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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杂忆-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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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至脚,细胞个个相交战。    
    往日从头算。成事无一件。    
    六十岁,空吃饭。    
    只余酸气在,好句沉吟遍。    
    清平调,莫非八宝山头见。    
    启功先生的老友张中行,被推进医院,之后启功也因心脏不适坐轮椅被推进医院。而借此一“推”,启功在电话里对他说:“我现在成诸葛亮啦,天天坐双轮手推车。”然后转到张中行的病,他又有妙语,“心都坏了”,张中行嘴里顺势说一句:“是你先坏的,我随着也坏了。”    
    这简短的两句对话,点出了启功是如何对待病魔的。启功先生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而得高寿,是因不怕死而吓退了死神。启功先生的美德能使他正视现实,那种能转化为力量的智识、美德相互配合,才能面对死亡战而胜之,美德与智识,启先生身上兼而有之,故此,启功才能与死神玩笑。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荣辱(4)

    我问启功:“您求学的道路是怎样走来的?”    
    他说:“求学这个东西很不易。我自己求学经历就从来没顺利过。我与其说在哪儿求学,不如说是零七八碎地凑起来的。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每个老师都得上两门课,这些老先生一个叫沈兼士,一个叫于家照,还有比我大一些的大师兄们。他们在一起评论一些事情,说今天报上有一篇什么文章,昨儿个杂志上有一篇什么论文……大家七嘴八舌评论这篇文章好不好,那篇有什么缺点……。我回家就把这些文章、评论找出来看。从这里我的眼界、心界开阔了,知道了很多东西,这样我才知道学习的门径。”    
    他说:“我从18岁到20岁,跟戴绥之念书,点了念,念了点,基本功就是跟他们学的。今天看来,学的这些基本功没白费,作文、作诗就是在这个时候学的。我在大学教书,一方面卖画,逐渐有点小名气了,所以我的画也有人买了。我常说,你的画怎么样,这得有个地位,说我写字好,假如师大把我‘刷’啦,从前叫解聘,你试试,我的字有没有人买。”    
    “我小时候买不起书,我祖父死了,家里的书都卖了钱发丧,没有钱买书。这时偶然得着汪渔洋的诗,我才得了一套,应该有两套,我只得半部,半部我也看,我很爱看,作诗也模拟它,念的时候还一字一字背下来。我觉得现在念书没有机会得到书反倒好。我现在要买什么,爱买什么书就买什么书。这么一来问题来啦,我买来的书,我几时看呐?一大摞书连过眼都没过眼。现在我觉得条件差,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受人家的讽刺,受人家的看不起,或者受人家骗你的道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再就是我不懂的东西,我就‘抠’,我的许多问题是没处问人的。所以,我不会就死‘抠’,‘抠抠’它也会了!”    
    “现在,我高兴的是,没机会临老师的画,当时要是亦步亦趋地临得特别像,我到现在就糟了,正因为我抢不上临老师画的机会,我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反倒是我自己的,有我的一个个人的见解了。我的那些师兄弟临的多、临的像到现在也没跳出老师的那个框框。我真诚地告诉我的学生不要学我,你要学了我又不像,你学我干什么?!”    
    惟有受到挫折,或者得不到好的顺利的机会,这个时候在学问上才是最好的条件,启功说:“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两次大的运动的挫折,反倒在我写东西上给了很大的动力。我认为人老处在顺境,不会有什么发展,人不可没有一个压力。在这段时间里,现在出的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时候构思的,很宝贵的一段,刚一摘帽,我的文章都出来了……”    
    他对于做学问,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第一是不耻下问。我学过文学,不懂音韵的原理,我就拼命找人补课,向这人请教,向那人请教,连我教过的学生我都请教,谁学习过,我就请教谁。我到底研究透啦。现在我讲诗文的声律,它的音调到底是什么规律,连作曲家、音乐家、心理学家我都请教过。为什么要仄仄平平仄的?结果,现在还是没有人说出来为什么。可是,这基本总结我写了一本小书叫《诗文声律论稿》,这本书,那时大家不太注意,可是刚一出书也有人买。”    
    “听说有一位某学院的老先生买了这本书,在国外的一位老学者跟他要,问:‘现在诗词格律有什么书?’他就把我这本书寄出去了。我这本书薄啊!大伙也不注意,是手写的,大家拿去当字帖看。其实不是,我这里所讲的确实给总结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太简单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4年到1974年才写完,改了若干次稿子,为什么?后来我愈来愈压缩,没办法再压缩了,我就想,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去安家落户,这样我拿下去也好带,是为这个,要是为稿费啊!字愈多稿费不就愈多么?愈多不就愈好吗!”这么幽默,启功先生说完自己也笑了。    
    外行有外行的好处,思想可以活一点,解放一点。启功说:“我从前文笔很苦涩,总不敢写,一位老先生说,你有什么,你就赶快写,写多了,自然就行啦!我就这么愣写,越写越写,手就左右逢源了,思路也活泼了,这样下笔不停止……这样我这外行反倒得到益处,不受各种框框的束缚,你问我是哪一门子的,我也说不上来,我乱七八糟的什么都学,没有框框对我是好事。再就是不要套进圈子里去。别听人家的那套,现成的那一套说法,很多是靠不住的。你学一个东西,说书上是这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老师说的我就不能怀疑,就得像老师说的那样做……这是很危险的,得自己真正地好好想一想,不行,干脆就不听那一套,我怎么弄好,我就怎么试一试,这是我的习惯。做学问也是这样。有许多人说,这事就得那样,这是某些大师说的。某是名家,就不能怀疑吗?我不以为然。”    
    以上就是我20世纪80年代与启功先生畅谈时,他谈到的一些如何积累学问的经验,虽然有些零碎,但我觉得这里面蕴藏着不少人生闪光的东西。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虔诚(1)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启功诗作墨迹影印本》、《郑板桥集善本影印本》首发式。启功先生到会上讲话。先生照例先客气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感谢之余,还得指出,出版社今天把我和郑板桥的诗集弄到一块儿开首发式,这里头可有意思,我们这些写写画画的徒子徒孙能和祖师爷相提并论吗?把我和郑板桥的书放在一起,这是出版社有意让大家对比着瞧,你说这有多损?!”    
    郑燮(1693…1765)清代书法家、文学家,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潍县知县,后以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罢官。作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擅写兰竹,以草书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隶体参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能诗文,《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作,描写人民疾苦颇为深刻,所写《家书》、《道情》自然坦率,为世所称。为“扬州八怪”之一,有《板桥全集》。    
    谈起郑板桥,启功在他写的“我心目中的郑板桥”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对郑板桥先生,却是一大堆敬佩、喜爱、惊叹、凄凉的情感,一个盛满各种调料的大水桶,钻一个小孔,水就不管人的要求,酸甜苦辣一齐往外流了。”    
    启功在十几岁时,刚刚懂得在书摊上买书,看见一小套影印的《郑板桥集》,底本是写刻的木版本,作者手写的部分,笔致生动,有如手迹,还有一些印章,也很像钤印上的,在他当时的眼光中,竟自是一套名家的字帖和印谱。回到家细念,诗,不懂的不少;词,不懂句逗自然不懂的最多。他说:读到《道情》,就觉得像作者亲口唱给我听似的,不论内容是什么,凭空就像有一种感情,从作者口中传入我的心中。十几岁的孩子,没经历社会上的机深变诈,但在祖父去世后,孤儿寡母的凄凉生活,也有许多体会,虽与《道情》所唱,并不密合,不知什么缘故,曲中的感情,竟自和我的幼小心灵融为一体,及至读到《家书》,真有几次偷偷地掉下泪来。在祖父病中,家塾已经解散,只在邻巷亲戚的家塾中附学,祖父去世后,更只有在另一家塾中附学。启功深尝附学学生的滋味。《家书》中所写家塾主人对附学生童的体贴,例如看到生童没钱买川连纸做仿字本,便买了“无意中”给他们。这“无意中”三字,有多么情深巨大的意义啊!启功稍稍大些,又看了许多笔记书中郑板桥关心民间疾苦的事,和他做县令时的许多政绩,但他最后还是为擅自放赈,被罢免了官职。前些年,有一位同志谈起郑板桥和曹雪芹,他都用四个字概括他们的人格和作品,就是“人道主义”。    
    在启功先生书房的南窗下,有一张大案子,在大案子两侧的墙上,悬挂着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手书“南无阿弥陀佛”墨迹和一帧李叔同遗像,像旁题跋“弘一大师遗像,元白先生惠存——丰子恺赠”。由此可见,李叔同在启功心目中的位置了。    
    启功说:“我佩服李叔同!”他说:“我有一首诗就是写他的!”    
    吾敬李息翁,    
    独行行最苦。    
    秃笔作真书,    
    谈静前无古。    
    并世论英雄,    
    谁堪踵其式。    
    稍微著行迹,    
    披缁为僧侣。    
                                           ——弘一法师    
    李叔同(1880…1942),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浙江平湖人,出身于清进士、盐商家庭,擅长书画篆刻,工诗词,1905…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学西洋绘画和音乐,曾同曾孝谷等创立“春柳社”,参加话剧《茶花女》和《黑奴吁天录》的演出。归国后,在浙江、南京等师范学校任绘画、音乐教员,作有歌曲《春游》、《早秋》等,并采用外国歌曲配制新词作为教材,对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有启蒙意义。中年之后,因不得志,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号弘一,后专研戒律。    
    他原来是位大才子——音乐、美术、书法,无一不精,还当过军官参加北伐。他出家后立刻变为一个高僧。用启功的语言,就是这个人很厉害,很了不起,他干什么像什么,“长城外古道边,……”这首诗就是他出家以后写的。他还翻译了大批佛经,创作了很多好听的佛曲。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救世济人之心。举个例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萝卜,连一点油也不放,旁人都认为他太苦了。启功揣度他的想法,大概他认为自己既是佛门中人,又解救不了大众之苦,于是只有自己多吃些苦果作补偿。


第二部分:处事与生活虔诚(2)

    启功先生讲,一次,有朋友请客,因为有人没按时到达,用饭迟了一会儿,等客人到时,已过了中午12点。弘一法师有过午不食的习惯,那天就只喝了点凉水。启功说:“弘一法师在这样的小事上都十分认真,真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我十分敬佩。”    
    接着,启功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有件事挺怪,我不知怎么挺信奉人道主义,比如,我对我父亲、我母亲、我姑姑、我老伴儿,与其说对他们有亲人的感情,不如说是人道主义。我觉得他们太苦了,我应该多受点罪才对得起他们。我现在老了,反倒得劲儿了,我心里并不觉得舒服。我这种思想从哪儿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真是这么想,这么觉得。”这也可能是冥冥中李叔同与他的缘分吧!    
    启功先生对钱与情是有着他独特感受的。他有这么一首诗,看题目,令人开怀,看完诗,令人悲哀,何以至此?    
    《中宵不寐,倾箧数钱,凄然有作》    
    钞币倾来片片真,未亡人用不须焚。    
    一家数米担忧惯,此日摊钱却厌频。    
    酒酽花浓行已老,天高地厚报无门。    
    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说的是,启功夜里睡不好觉,起身后并未像一般文章中描绘名人们那样,于青灯下校勘经史以发挥余热,却拿起钱篓子,倾于桌上一张一张数过,此情景岂不令人开怀?然而,启功想到的是什么?想到了亡妻,想到自己虽有未亡人的悲伤,却不能不用这些钱以存活于世。由此而回首自己及全家历经艰难坎坷的大半生,当思潮复回到现在,不禁感慨万端,为今,钱是有了,身也老了,而更使启功伤怀的是,欲以今日之钱,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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