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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思嘉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班门弄斧了，班门弄斧了，有监狱长在这里，我哪敢乱说呀！”
“监狱长，您请坐！”我从木头沙发上站起来，给赵监狱长让了座。“这么晚了，您还下来转悠，又有啥任务了吧！”
“精灵鬼，真被你猜到了。”赵监狱长笑笑说，“听说你们大队和中队干部都在这里，我正好下来跟你们打个招呼—洪月娥的案子判下来了，就要分配来女监服刑。”
姐妹们都瞪大眼睛问道：“多少年？”
赵监狱长说：“十八年。”
任思嘉等七嘴八舌说：“大家都估计会判她个死刑呢！怎么才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说：“洪月娥能保住一条命，有好些个原因：一是她被捕之后，主动坦白交代了受贿罪，对及时破获杨罗亭案立了功；二是章彬彬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救了她的命；三是小黛的完全康复，将她的犯罪后果减轻了。这样，她就捡回一条小命儿。”
姐妹们纷纷慨叹：“真便宜了她！真便宜了她！”
赵监狱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我：“章彬彬，你看呢？”
我说：“这个判决结果，虽然在我意料之外，却在我盼望之中。毛主席说过，我们应该尽量少用极刑，洪月娥在最后刹那间，没有向别人开枪，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说明她身上人性没有丧尽，给她留一条活路，这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判决，我当然能够理解并且衷心拥护。”
“你能这样想，我就放心了。”赵监狱长拍拍我的肩膀说，“总部决定把洪月娥放在你们五大队，你这当头儿的有这般襟怀，也就省得我多做思想工作了。”
大家又问起洪月娥的老公“余科长”，也就是朱亦龙，怎么判？总该拉去再毙一次吧？
赵监狱长说：“倒真是便宜了那个大流氓，也是判十八年。”
我们都大惑不解，愤慨问道：他本来是个判了死刑的人，潜逃在外二十多年，现在又犯贪污盗窃罪，行凶拒捕罪，枪毙两次也够了，反倒只判十八年？
赵监狱长解释说，朱亦龙要求重新审理二十年前的旧案，当年那些受害者，有的已不在人世，活着的又有儿有女的，不肯承认受过她的奸污，证据不足，反而把原案推翻了。结果是贪污和拒捕罪总加起来，判了十八年。
我们又连连感叹：“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太便宜了那个大流氓！”
“法律可不管人们的好恶评价，最看重的是事实和证据。”赵监狱长最后说：“时候不早了，你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安置洪月娥吧！我可是有言在先呵，你们可不能带着情绪管教洪月娥，不能老是念她的旧恶，要把她和其他女犯一样看待。同时，还要做好女犯们的思想工作，对洪月娥不准另眼看待，不准打击报复。
政府既然把洪月娥交给我们管教，我们就有责任把她管教好，改造好。我国司法的正义，表现在量刑准确，不该判处极刑的，尽可能不消灭他们的肉体；而我们监狱的人道，是在监禁罪犯的同时，彻底改造他们的灵魂，让他们在刑满之后，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你们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姐妹们嘴上都这样回答，但是，是否人人心里都真的明白，那就难说了。我自己心里就有些疙瘩。我担心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咳，这个洪月娥呵，几乎成了我的影子，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她即使成了囚犯，我也得天天跟她见面，你说烦不烦！
谢芳——
我从小镜子里看见我，脸上有了淡淡的红润，“马桶盖”的短发也变长了。我对新生活的热望，便像春水一样涨满了胸怀。
昨天，女监召开宣判大会，宣布我经上级批准减刑三年，可立即刑满释放出狱。我忽然觉得天空一亮，告别了旧的谢芳，成为一个全新的谢芳。
坐了三年半牢，我见多少女子哭丧着脸进了女监，又见过多少女子欢天喜地跨出大墙。我发现女犯新生第一个象征，就是发型的变化。发型，对于女性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是为了让自己更时髦更漂亮而变幻无穷的艺术造型，对于囚犯来说，则是失去自由和恢复自由的标志。两个月前，“洪月娥事件”发生后，中队长就对我说，你立了大功，总部已经为你报请减刑。她用饱含祝福的笑眼看着我，说你也许很快可以出狱，你就做些准备吧！比如头发，不要再修短了，留着个“马桶盖儿”，你怎么见人？怎么找工作？
从那天起，我就盼着我的头发快快地长。在无数梦中，我梦见自己头上又长出两个小鬏鬏，又拖下一根大辫子，又美发如云，长发飘然，甚至，我乌发三千丈，从头顶拖到腰际，拖到地面，长成一大片密匝匝的黑森林，长成一大片绿茵茵的青草地。
为了我的一头秀发，我下半辈子可得活出个美好高尚的境界来！
毁掉一头美丽的长发，咔嚓咔嚓几剪子就成，那是眨眼的事儿，而要蓄成一头长发，要熬多少日子呀！一个人滑入罪恶的深渊，也是眨眼的事儿，要从那深渊挣扎上来，可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为了那一时的贪婪，我付出好几年青春时光，才洗刷了我的耻辱。我的头发延伸的脚步是多么缓慢呀！六十多个昼夜，它一微米一毫米地蠕动，爬过我的上耳轮，爬过我的中耳轮，终于遮住整个耳朵，把青青的发梢儿搭在我的双肩上。我深情地注视圆圆的小镜子，从中多多少少找回了多少年前原装原型的我。
“谢芳，你真漂亮！”
“是的，谢芳，有了这一头长发，你漂亮多了！”
我知道，吕金妹和关飞鸾一直在我身后羡慕地盯着我。她们是特意请了半天假来给我送行的。我慢慢回过头，看见她们徒然抚摸自己的“马桶盖”短发，眼里泪光闪闪。我的心就陡地动了一下。我十分理解，我与她们在头发上形成的反差，叫她们触景生情，黯然神伤。同改们自从得知我可能提前出狱的消息后，她们既为我高兴，又常常叹息自己的刑期太长，她们的脸就像初春的天气，时阴时晴。昨天开过几名女犯减刑的宣判大会，我同房的同改们这种情绪达到高潮。一回到号房，她们围着我又笑又闹的，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个又都躺在自己的床上，埋着头悄悄流泪了。我真不知该怎样去宽慰这些还要走过漫漫长途的姐妹。就关飞鸾和吕金妹来说，我跟她们同住一个号房，不是没有磕磕碰碰的，甚至不是没有受过她们的欺负的，但是，她们这一年多确实大有进步，跟着我学文化，学英语，有了上进心，因此，我们慢慢地有了姐妹之情。
我所有的衣服用品和书籍都收进了一个行李包里，就剩一把牛角梳和一面小圆镜，也不往里装了。我把牛角梳给了关飞鸾，把小圆镜给了吕金妹。我说，“我就要走了，这，给你们作个纪念吧！”
吕金妹和关飞鸾同声说：“谢谢！研究生，祝你好运，但愿你不会忘了我们。”
我说：“不会的，我以后会给你们写信，会来看你们。”
吕金妹说：“真的！来拉钩！谁忘了谁就是小狗！”
关飞鸾和吕金妹都还脱不了孩子气，我们就认真地拉钩。关飞鸾和吕金妹傻乎乎地笑着，眼里笑出了一串串泪花。
同改的分手，与同学、同事、战友等等之间的分别，那是完全不同的人生滋味。后者的分别，一般都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我现在能说“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吗？我如果这样说，就是一种彻底的虚伪。但是，不说这些，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想，还是从“头”说起吧。
我说：“吕金妹、关飞鸾，你们头上的‘马桶盖’，也是暂时的，你们的头发留起来，肯定比我漂亮。”
“那还得熬多少年？”关飞鸾一脸沮丧。
“到那时候，我们都成了老太婆了。”吕金妹也很伤感。
我说：“怎么会呢？照你们现在的表现，是完全有希望连续减刑的，关飞鸾还有十来年，吕金妹还有七八年，出狱的时候，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呢！”
“真的！”吕金妹和关飞鸾脸上就有了笑容，“谢芳，我们都借你的金口玉言了呀！”
停了会儿，关飞鸾又说：“还要熬十年，真是太长了！我就盼着有洪月娥那样一个坏蛋让我去举报，也好立大功，一家伙就减刑三五年。”
我说：“我也是偶尔碰上的，哪有那么多坏人让你去举报呀！
况且，我检举揭发洪月娥，压根儿就没想到减刑，只不过觉得应该那么做。”
吕金妹说：“不管怎么说，你的运气就是好。”
我说：“听中队长说，洪月娥已经判了十八年徒刑，要送到我们三中队来服刑哩！”
吕金妹、关飞鸾幸灾乐祸地大叫起来：“真的？”
我说：“真的，是中队长亲口对我说的。”
吕金妹乐得咬牙切齿：“好啊，总说水桶掉在水井里，现在是水井掉在水桶里啰！洪月娥，我要叫你等着好瞧吧！”
关飞鸾也乐得眉开眼笑：“哈，这个老狱棍，这头母老虎，也叫她尝尝坐牢的滋味！”
我说：“别，别，你们千万不能有这种情绪！这半年多，你们俩已经表现很不错，千万别一时冲动，前功尽弃，把攒下的分数都扣光了，还巴望减什么刑？”
吕金妹说：“过去我们被她整得好苦呀，动不动就用电警棍，动不动就关禁闭！”
我又絮絮叨叨劝她们千万不能有报复情绪。愈是在这种时候，你们能正确对待洪月娥，就说明你们改造得不错，就愈有希望减刑。我还说，这是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特意要我跟你们说的。她们都是好人，你们听她们的话没错。
章大队长和任中队长对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有救命之恩。一提起这两位好人，她们才连连点头，情绪平静。
说了好一会儿话，就到了正午边了，我估计从省城赶来接我的高汉文也该快到了，不敢再唠叨。关飞鸾、吕金妹拿出小本子，要我给她们写点什么留作纪念。我用钢笔写上两句话：
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我说：“这是我蹲了三年多号子，流了多少悔恨的泪水，才悟出的两句话十个字，让我们共同勉励吧！”
这时走廊上传来值班员叫我的喊声，我跟关飞鸾、吕金妹握了手，拎起行李包大步走出五大队的大铁门。猛回首，我看见关飞鸾和吕金妹还无限惆怅地站在走廊上目送我，那一刹那，一行泪水从我眼里滴落。我相信若非那扇威严的铁栅栏大门隔开了两个无法逾越的世界，她们肯定会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
出了“半月楼”，我就到了大操场。我记得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复活》中描写女犯马斯洛娃刚被提出监狱受审的时候，她把眼睛微眯起来，不能适应外面明亮的光线。我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住的号房始终是明亮的，而且又每天出操，又常常到田间果园干活，对阳光并不陌生。可今天是我新生的日子，我的感觉就特别敏锐，特别新奇。当下是仲春时节了吧，天空灰蒙蒙的，虽然不下雨，空中也是湿润润的充满雨意，清水潭畔绿柳千树，把一潭清水染得一片澄碧。远山的层层梯田上，新育的稻秧有一筷子高了，这里那里张挂起一片一片嫩绿色的大帘子。
蜂儿蝶儿和蜻蜓们也特别活跃，在阳光下飞来飞去。大自然的春天来了，我的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从今天开始。这就是我跨出大墙的第一个感觉。
我正陶醉于大自然的景色中，看见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站在女监大门口向我招手。原来高汉文早就到了，他已经替我办好释放出监和户口迁移手续，就等我签字和按个手印，我就可以跨出这壁垒森严的高墙和大铁门。
但是，我站在章大队长和小任中队长跟前久久地犹豫着。在我生命旅程转折的岔路口上，这两位女警官对我的再造之恩，我永世也不会忘记。我想像许多山区来的女犯给她们下跪磕头，但我觉得这样不妥，可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表达方式。
章大队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走吧，谢芳，你先生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小任中队长也意味深长地笑笑说：“谢芳，再见吧！但是我希望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不是在这样的地方。”
我眼里盈满了泪水，我真想扑过去拥抱她们。但是，我的理智管束着我的冲动。这时我才想起曾经在信中交待高汉文要带相机来的，我把食指和拇指勾成一个圈儿，对高汉文做了个手势。
高汉文说：“相机吗？带来了呀！”
我怯怯地问两位女警官：“大队长、中队长，能不能赏脸，让我跟你们俩合个影留念。”
这是我出监之前蓄谋已久的一个心愿。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