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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顾客运公司就是例证。为此，他只有把握好机会，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一次就打动老慕。
这种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他知道老慕要出访马来西亚，便事先派人到那个国家去安排。老慕一到机场，那个国际玩笑果然开得很新鲜、很刺激、也很大，接待规格不亚于国家元首，先是十几台锃明瓦亮的“大奔”鱼贯而入，停在他身边，紧接着一位面若桃花的女电影明星为他献鲜花。那一刻，老慕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次活动后，老慕醒过腔，自然会顺藤摸瓜找到作俑人夏任凡，对他有了好感，并破例到客运公司视察工作。自然，夏任凡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伺侯老慕，老慕岂能不对他有一个能干的感觉？结果效果达到了。老慕逢人就说；他了解夏任凡，这小子能干。夏任凡聪明就聪明在这里，悲剧也在这里。
继而，他们回来后，他决定进行第二步“物质投资”，但是他不敢、也不会冒冒失失赤裸裸地为自己当官送礼1997年底，他第一次向慕绥新出手，应该说是一种试探。当时客运集团公司所属企业要进行无轨电车改造，更新运营车辆需要市里帮助解决相关资金。按理说，这本来是公家的事情，夏任凡只须按正常途径反映情况，按审批程序递交报告就行了。可是，为了“今后工作”探明途径，趟趟路子，他还是于12月的一天晚上，来到老慕家。
老慕在家显得很热情，他的前妻贾桂娥也在场，他们在大客厅接见了他。几句寒暄客套话聊过之后，进入正题时；夏任凡“大肚弥勒佛”般地笑了，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道：“快过年了，给嫂子弄点钱花。”慕绥新没有推辞；微笑地当了“二传手”，马上转交给贾桂娥，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第一次出手如此顺利。老慕笑得很自己人的样子，也就很真诚。他知道见好就收，赶紧告辞了。
夏任凡走后，贾桂娥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立即问老慕：“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以前怎么没见过？”
“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夏任凡呀！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想当交通局长。”慕绥新那坑坑洼洼的脸上抽动了一下，夏任凡一撅尾巴，就知道他拉几个粪蛋。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6）
夏任凡那点心事，岂能瞒过老慕的眼睛？原来他们在韩国交谈时，老慕就把他的底摸得一清二楚。但市交通局长这样的“肥缺”，岂是一万美元可以买下的？对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都心知肚明。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交易。继而1998年5月、9月，夏任凡又分两次“送货上门”，给慕绥新送2万美元，慕绥新又收下了。
慕绥新将3次送的3万美元都收下了，这使夏任凡非常高兴，他想老慕收下3万美元，没有拒绝，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和许诺。况且他知道老慕一言九鼎，是办事的人。为此，那些日子，他便做起当交通局长的梦。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那个好消息并没有来。夏任凡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一定做好的人。于是，他每天都是在非常焦急的等待中，也是在每天分析猜测中度过的：老慕还在等什么？是情分没到，还是送得不够？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自己送多少才能填满那无底洞？夏任凡心里有没有底？但是有一条他心里是托底的，那就是老慕“当官人不贪财”，来者不拒越多越好。
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1999年6月的一天，慕绥新在商贸大厦会见外宾，其时夏任凡也在场。他抓紧有利时机，送给慕绥新一块“百达菲丽”男式手表，慕绥新收下了。有谁能想到，就在一市之长忙于公务、会见外宾的档口，行贿、受贿这样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照样进行。
案发后查明，这只含18K金的“百达菲丽”表，价格不菲，值人民币9万多元。
夏任凡则告诉笔者，事情的经过不是那样。是那天他也参加会见，老慕看他的表很薄、白表带，显得干净好看，便说，你的表不错呀！看到老慕喜欢，想要这块表，我动心了，可我再想溜须拍马，也不会当场把一块旧表摘下来，送给老慕。那是对老慕的不尊敬。老慕也不会要这块别人戴过的表。事后，是我惦记这件事，不久有人出国带回来一块，我要来，送给了老慕。平心而论，慕绥新并不是见钱眼开，光收别人钱财不办事的人，而是那种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人。老慕拿到夏任凡的钱后，利用市长、市委副书记的职务之便，确实为夏任凡办了不少事。比方客运公司运营的价格、线路安排调整，以及因燃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运营困难等问题，慕绥新都给予了支持并帮助解决。夏任凡还要求将沈阳市客运管理办公室，转归客运集团公司管理，慕绥新表示同意，并责成有关部门办理。但其后因为其它原因没有办成。特别是在夏任凡要当交通局长的问题上，他更是主动与有关领导协商并推荐，坚持要夏任凡到交通局当局长。
夏任凡为什么最终没有当上局长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夏任凡与交通局有过节、名声不好。由于市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反对，他们说如果让夏任凡担当局长，他们集体辞职，为此，市常委会也否定了慕绥新的提名。
一个改革初期极有抱负与作为的改革者，为什么竟会有这么些人反对、这么没有人缘呢？一句话，夏任凡变了！
夏任凡自从1986年第二次上台以后，在交通客运公司担任“一把手”长达十四五年，在沈阳市企业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比他担任一个职务更长的了。由于社会发生许多变化，特别是沈阳市领导层的所作所为，无不对他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他就像一个大家长，把沈阳客运集团当成自己的家了。比方，他一般人瞧不起，一旦来了他认为可以结交的朋友，一般他都把客人请到家里去，这样既能省钱又可以表示亲近，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家里请吃饭的费用，都是公司报销。还有，一次他母亲病了，为了用车方便，他一句话就叫司机把“大奔”开到家，给他弟弟使用，他弟弟一开就是两个月。
另外，他在一个地方呆久了，由于渐渐地放弃了世界观改造，变得说一不二，独断专行，他对市交通局的领导自然没有看在眼里。比方，市交通局召开交通工作会议时，他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可以旁若无人地鼾声大作；在商讨问题时，他可以言语顶撞怒颜冒犯；实在烦了，他可以看书、可以在桌子上写字。局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得走到他面前，夸他字写得好。他觉得局长在嘲讽他，他站起来连会都不开了，拂袖而去。还有一次，还是交通局开会，中午用餐时，夏任凡走进食堂，到桌边看了看准备的饭菜，不禁皱了皱眉头，伸手端起一碗饭往菜上一扣，便对同桌的人扬了扬手：“走，跟我到外边吃去！”交通局的领导与群众都知道夏任凡的“背景”，也领教过他的德行，谁还敢同意
他来当局长呢？
就是这样，尽管交通局坚决不同意，尽管常委会否定了老慕的提名，为了解决夏任凡的级别问题，慕绥新还是利用职权，另辟新径，将客运集团公司从交通局中划出去，破格为市政府直属的企业集团。而市交通局长这个位置，若谁再提起，老慕就一票否决，致使这个位置在足足三年时间里虚位以待，其中奥妙不言自明。由此，可见老慕和夏任凡不同寻常的关系。因此，还有一篇文章说，2000年8月，慕绥新因肺癌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治疗。对于大贪官慕绥新来说，他在北京住院治病更是他收受贿赂的极好机会。夏任凡也专程赶到北京。他一见夏任凡一脸媚笑地走进来，心里就猜到几分。果然，夏任凡在关心地询问病情后，将一个黑色的小皮兜拱手送上。说：“你做这么大的手术，我给你拿来点钱，你买点什么。”此时，在病房不离左右，护理的不是贾桂娥，而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平晓芳。慕绥新笑着点了点头，让平晓芳收起来了。在那个黑色的小皮兜里，装着5万元人民币。这次送钱是事实，但是不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夏任凡觉得这是一次买官的好机会。“其实那时老慕已经有许多传闻，又得了癌症，能不能回沈阳都不好说了，老慕有病我送钱，只是想尽一点哥们情分。再说了，我再蠢也知道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至于眼光那么短浅。”夏任凡前后向老慕行贿5次，钱物总价值38。8万元，当然夏任凡不会私自掏腰包，这些行贿用的钱都是公款。
后来，夏任凡在法律面前，还大耍两面手法，不见棺材不落泪。说给老慕送的钱、物，都是班子讨论研究的，换句话说，他是没有责任的。果真这样么？
神乎迷离，谁是真正夏氏庄园主。
夏任凡在慕绥新的鼎力相助下，一切都按着他的意愿，以“改革”为名义，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他不仅“和平过渡”地当上了沈阳市客运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还跳出了市交通局的“手心”，提升为没有“婆婆”（上一级主管单位）的市政府的直属单位。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正局级干部了，而且还像“直辖市”一样，直接归市政府领导，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呀！于是，夏任凡这个长期浸泡在官场上的“领导”，不仅在工作上能够看出“三步棋”，在生活追求上也开始“吃一、看二、眼观三”了。他当官当到这种份上，可以说，已经把工作与生活“水乳交融”了。再也不会犯改革开放初期被免职的错误，那种荒唐、幼稚“小儿科”的经济问题，给自己私长一级工资，用公款买一套西装……再也不会出现了。这倒不是他没有欲望了，而恰恰相反是欲望越来越大了，他已经学会了
打着“公家的旗号，为自己谋私欲”的本领。那就是不动声色地做到公中有我，我中有公，瞒天过海，中饱私囊。如果不出事，他可以充分享受利用国家的财产为自己谋“幸福”的好处；如果出事了，他只要用手轻轻一推，就都可以轻而易举推到公家身上，推到别人身上，他还是那个声名赫赫的企业家。
市纪委调查组说，客运集团公司脱离市交通局，没有充分征询，没有听取交通局方面的意见，也没有经过专家充分论证。人们说，夏任凡把市交通局给掏空了。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管理体制的轻率改变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由于没有市交通局的领导与监督，夏任凡成了“无冕之王”，才使他在客运公司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才使他萌生了那个别人不敢想更不敢做的“庄园梦”。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在通报慕、马大案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指出，慕绥新等人的所作所为带坏了班子，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有巨贪市长慕绥新做样板，夏任凡内心深处贪欲恶性膨胀。眼瞅着50岁了的情况下，夏任凡认为时机已到，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极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他便着手办一件他认为人生中最大的“大事”———像历史上和过去那些成功的人一样，为自己建一座万古流芳的“庄园”。
“庄园”一词，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不陌生，在封建社会，那是封建皇室、贵族、大官、富豪、寺院等特权的象征，占有大片土地，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建立世外桃源般的豪宅花园。如今在国外，也有一些高官、贵族、富豪为了舒适、显示富有而建起自己的庄园。
夏任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公仆”性质的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岂能效仿封建时代，以及国外的那些高官贵族、富商大贾们，去建造一座庄园呢？
要建一座可以称为“庄园”的圣地，甭说需要耗费惊人的巨额资金、巨大的人力物力，单说需要占据的大片土地，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巨大难题，这不是说梦话吧？这不是梦话，这是现实。
夏任凡在申诉信中轻描淡写地说：我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我的家乡在沈阳远郊———东陵区王滨乡荒地沟村，离此五公里乡路的金德胜，即后来所谓的“庄园”所在地。那两个村都是有名的贫困丘陵山区。偶然机会，我和我的朋友董志顺等人1999年冬（一定是夏任凡笔误，应该是1998年）到我家乡亲属家串门，村长专门去找我，说村南有个沟闲着，有几亩水面，只有一户村民承包，问能否开发？我们去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