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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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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箱”。
  半夜饿了,我就偷偷打开“百宝箱”吃点零食。不知是哪位名人说的,所谓环境改造人,首先是从改造人的嘴巴开始的。这话真是对极了!以往在家里,什么饼干、蛋糕、火腿肠,我连瞅也不愿瞅的;现今我深更半夜偷偷从“百宝箱”掏出来,一打开包装纸,就闻到一股奇妙无比的香味。虽然已经饥肠辘辘,但绝不能狼吞虎咽。我一小口一小口咀嚼饼干、牛肉干,然后抿一口茶水,把食物送进空落落的胃肠,平息了肠胃的蠕动,就像老吸毒者过足了烟瘾那么通体舒泰。过去我们这些当官的,在烦不胜烦的筵会上,什么龙虾、鲍鱼、海参、燕窝,常常是放在舌尖舔一舔,放在嘴里嚼一嚼,就吐了,扔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那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罪孽。而现在,我对每一粒饼干屑儿也珍惜如命!因为每一件食品,都是杨罗亭探监时送来,而且要通过管教们睁一眼闭一眼的通融,才能到了我的手上,我能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那样悭吝和节俭吗?每晚吃过“宵夜”,打扫“战场”的时候,我把垫在被单上的报纸抖了抖,什么饼干屑儿、牛肉干渣渣、芝麻花生碎粒儿,全都拢到一块儿来,然后,我用食指蘸着口水,一点一点沾上来,送进嘴里,非消灭个干净彻底决不罢休。这样磨磨蹭蹭,一般来说,每夜吃一顿“宵夜”得花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我人监快一个月了,一直用这种秘密的手段来解决我的肚子问题。可是,我的地下“粮仓”终于被吕金妹、关飞鸾发现,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章彬彬—
  接收我的老战友、前西源市常务副市长梁佩芬入监的一切手续总算办完了。我咬了咬牙,离开9号号房。我真担心,要是在那里再多待一分钟,我也许会失去控制而跟梁佩芬抱头痛哭起来。
  我当了二十年监狱警察,对付过多少囚犯?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早年的好友,会成为我管教下的一名罪犯!当赵监狱长向我宣布这个命令时,我曾经请求过回避。但赵监狱长反问道:回避,怎么回避?全省就清水潭一座女监;全女监又只有你们大队是关押经济犯的。根据对罪犯实行分押分管的原则,梁佩芬不放在你们大队,能放在哪个大队?我申辩道,监狱长,你不是不知道,老厅长是我的老上级,梁佩芬是我的兵团老战友监狱长说,那又怎么样?要是老厅长还活着,他一定也会同意把梁佩芬放在你们大队的。他了解你的为人,只有把女儿交给你,他老人家才放心。
  这是命运的安排吧,我不能对抗命运,更不能违抗命令。
  回到家里,我心乱如麻,连晚饭也不想吃。小黛就说:“妈,你是不是病了?我给你下一绺阳春面。”
  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的小黛才九岁呢,就知道疼妈了。一股暖流从我心头流过,泪水差点儿掉下来。我就交待小黛快快吃饭做作业,我只是有点累,在房里静一静,躺一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可是,我的心哪里静得下来?我躺在床上,一会儿想起梁佩芬,一会儿想起梁伯。二十多年前在兵团文宣队那些愉快的日子,像潮水一样不断涌来:我和佩芬,在树林里一起看书,在小河边一起背台词,在广场上一起演出,在田野里一起采草莓。星期天,一起回到梁师长家里,像梁伯的两个亲闺女,绕膝而坐,一边吃着糖果一边听梁伯讲故事。每一件事,都是向我滚滚涌来的美丽的浪花。
  接着,我又想起与梁伯的最后一别。那是在梁伯的追悼会上。
  梁伯劳累一生,古稀之年患上心脏病。得知女儿被检察院收审的时候,突然大面积心肌梗死,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猝然与世长辞。
  梁伯的追悼会开得异常的庄严肃穆。老人家安详地躺在一副红漆棺木中,身上穿着他视为荣誉象征的草绿色的细呢军官服,瘦瘦的脸显然精心化妆过,竟有些红润。梁伯母原是与梁伯同时被女儿收审的消息击倒的,因为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老命,那会儿泪眼婆娑地坐在一张轮椅上。每一个悼念者向梁伯致礼告别时,那最后的目光都写满了含义殊深的悲哀;与伯母握手吊唁时,说不出一句话。这种冰冷似铁的沉默,并非出于谨遵追悼会的规矩,而是说上千言万语,也不能抚慰屈死者的灵魂和未亡人的心灵。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我看今日有许多职业革命家眼看着自己的儿女背叛自己革命的初衷,旷古未有的悲哀再大也大不过被不肖的子孙活活气死!
  参加追悼会的时候,我曾久久地凝视披着黑纱镶在黑框里的梁伯的遗像。现在,那帧庄重的深怀莫大悲哀的遗像,不住在我眼前晃动起来。忽然,我觉得梁伯慈祥而苦涩地笑了一下,迈着艰难的步子从镜框中缓缓走出来。在黑夜一样沉重的哀乐声中,梁伯拨开站满了灵堂的黑鸦鸦的悼念者,一步一步迳直走到我跟前。梁伯说,彬彬,我把佩芬托付给你了!我没能把她教育成一个正直的人,到了阴间见到马克思、毛主席也无地自容啊!
  我就紧紧拉着梁伯的手,痛哭失声:梁伯,梁伯!您把佩芬领回去吧!我怎么管得了她?
  梁伯说:彬彬,你怕什么呀!我一不要你徇私枉法,二不要你特殊照顾。只要求你照章办事,从严要求,做得到这两点,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把跌倒的小芬重新扶起来。
  我说:不行,不行!梁伯,我可完不成这个任务正和梁伯争吵不下,低回凄惋的哀乐以更高的分贝在灵堂上激荡起来,有几个牛头马面一样的大汉,蜂拥而上,有的卡梁伯的脖子,有的拽梁伯的胳膊,说是来催梁伯上路。我蓦然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原来是一场噩梦。
  我在黑夜中坐了很久很久,百思不解怎么会做这样的梦。莫不是梁伯在天之灵真的给我如此重托吗?可能,很可能,A省人都知道梁建成是个执法如山的清官,他如果活着,除了给我这样的嘱托,绝不会容忍任何人为他女儿开方便之门。
  “照章办事,从严要求。”这就是梁伯给我的尚方宝剑吧。看来我只能铁了心儿咬紧牙关来面对梁佩芬了。
  第二天,麻烦的事情就来了。
  新犯人监后,有十天人监教育。与梁佩芬同时入监的女犯共有十五名,组成一个小分队,狱政科指定我担任指导员。集训的主要项目是:学习有关法律和《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以及队列操练等等。清晨为操练时间,起床铃响过十五分钟后,每个学员必须赶到大操场集合。但是,第一次出操,铃声响过十五分钟,十四名新犯都跑步到齐,惟独梁佩芬姗姗来迟。她老人家不慌不忙,保持着直直的腰身,晃动着幅度不大不小的胳膊,仍像她过去当市长那种派头,扭达扭达地悠悠走来。
  我心里好火,大声吼道:“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逛公园啊!慢慢吞吞的。”
  梁佩芬说:“没办法,穿衣服,叠被子,洗脸,刷牙,上厕所,就得这么多时间。”
  我说:“人家都来得及,就你来不及?快,入队!”
  我下令要梁佩芬站在排头,一是她个子高,二是她在兵团当过兵,队列操练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有她带个头,这些乌合之众也好调教一点。可是非常奇怪,她听口令的能力比那些来自农村的文盲女犯更差劲,我叫向左转,她偏偏向右转,我叫立正她偏稍息。我火了,叫梁佩芬单独出列,要她拔慢步,以示惩罚。
  “一、二、一!一、二、一!”我威严的口令声在操场上空响起来。
  梁佩芬开步走。迈左腿时同时甩左手,迈右腿时同时甩右手,走得像木偶一样滑稽。其他女犯忍俊不禁,想笑又不敢笑。
  我无奈地摇头说:“梁佩芬啊梁佩芬,你是怎么搞的,连正步走都不会!”
  “我笨,我就是不会。”梁佩芬说话时不看我,而是翻起眼睛朝天上看。
  “亏你还在生产兵团当过兵,不会队列操练?”
  “有这事吗?大队长,你知道我在生产兵团当过兵?我自己可是一点也记不得了。”梁佩芬说完,又翻起眼睛朝天看。她这是有意向我挑战,暗示我说:你既然忘记咱们儿时的情谊,我自然也记不得你了。显然,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认识,满肚子委屈。可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梁佩芬,是梁伯的女儿,是我年轻时的兵团战友呀!
  学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时候,梁佩芬也跟我捣蛋。女监规定,这“58条”行为准则,在集训期间都必须条条牢记,条条照办。可是梁佩芬压根不理这一套。多数新犯都会全文背诵了,梁佩芬却一条也记不住。她跟干部说话从来不立正站好,也不喊“报告”。更可恶的,你跟她说话,她连瞅也不想瞅你,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瞧窗外。我知道,由于我的“照章办事”,她在心里恨死了我。
  到了集训快结束的前两天,事情才有了一点转机。这天后勤科要女犯去些人帮忙清理伙房的猪圈,洪月娥是历来主张要给新犯一个“下马威”的,正好,清理猪圈是桩又脏又累的重活,便派给新犯集训队。
  我有点事儿在大队部忙乎着,任思嘉带着十五名新犯先走了。等我向伙房旁的猪圈走去时,看见十多名女犯已经脱了鞋袜,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下到臭烘烘脏兮兮的猪圈里,有的在耙猪粪,有的在装粪筐,有的已经挑起猪粪往外走,只有梁佩芬远远地站着,看也不朝猪圈那边看。任思嘉大声和她争吵着,要她快快去干活。
  我一边向猪圈走去,一边想,糟了糟了,如果罪犯干活时不服从干部命令,那可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可是,这样的脏活累活,梁佩芬又哪里干得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忽然计上心来,就把梁佩芬撇在一边,只对任思嘉说:“小任,新犯集训队快结束了,要出一期墙报,明天总部领导要下来检查的,你快派个人去抄墙报。”任思嘉问我派谁去。我说:“就让梁佩芬去干吧,我看她的字还写得不错的。”
  任思嘉是个精灵鬼,她不会不知道这么一期墙报,放在下午来出,只要多派上一两个人,是绝对来得及的。但她不露声色地给了我面子,转身吩咐梁佩芬:“梁佩芬,那你就按大队长的吩咐,快快去号房抄墙报吧。听着,这个任务今天一定要完成!”
  “好吧,我去!”
  梁佩芬像得赦一样赶快走了。我觉得,她似乎感激地瞟了我一眼。
  这是梁佩芬入监后第一次友善地看我。因为在她非下猪圈不可的时候,我扔给她一根救命的稻草。
  下午,我去9号号房看看梁佩芬的墙报抄得怎么样。嘿,那几年大学她到底没有白念,一手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文章的标题都是漂亮的美术字,空白处还配上尾花和插图。毫无疑问,这是女监有史以来最漂亮的一期墙报。
  我走进号房时脚步轻轻的,正在聚精会神画插图的梁佩芬并没有发现我。我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梁佩芬,你还真有一手呀!”
  梁佩芬定定地把我瞅了好一会儿,像失散的孩子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哇地一声哭起来:“彬彬姐,我、我、我不想活了!”
  我心里也酸酸的,拍着她的肩膀说:“别说傻话了!多少刑期比你长的人,都熬过来了!”
  梁佩芬哭求道:“彬彬姐,你帮我弄一瓶安眠药来吧,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这时走廊上响起脚步声,我想是女犯们下工回号房来了,一个女犯和一个管教员紧紧抱在一起,这算个啥事呀?我赶紧推开梁佩芬,匆匆走出号房。
  这天夜里我彻夜难眠。梁佩芬呀梁佩芬,你真是叫我作难死了!我要“照章办事”,从严要求你吧,你可把我恨死了;我要对你徇私袒护吧,我还算个人民警察吗?
  任思嘉—
  一般来说,经过十天集训,不管怎样张狂的女犯,基本上都能树立起“罪犯”意识,也就是说,她应该完全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牢牢记住自己现在是一名正在服刑的罪犯,一举一动都要遵守“58条”,除了老老实实改造,不应有别的想法。可是,已经当过十多年县长、市长的梁佩芬,却很难完成这种反差极大的角色转换。
  我很快发现梁佩芬那拉过双眼皮的眼睛里,有一种冷漠,一种傲气。人家大市长都当过,能把女监的大队长、中队长放在眼里?还不如过去她手下的一个小科长呢!洪月娥多次提醒我:小任呀,梁佩芬是一匹最不肯上嚼子的母马,你要是不狠狠地整一整她,她就天天跟你昂脖子尥蹶子!
  我一来心软,二来碍于章彬彬的情面,对梁佩芬总是狠不起来,更不知道要怎样整治她。
  大队长洪月娥看见我迟迟没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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