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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着这一大笔存款，在梁佩芬入狱之后，我在表面上对她关怀备至，每月探监两次，像运输大队长那样源源不绝地给送去各种好吃的糕点食品。同时，还千方百计为她办成了保外就医。她出监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跟她摊牌。我说，如果不是我的努力，如果不是我在外头大把大把使钱，甚至搭上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你梁佩芬至今还得在狱中受苦。仅仅为了这一点，你是不该独吞那一大笔海外存款的，对半分，四六分，都天经地义。
梁佩芬连连冷笑：“怎么样？想用我的钱去养你的川妹子‘小蜜’？做梦去吧，你！”我一再申辩根本就没那回事，可是梁佩芬一百个不相信。也难怪她不相信，梁佩芬入狱后，我是有点张狂得晕了头，常常带着那个川妹子出入于娱乐场所，她不能不早有风闻。最后，我退到三七分，二八分，她固守阵地，寸土不让。
这样，我每次回到省城，表面上是去看看老岳母，看看梁佩芬，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那笔钱。
我早就注意到，梁佩芬的裤腰带上拴着一串钥匙，像贾宝玉脖子上吊着一块通灵宝玉，那是她的命根子，连晚上睡觉也不肯解下来。我判断，那笔巨款和这串钥匙肯定有关系，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她把存款单藏在卧房的哪个抽屉或哪个柜子里。她防我像防贼一样，绝对不准我碰一碰她那串钥匙。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是相安无事，有说有笑的，但是，一关起门来，我们就为了那笔存款吵得不可开交。说真的，看着梁佩芬像阿巴公一样视钱如命，看着她冷若冰霜一脸讥诮，我亲手掐死她的念头，也不知在脑子里闪过了多少回了！但是，我不敢这样做，一、我们毕竟是多年的夫妻；二、我们的婷婷不能没有妈妈；三、也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
到了９月１８日这天，清水潭女监发生洪月娥劫持儿童拒捕事件，震惊全市。而我，更是万分恐慌。因为洪月娥一落入法网，她接受贿赂弄虚作假给梁佩芬办保外就医手续，迟早必将败露无疑。这事一露馅，梁佩芬就要再进监狱，我当然也脱不了干系，甚至也要进局子。就算我不会判刑问罪，梁佩芬再进女监，我也别想拿到她那一大笔海外存款了。而这个时候，我和那个川妹子正打得火热。当今社会，养个“小蜜”要花多少钱，你们是很难想象的。我要给她买高级服装，买高级化妆品，还要租房子，上馆子，上歌舞厅，那个妞儿还特别爱玩，喜欢到处旅游。
那该死的女人把我看成一棵摇钱树，以为她想要什么我就能给她什么。在一次疯狂做爱之后，她还要求我带她去香港、澳门和新、马、泰走一圈，我也痛快地答应了。我自己不多的积蓄像流水一样，早就哗哗地流光了，我就不能不特别看重梁佩芬手头那一大笔钱。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关在房子里喝了一瓶酒，抽了两包烟，一直熬到天亮的时候，我下了狠心：除非杀了梁佩芬，我别无选择！
当然，与此同时，一个完整的万无一失的计划也在我心头形成。我毕竟是个活了四十多岁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没有绝对把握，我可不会轻易杀人。我早注意到，梁佩芬出狱后，一直心神不定，睡眠不好，每晚睡前都得服用一粒安神补脑胶囊。
我只要在这安眠药中做点手脚，就能让她一命归阴。
第二天，也就是９月１９日，像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到市郊化工厂检查工作，借口要消灭家中的鼠害而向他们要了一小瓶氰化钾。然后，我到药店买了一盒安神补脑胶囊。这种胶囊嵌在一种硬壳塑胶片中，我把其中的第十粒取下来，将胶囊中原有的药粉全部掏空，注入少量氰化钾，然后又再将这粒胶囊嵌入塑胶片中。因为我曾是一名化学老师，自然能把这一切做得天衣无缝。我为什么要选择第十粒，而不是第五、第六、第七粒来做手脚呢？因为这种胶囊每片二十粒，第十粒不前不后，恰在中间的位置，梁佩芬每晚服一粒，不管是从这头抠过来，还是从那头抠过去，都得过了十天左右才能服用这颗含有氰化钾的胶囊。而这时候，我离开省城已有十来天，没有和她见过面，她在省城，我在西源，从推理上说，梁佩芬的死活跟我搭不上一点关系。
做好了这一切准备，我当天下午就开车赶往省城。
我这次与梁佩芬见面，表现出少有的温情和热情。我带去许多只有西部山区才有的土特产，如石鳞鱼、穿山甲、竹荪、板栗等等，老岳母很高兴，梁佩芬也很高兴，连那个乡下小保姆都说姑爷这天特别顾家，高兴得连连夸我。吃了晚饭，我们夫妻俩关起房门的时候，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吵吵嚷嚷，因为这一回我绝口不提一个钱字，只一味地关心梁佩芬的身体，一味地介绍婷婷在幼儿园里表现有多出色，有多聪明。这样，梁佩芬心情少有的愉快，早早地洗刷完毕，穿着一条宽大的短裤头，把一大堆雪白的人肉摊放在席梦思上。我当然明白她的意思，不敢有拂她的雅兴，更怕露出什么破绽，老老实实按照她的旨意去做她想要我做的事。但是，我好久提不起兴致。当下有一则新民谚这样说：
“摸着小妞的手，好像回到十八九；摸着情人的手，什么烦恼也没有；摸着老婆的手，好像右手摸左手。”不，我当时的感觉比这还要糟！我那个川妹子“小蜜”浑身的皮肤是多么鲜嫩而光滑呀，我吻着她，就像香油在丝绸上流过；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一团烈火。而这会儿躺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那一身臃赘的松不拉叽的肌肉，已经像一件穿旧了的皮大氅一样没一点生命的气息和热量了。更要命的，是我一想到十天之后她将被我亲手毒死，我就觉得身下躺着的已经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具僵尸，也就是说，我不是在做爱，而是在奸尸，自然提不起劲来。然而，梁佩芬却伸出十个在号子里弄得粗糙不堪的手指，在我身上哼哼唧唧地爱抚着，挑逗着，像锉刀一样锉着我的双肩和后背。我心里烦透了，真想躲到沙发上去睡。但我不能让她看出丝毫破绽而起了疑心，就尽量想着我身下躺着的是那个我爱得死去活来的川妹子，努力努力再努力，终于把事情做成了。死到临头的梁佩芬非常满足。因为自从她进了监狱再到保外就医，我们已有一年多没有做过爱了。
事情完毕，梁佩芬带着又惬意又疲倦的笑容睡着了。我蹑手蹑脚下了床，把早准备好的一盒安神补脑胶囊放在床头柜上。我知道，这不是一盒一般的安眠药，而是能够使梁佩芬永远安眠的特效安眠药。我做这件事真把自己折腾个够。我把那盒药掏出来，搁在床头柜上时，想到它是致人非命的毒药，我躺在床上就禁不住浑身哆嗦，心脏怦怦的快蹦出胸口，赶紧又把那盒安眠药收回衣兜里去。但是，继而又想起她藏在哪个角落里的那一大笔存款，我心里又像一盆炭火一样熊熊燃烧，便再次把药掏出来搁在床头柜上。如此翻来覆去折腾了五六次，我终于横下一条心，把那盒毒药—也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安放好了。
十天后，也就是９月２９日，刚好是我们市召开市委扩大会议。我庆幸参加这个会，而且频频在公众场合露面，那天晚上还争取到一个重点发言的机会。这一切，都能证明我那天不在省城，梁佩芬的死与我无关。但是，我埋下的“定时炸弹”能不能按时爆炸，我还没有完全把握，一整天心里都忐忑不安，一通宵也没合过眼。到了次日八时左右，我老岳母家的小保姆来了紧急电话，我的一颗心又惊恐又欢快地剧跳起来。我知道那颗“定时炸弹”按着我预设的时间爆炸了。果然，小保姆就急急巴巴告诉我那个对她来说十分意外，对我来说早在预料之中的消息。我故作惊讶大叫大喊：“天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立即向市长告了假，飞车赶到省城。
我的老岳母早就是个半死不活的瘫子，受到女儿猝死的致命一击，当天就送往医院抢救。家里只有一个小保姆，带我进了房间，看见梁佩芬蜷曲着身子侧身躺在床铺上，鼻孔和嘴角渗出污黑的血迹。我没有惊吓，但心里禁不住有些酸酸的。我叫小保姆端来一盆热水，给梁佩芬擦净了脸，又给她找来一套崭新的衣服，好让她穿得漂亮一点去上路。这时我才发现梁佩芬临死前肯定非常痛苦，作过垂死的挣扎，已经把身体蜷缩成一个硬壳的虾公。我必须把她僵硬而弯曲的四肢扳直，复原，才有可能穿上衣服和裤子。这桩脏活重活开初我叫小保姆来做。可是小保姆一是害怕，二是力气太小，抖抖索索扳着梁佩芬的尸体，让她从侧身躺着变成正面躺着，然后，抓起她的一只左手，使劲拽了几下，一点也不能把她弄直。这时，我听见梁佩芬系拴在裤腰上的一串钥匙，叮铃响了一下。那声音很动听，很悦耳，就像一支协奏曲短暂的休止符之间，轻轻敲响的银铃，让我全身的神经都兴奋活跃起来。
我朝小保姆挥了挥手，骂道：“笨蛋，你这样会把她弄痛的，滚开，滚开！让我自己来！”
小保姆有点委屈地走了。
我关上房门，头一要紧的当然是摘下梁佩芬那一串比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还金贵的钥匙，去寻找那一大笔海外存款。我翻箱倒柜，花了半个多小时，把卧室找了个遍，最后从衣橱的一个小抽屉的夹板里发现那七张港币与美元存款单。我把存款数点了一下，共计有１５０万港币和３３万美元。这个天文般的数字真让我吓了一跳！梁佩芬贪财成性和敛财不绝，我自然是早就看在眼里的，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案发后，退赔了３３万６千元赃款，她居然还暗藏着这一大笔巨款。
这个巨大收获令我兴奋不已，手脚哆嗦。我连忙点了支烟，默默地吸着，让自己慢慢镇定下来。对梁佩芬仅有的一点点怜悯和犯罪的恐惧感，一扫而光；因为转眼成为百万富翁的兴奋感，百分之百地攫住了我。现在，我觉得僵挺在床上的梁佩芬，已经不是我的妻子，而是一个物件，像木匠斧下的一块木头，像铁匠砧上的一块废铁，像屠夫刀下的一头死猪或死狗。生者与死者的感情联系已消失殆尽。我的任务只是像一个工匠那样，把我手下的活计做得精致、漂亮，让人看得顺眼、满意。我开始无所顾忌地给梁佩芬穿衣服。但我必须首先把她弯曲的胳膊腿儿扳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抓起梁佩芬一只僵硬的胳膊，像拗麻秆儿似的，咔啦咔啦几下子，就把它弄直了；接着，就摆弄她弯曲了的双腿。腿骨比胳膊肘儿要粗壮结实多了，我弄得满身大汗，像拉一张铁弓，连吃奶的力气也使尽了，梁佩芬那两条该死的小腿还像钢筋铁骨那样弯曲着。我气喘吁吁地想，叫小保姆来帮忙吧，或者，到大街上叫个钟点工，最多花上几十百来块钱，那简直不算个事儿。但是，我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梁佩芬这种龇牙咧嘴的死法，知道的人愈少我就愈安全。罢，罢，罢，我只能自力更生！我把梁佩芬的屈腿摆了摆正，然后用我的两只膝盖骨，使尽全身力气往下一蹾，再一蹾，只听一阵断木裂帛似的脆响，梁佩芬的双腿就先后蹬直了。可是，因为梁佩芬被我折腾得太厉害，淤在五脏六腑里的污血又从鼻孔和嘴里喷出来，像画家调色板上脏兮兮的红颜料，我禁不住一阵恶心，差点儿呕吐。
但我还不得不再次给她认认真真地洗了洗脸，梳了梳头（我的天呀，做了十多年夫妻，我还从来没有给她梳过头洗过脸呢，而在她归西之后，我才尽心尽意地补上这一课）。然后，找出一套真丝内衣和质地极好的藏青色西装套裙，让她穿上，就像她每天要去市政府上班之前，把她打扮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
做完这些活，我全身湿透，精疲力竭，又吸了支烟，这才进了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摆出一副本姑爷此时此地应有的精神面貌。然后，打开房门，把小保姆叫了进来，命她把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整理好。
一切善后工作都办妥了，我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地盯了梁佩芬一眼：她安详沉静地躺在床上，脸上身上都没有留下死于非命的任何痕迹，只是脸色灰灰的，那正是一个心脏病人猝然死亡的样子。我慌落落的心这才安定下来，不慌不忙走到客厅，一一往外打电话，把噩耗通知梁佩芬在省城的几位亲朋好友。
我满脸泪痕，泣不成声，不断哭诉：
“我十天前还来看过佩芬，她还好端端的么！那知我昨天正在西源市开会，却突然接到电话，说她走了！天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