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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懊孀⑸稀癝OS！！！” 我将她的信通过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克隆普霍茨女士（Kristina Krombholz）和布劳恩女士（Ursula Braun）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4月8日，丁娜收到了耶利内克本人回复的电邮：
“尊敬的译者先生，我收到了您的SOS和那些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真的！我可不愿意处在您的位置。请您稍微有点耐性。我刚刚回到维也纳，（我已经出去很久了），需要一些时间处理最紧急的事情。但是我将尽力而为。问题在于，我经常写的不是‘标准的’（kein “normales” Deutsch）德语，而是一种艺术语言（Kunstsprache）。您一定要在中文里找到一些相对应的东西，（可惜我对中文几乎毫无所知，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可能），您可以非常自由地、有创意地处理我的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您必须意译（nachdichten）。再见并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非常感谢您为此费心！”
但是，就在四天之后，罗沃尔特出版社的布劳恩女士给我来信说：我们已经把译者的问题转给了耶利内克女士，“作者现在给予了答复，她很遗憾，现在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在她的文本中有许多地方是无法做出合理（rational）解释的。因此，为了把她的书很好地翻译成中文，译者和出版社现在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项工作。”丁娜和徐静华当然感到很失望，但是没过几天，丁娜接到卡特琳·劳施博士（Dr Katrin Rausch）的电邮，她是耶利内克的朋友，住在维也纳，从事德英…英德翻译，懂汉语，曾经被德国学术交流基金会（DAAD）派遣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现在受耶利内克之托，向译者解答翻译中的问题。在她的协助下，两位译者顺利地解决了最后几个疑难。中国科技大学外语系徐筱春副教授和南京大学德语硕士毕业生陈兆女士，也把翻译耶利内克的作品视为一次“神圣的工作”，为了做好准备，迎接“很大的挑战”； 她们认真阅读了许多老一辈翻译家的剧本译作，“想多找找剧本翻译的感觉”，她们俩虽然身在国内，但是周围都有一些德国专家学者，他们自然成了解答疑问的老师。交稿之后，徐筱春女士给我来信：
《我们是诱鸟，宝贝》 第四部分第七十三章 （10）
“这是从事翻译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在‘信、达、雅’的钢丝上如何保持最佳的平衡？怎样才能兼顾作者的风格和读者的阅读习惯？译文风格的选择和把握是最难的，尤其是这样的作品，不敢为求‘达’而少‘信’，感到前所未有的束缚和压力。虽然也知道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怎么做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众口难调……但是依然想做得更好……文学翻译实在很难！耶利内克的作品就更难！！这个剧本中涉及许多史实，却又不把引文明确标出，真的担心不加注解，读者无法读懂，但加注解也许同样会引起争议……已经两个月没有好好享受阳光了……这两个月过的真是非人的生活： 非人的辛苦非人的痛苦非人的充实……还有，非人的快乐非人的满足非人的……都是因为耶利内克； 因为《克拉拉·S》。春天来了；我也渴望着走出克拉拉的寒冬；带着满足和感慨……”
感谢各位译者，你们本着认真敬业的态度完成的高质量的译作，让我在后来的审稿工作中着实省去了很多力气。其实，我本来也应该是本书的译者之一，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可能会被人看成是一个贪图虚名的编选者。从11月下旬起，我开始动手翻译《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我当时是有点私心，一是因为这个剧本是耶利内克的代表性剧作，我自认为也是最有可能被搬上中国舞台的剧本，二是这个剧本从语言上来说相对好翻译，每天翻译一点，三个月内可以完成，不会影响我的其他工作。但是，2005年1月中旬，我在和杜新华通电话时，偶然得知《世界文学》杂志将发表这个剧本，译者是我过去的同事焦仲平副编审（焦庸鉴是他的笔名）。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给焦仲平打了电话，向他约稿。当然，我自己也就放下了翻译这个剧本的工作。非常有趣的是，1月31日，我约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生齐快鸽女士翻译其他文章，她在得知我正在编选《耶利内克戏剧集》之后，就问我能否将她翻译的并将在《外国文艺》2005年第一期上发表的《娜拉离开丈夫以后》收入这本集子里。《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这两家国内刊登外国文学的权威杂志不约而同地选中《娜拉离开丈夫以后》这个剧本，看来是应了那句老话：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这两家权威性的外国文学杂志，事先不征得版权所有人的允许，就约请译者翻译并且刊登受版权保护的外国作品，事后也不向版权所有人寄送样书的做法，今后是否也应该改一改呢？
三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布以后，国内媒体的关注程度大大超过以往，诺贝尔文学奖已不仅仅囿于文学，而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新闻事件。在很短的时间里，国内至少有上百家报纸介绍耶利内克的生平与创作，《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娱乐信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环球时报》、《北京青年报》、《晶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南京晨报》、《扬子晚报》、《江南时报》、《潇湘晨报》等还以整版甚至几版的篇幅专门报道，就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种全国性的大报也数次刊登了介绍耶利内克的长篇文章。《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文》、《上海文学》、《书城》、《人物》、《出版人》、《外滩画报》等媒体也根据各自的取向，推出了诺奖得主耶利内克的专辑或重头文章，大多数都是放在头条的重要位置。众多媒体全方位解读耶利内克，在短短的几周之内，使她成为在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外国作家。
耶利内克获奖，在我国文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安妮宝贝、虹影、洁尘、胡榴明、盛可以、袁筱一等女作家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对耶利内克获奖以及她的作品包括影片《钢琴教师》的看法和感想。邱华栋、葛红兵、唐浩明还专门写了耶利内克及其创作的长篇文章，并被许多报刊转载。白烨说：“耶利内克的作品确实值得看，艰涩难懂，但是把很压抑、很迸发的东西揉在一块儿隐喻，很艰涩，很高雅，阅读很难，但是大师一般都有这个特点，都不太好阅读。面对这个挑战，它是值得的。”止庵说：“有些书很独特，确实是我们没有见到的。它们不太好看，但是非常新颖，我以前没有读过这样的书，读了确实耳目一新。”就耶利内克获奖及其作品撰文或发表谈话的文学评论家还有徐友渔、张颐武、王宁等人。在《钢琴教师》中文简体字版正式出版之后，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杂志社，于2004年12月28日在北京举行了“耶利内克作品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德语文学界的一批专家学者，就耶利内克的作品“衡文论剑”。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耶利内克的作品《逐爱的女人》、《钢琴教师》、《情欲》等，强调了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全国各地的一些从事德语文学的学者也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谈话，仅我个人注意到的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叶廷芳研究员、宁瑛研究员、叶隽博士，北京大学马文韬教授、李昌珂教授、谷裕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韩瑞祥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复旦大学德语系袁志英教授、王滨滨副教授，同济大学德语系宋健飞教授、黄克琴教授、胡春春副教授，南京大学德语系陈民副教授，西安外国语学院德语系聂军教授，《译林》杂志的赵燮生编审，《世界文学》杂志的杜新华编辑。中国著名作家邱华栋撰文：“耶利内克陡然间成为阅读界的一道风景。《钢琴教师》目前的发行量已经直逼10万册。在很短的时间里，耶利内克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将达到10多种。可以说，耶利内克是最近10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在中国运气最好的一个，也是大受市场欢迎的一个。”
《我们是诱鸟，宝贝》 第四部分第七十三章 （11）
我本人虽然生活在国外，但是因为有了互联网，加上敝公司设在国内的机构，我对国内媒体的报道还是很了解的。我当然注意到，10月8日耶利内克荣膺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国内之后，媒体很快发布的两条消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韩敬群在第一时间对媒体宣布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在10月底推出耶利内克的代表作《钢琴教师》的中文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助理赵武平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迅速在书展现场找到了出版耶利内克最新短篇小说集《米夏埃尔》的汉堡洛渥尔特出版社和出版其剧本《死亡与少女》的柏林出版社，并一举谈妥中文版权引进事宜。”我当时并不介意这两个出版社通过媒体宣传的做法。虽然北京十月文艺社签订的《钢琴教师》合同早已过期，但是在我的计划中，《钢琴教师》始终是保留给他们的，因此在我发给所有出版社的可以提供中文版权的书单中从开始起就将《钢琴教师》除外，并且我在与该社有关人员的电话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立场。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本来就是我与赵武平共同商定的，当然我并不赞同赵武平这么早就向媒体透露如此详尽的细节，因为这样做其实也把我放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好几位很熟悉的出版社领导就曾经在电话里婉言批评我偏向上海译文出版社。但是，后来由于其他代理人出来宣称也拥有耶利内克中文简体字版的代理权，向几家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透露了《钢琴教师》合同过期的消息，这样一来，我立刻收到了好几个出版社发来的旨在争夺《钢琴教师》的报价，原先基本上已经谈好的出版选目完全被打乱了。有几家消息灵通的媒体这时也从国内把电话打到了德国，要我正面回答十月文艺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是否已经获得授权，并要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这样，我不得不走到前台。我在2004年10月16日接受北京某报记者采访时主要强调了几点：
1耶利内克是一位文学成就很高的德语作家，无论从作品内容和创作形式上都很有独创，获得过包括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的几十个文学奖，她的作品的发行量也很可观，已经被翻译成23种外文，有90多个不同版本。
2耶利内克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小说，诗歌、剧本等在文学界的影响也都不小，她的戏剧具有很大的试验成份，希望国内关注她的剧作。希望不是某一家社独家出版耶利内克的作品，也不是谁报价高就给谁，好几个社根据各自特点出版耶利内克不同作品，并不是竞争，相反倒会互相推动，也可以对作家的整个创作给予更全面的展现。
3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报刊，都要加强版权观念。出版社在没有获得出版授权的情况下就对媒体发布消息，会影响安排版权的工作和进程。因为我是独家代理耶利内克的中文简体字版权，因此，“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到今天（2004年10月16日）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已经获得了耶利内克任何一本书的版权。”
为了确保准确无误，我要求该采访记者务必将稿件发给我确认后才能发稿，但是我修改并在10月17日发回的稿件在发表时不仅保留了原先稿件中的错误，删掉了一些重要的段落，而且冠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耶利内克，谁出谁就是盗版》。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被许多报刊转载，一时间，媒体上各种猜测都有。客气的说：耶利内克版权“扑朔迷离”，“充满变数”，“风云突变”；不太客气的认为，蔡鸿君突然“变脸”，“制造悬念”，将“十月文艺和上海译文的喜悦瞬间化为乌有，还把他们置于舆论指责的中心”，有待价而沽、大捞一票的嫌疑。还有的媒体猜测，我与赵武平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其实，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与我合作时间最长、合作项目最多、合作关系最好的中国出版社之一。我自己翻译的格拉斯的几本书也都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从几任出版社的领导到版权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有负责德语图书的责任编辑，我们彼此都很熟悉，关系也很好。十多年来，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赵武平到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