这些炽热强光的白炽灯,有时候能够摧毁他们坚如顽石的精神防线。
儿,两名刑警把杨罗亭押了进来,让他在混凝土椅子上坐下。当他抬头面对审讯员的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全貌。他仍然是西装革履,戴副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但是,我发现他明显地瘦了,老了,气色萎靡憔悴,头发几乎完全花白。如果他原来的满头黑发不是染的,那么,他就像伍员过昭关一样,一夜之间忽然白了头发。
审讯员问道:“姓名?”
“杨罗亭。”
“籍贯?”
“江西于都。”
“年龄?”
“44”
岁。
中国的审讯毫无例外都是这样开始的。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必要的验明证身的程序。
进入实质性审问时,杨罗亭开始顶牛。他申辩说:“你们知道,我是市经委主任,工作非常忙,梁佩芬保外就医住在娘家,我一个月也难得回去看她一次。她突然死亡那天,我还在西源市参加市委扩大会议。那天晚上,我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这是数百名与会者有目共睹的,我怎么可能投毒把梁佩芬害死?难道我有孙悟空的分身法不成?你们不要冤枉好人了,中年丧妻已经是我人生的一大不幸,你们还想制造一起冤案加害于我!”
杨罗亭说得滴水不漏。他深思熟虑所筑起的防线严密而牢固。审讯员抓住他的薄弱环节发起攻势。
“杨罗亭,你没有作案,你为什么要卷款外逃?”
“这不能叫卷款外逃。我这是去香港取款。我是梁佩芬的丈夫,是她的财产的合法继承人。”
“你知道梁佩芬这笔巨款是怎么来的吗?”
“这、这是我们多年的积蓄”
“这是你们多年的积蓄?你们两人每月有多少工资?生活费要多少?孩子要花多少?靠你们那点工资,能攒下150万港币和33万美元?”
杨罗亭傻了眼:“这、这”
“告诉你吧,这都是你们贪污、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
“这,这,我甘愿交公,我甘愿交公,可这都是梁佩芬贪污受贿的赃款,跟我没一点关系”
杨罗亭死守他的防线,决不承认有杀妻之罪。审讯只好暂时搁浅。
恰在这时候,两位刑侦警察走进了会议室,兴冲冲地向林局长报告:“局长,氰化钾的源头找到了,果然是杨罗亭下的毒手!”
原来刑警们见审讯杨罗亭久攻不克,早就兵分数路,下到医院、科研所、兽医站和有关工厂进行“地毯式”的排查,终于在一家化工厂,发现在十多天前,杨罗亭下来检查生产的时候,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他说他家老鼠忒多,需要一些剧毒剂羼在食物中消灭鼠害。厂长当时不敢给,杨罗亭就大为恼火,说他是个堂堂市经委主任,还能拿氰化钾去犯罪?你这不是太不信任我了?那个糊涂厂长害怕了,就给了他一小瓶氰化钾。现在,两位刑警已经把那位糊涂厂长传进局子,就在外头等候。
林局长大喜,吩咐立即把糊涂厂长带到审讯室与杨罗亭对质。
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审讯继续进行。
当糊涂厂长站在杨罗亭面前的时候,杨罗亭脸色刷地一下煞白如纸,脑袋耷拉下来,像个抽了筋断了骨的人一样完全垮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为自己辩护。他说,是的,十天前,他的确向这家化工厂要过一小瓶氰化钾,那完全是因为家里老鼠为害,他是拿来对付老鼠的,跟梁佩芬的死一点儿也扯不上关系。
审讯员质问:“街上到处都能买到灭鼠药,你怎么偏偏去向人家要氰化钾?”
杨罗亭狡辩:“老鼠药我用过多少回了,现在的老鼠鬼精鬼灵,那些通常惯用的老鼠药,它们碰也不去碰。”
审讯员斥责他一派胡言,但杨罗亭不是一语不发,就是滔滔诡辩。
审讯又搁浅了。
我们坐在会议室的皮沙发上,从电视屏幕上看见,杨罗亭的脸色非常难看,话也说得前言不搭后语,眼看要全线崩溃了。但是要完全拿下这个案子,还欠那么一点火候。杨罗亭一味抵赖,没有他的口供,解不开他如何作案杀人之谜,这个案子就不能算是完全搞掂。林局长为此很气恼也很着急,一连抽了好几支烟,也没想出个好办法,就问大家有何妙计。
我想了想说:“据我的印象,杨罗亭还是非常爱他的小女儿的,能不能把她的小女儿带来跟他见上一面,让他有所触动,说不定能够痛快地低头认罪。”
林局长点点头:“好!不妨试试看吧。”
一会儿,婷婷由杨罗亭家的一位小保姆抱了来。我已经快一年没见婷婷了,这孩子长高了不少,但是,也许是破碎的家庭给她留下不愉快的阴影,活泼天真的天性在她身上消失殆尽,她清亮的大眼睛里有一抹忧伤,怯生生地低着头,不爱说话,没有笑容。看到屋里许多穿警服的陌生人,她吓得把头埋在阿姨的肩膀上。
我走上前去说:“婷婷,还认得阿姨吗?”
婷婷看我一眼,严肃地点点头。杨罗亭带她探监,我在会见室多次抱过她,这孩子对我至今仍有印象。
我又说:“婷婷,阿姨带你去见你爸爸好吗?”
婷婷又毫无笑容地点点头。
我从小保姆手上抱过婷婷,大步向审讯室走去。到了门口,婷婷一下子就认出了杨罗亭,大声哭叫起来:“爸爸!爸爸!”
杨罗亭一回头,看见婷婷,猛地想站起来,可是,他不能动弹。他的四肢被脚镣手铐铐在混凝土坐椅上。
婷婷在我怀里大声哭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杨罗亭泪如雨下,叫着:“婷婷!婷婷!”
我说:“杨罗亭,你认罪吧,这样拖着,可是害苦了孩子!”
杨罗亭大声嚎啕:“天呀!你们放了我,让我抱抱我的女儿,让我亲亲我的女儿!”
审讯员说:“只要你能老实交代,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杨罗亭哭泣道:“我交代,我交代,只要给我三分钟,让我抱抱我的女儿,我什么都交代,行吗?”
审讯员示意两名武警战士给杨罗亭打开脚镣手铐。
杨罗亭一下子从我怀里接过女儿,拍着,亲着,鼻涕眼泪弄脏了婷婷的脸。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亲吻自己的孩子,迸发出的父爱,带有生离死别的性质,卷起一阵贪婪而疯狂的风暴。我和在座的刑警们都黯然无语,审讯室里的空气仿佛在杨罗亭父女的抽泣和嚎啕中猝然凝固。
审讯员几乎忘记看表,时间过去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待杨罗亭和婷婷都哭得天昏地暗,几乎晕厥过去,才提醒说:“杨罗亭,行啦,给你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
杨罗亭这才依依不舍地把婷婷交还我的怀抱。
审讯员说:“杨罗亭,你现在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噗通一声跪在地下:“我,我还有个最后的要求!”
审讯员说:“你说吧!”
杨罗亭说:“梁佩芬存在香港银行的那一笔巨款,不用说,绝大部分是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但是,也有极少数可能是她的合法收人的积蓄。我要求政府留下二十万元作为我的女儿婷婷的抚养费和教育费。这个要求如蒙批准,我立即交代我的全部罪行。”
审讯员说:“你等一等,让我向领导请示。”
审讯员走了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对杨罗亭说:“局长说了,你这个要求,原则上是能够同意的。你开始交代吧!”
杨罗亭说:“好,我交代,我彻底交代。”
杨罗亭——
警官同志们,听我说吧!我反正是个快死的人了,也不怕丑,也不要脸,我把什么都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解剖解剖,我死了,也许还能当个反面教员。
我和梁佩芬是在上大学时开始谈恋爱的。毕业那年结了婚。
但我很快发现,我们的婚姻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们出身不同,社会这个大舞台为我们提供的条件并不平等。梁佩芬因为有个好爸爸,一毕业就进了党政机关,我是平民家庭出身,只能在一所普通中学当教员。我们俩就像在同一条跑道上,兔子与蜗牛赛跑,差距愈来愈大。她很快当上科长、局长、副县长、县长、副市长,我呢,干了十年还是原地踏步—一个中学教员。那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我是没有职务的,人家也不知是可怜我呢,还是尊重我,说过我的姓名之后,总要加上一句:“他是我们梁县长的先生。”“他是我们梁市长的先生。”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顶附加的桂冠。我感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大男人,而是她梁佩芬的附属品。梁佩芬在家里也是颐指气使的,好像我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的仆人,要我办个事儿,都是“喂,你过来一下!”“喂,你去干个啥!”就像指使她的小秘书。我又是个天生不肯惧内的人,在家里总和梁佩芬磕磕碰碰,早就不堪忍受这种寒酸、压抑和孤独的处境。
梁佩芬显然也发现我们关系中的尴尬。到了她握有常务副市长大权的时候,她给市委组织部长递了个眼色,不久,我就成为市经委的副主任,再过两年,我又当上主任。按说,地位相对地平衡了,我们的关系要日趋和谐才对。可是,没有!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有。因为这时我也有职有权了,巴结我求助我的人蜂拥而来。我的身边开始不缺女人。我身为市经委主任,管辖着一市八县的工交企业,下属的工厂、公司有上百家,你看有多少女人,和多少男人通过女人,来向我频送秋波大献殷勤。老实跟你们说吧,这些年我经手过的漂亮姑娘,没有一个排,也有两个班!但是,叫我真正动情的,是一个才二十岁的四川妹子。她毕业于重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挺有文化品位,又能歌善舞,不甘心只拿歌舞团那几个死工资,就跑到A省来当歌星。我第一回听她的歌,就完全着迷了,牛气十足地献上个大花篮,红包是一万元!
很快,她成为我金屋藏娇的“小蜜”。咳,她那份清纯,温柔,美丽和浪漫,完全征服了我,就像西施征服了吴王夫差,貂蝉征服了大将吕布,海伦征服了伊利昂城王子一样,我深陷泥淖,不能自拔。
按说,为了我和那个川妹子的缘分,梁佩芬的锒铛入狱,正是一个天赐良机。梁佩芬在大牢里关上十五年,我和川妹子几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合法夫妻。但是,我又念着梁佩芬手头还有一大笔海外存款。她的受贿案发了之后,虽然也抄过家,而且抄走不少现款和金银首饰,但是,这仅仅是她的不义之财的一小部分。梁佩芬是个欲壑难填,敛财手段极其高明的女人。在她主持之下,她与港澳台商谈过十多个开发项目,光是经她的手廉价贱卖出的土地就多达600多亩。那些从国库中得到巨大好处的商场老手,自然不会吝惜拨拉一勺残羹剩菜给别人分享。开头,梁佩芬这类活动对我也绝对保密。直到有一回,一位港商单独来我们家作客,临走时在他坐过的沙发上,悄悄留下一大沓用红纸包好的港币,我才发现其中的奥秘。从此,梁佩芬不再回避我了,有时深更半夜参加外事活动回来,也不顾劳累,一个人倚在床头上,有滋有味地点着挺括作响的美元和港币,疲惫的脸上尽是忍不住的笑容,比小孩子过大年还要高兴。然而,这些收人完全归她个人掌握。她说这是她的私房钱,绝对不许我问津。也许从那时起,她肯定听到了关于我的一些风言风语,女人对男人在情场上的风流韵事是特别敏感而警惕的,她对我就不能不防着一手。
再后来,我发现梁佩芬又在不断地转移这笔不义之财。她每次出国或赴港澳办理公务,都把积攒下来的美元、港币悄悄带出去,存入香港银行或国外银行。而这些国外和境外的存单和存折,她存放在一个绝对秘密又绝对保险的地方,连我也不能知道。她没有入监时,我一无所知;她入监之后,我在屋里翻箱倒柜,也没能找到。因此,我断定最大的可能,是她转移到她娘家去了。她一出狱,就闹着要回省城养病,更加让我坚信这个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