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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的生活方式-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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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歹给他动动嘴,就能帮他赚大钱。李国庭在社会上朋友很多,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是“落难”后,他与这些人的联系非常谨慎,而且绝对不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他没有跟妻子、女儿通过一次电话。为了安全,儿女情长必须斩断。他想得最多的是冯季玲,她终于跑出去了。不过对于她的出逃他还是蛮欢迎的,这就等于把与她有关系的那一块经济问题和感情问题都带出去了,取消了,不用他再费尽心思地防备着了。经济问题倒好说,感情问题却剪不断理还乱。    
        冯季玲比李国庭小20多岁,共同的欲望和利益使二人在政治、经济和感情上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冯季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父母在解放前夕跟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把刚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叔叔抚养。兵荒马乱的年月,叔叔把她卖给了张家口一个卖菜的。养父母对她很不错,供她上学,后来嫁给了一个教师。10年以前,旅居美国的母亲历尽周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曾到张家口来看过她,见她在烟厂很受重用,生活上也不错,就放心了。那时她以自己的姿色和精明得到了李国庭的赏识,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到财务处,然后又送她到廊坊经济工业管理学校上学。李国庭对她关怀备至,每个月坐着专车去看她。厂内厂外便有些风言风语,她那当教师的丈夫很有些不自在,但又敢怒不敢言,后来终于得了癌症死去了,李国庭与冯季玲的关系便更加亲密而公开化。    
        冯季玲毕业后,李国庭马上委以要职,先任企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审计处长,后又调任财务处长,仍兼审计处长,1990年2月提为副厂长,兼财务处长,1994年7月任副厂长、党委委员兼总会计师。李国庭对冯季玲的精心栽培,不断提升,并不仅仅出于一种情欲,而是想把她锻炼成为自己的一个可靠助手和接班人。    
        对这一点冯季玲理解得更为深刻,她知道靠女人的姿色是不能长久而牢固地吸引住一个男人的,要使男人离不开自己,必须使自己成为这个男人的一部分。她很出色地做到了。原来的老财务处长按财会制度办事,李国庭的许多白条处理不了,冯季玲上任后无论李国庭有多少白条、多少违纪开支,都能处理得天衣无缝,在账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李国庭经常外出,“家里”这一摊子就全交给冯季玲了,她完全按“老头子”的旨意办事,李国庭只要遥控指挥就行了。厂里除了“老头子”,什么事都要她说了算。她的办公室占了半层楼,养着两条大黑狗,经常咬伤人,只是不咬李国庭。李国庭可以用烟头烫那两只狗,烫得吱吱乱叫,但也不咬他。有人告这两条狗的状,李国庭说,告什么!狗比保安还管用呢!冯季玲出国之前    
        曾躲藏在北京的一座四合院里,带着两条狗,与狗同住一室,雇一老汉喂狗,并允许老汉带老伴,两个人每月给400元,两条狗却给600元,这是两条狗的伙食费,必须都花在狗上,煮猪肝,喂袋奶、蛋炒饭。    
        随着冯季玲的权力越来越大,李国庭感到自己要办一些事情,完全离开冯副厂长是不行的,有的必须合作来搞。他们违反烟草专卖法,超计划生产卷烟,然后通过个体烟贩卖出去。为了防备上级查账发现问题,李国庭曾对有关人员交代,将一些账目进行销毁。冯季玲心领神会,为隐瞒超产烟逃避检查,消灭罪证,曾两次组织大规模篡改销毁超产烟生产账目,并多次从财务人员手里要走账目和票据。他们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但是他们对广大职工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这个制度,那个规定,奖惩分明,规范化管理,工厂运行井井有条,生产效益不断提高。李国庭认为这就是能耐,尽管又是一个“灯下黑”,但全厂亮,贡献大。“灯下黑”的哲学掌握得很好,运用得很妙。 看不见的数字。    
         找不到李国庭,光急也没有用。但焦世谦确实着急了。时间往后抻一天,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一天。这么大一个专案组交给他了,当然他上边还有王先治副书记,不过具体负责指挥的是他。可能王书记的压力比他还大,省委领导是对着他说话的,他对上边负责,直接接受领导的各种质问,比如:怎么搞的!主要涉案人一个也到不了案———4。6亿元啊!国家有多少个4。6亿元?    
        王先治、焦世谦二人都下过乡,都当过“知青”,都知道农民的贫困和节俭,现在富了,但供不起孩子上学,得靠“希望工程”,报上经常登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的照片,希望有谁能给个“希望”,也就是一年几百元钱的事。国家的4。6亿元却“哗”地一下没有了。实在是接受不了。    
        是李国庭的本性就这么贪婪吗?非得吃下4。6个亿不可?再少一点不行吗?但是按照规定,两千元就可以开除党籍,你还怎么少?那么是否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多拿一点呢?没这个政策。讲理想,讲奉献呢。李国庭也很响应,把国家发的十几万元奖金捐给幼儿园了。但在背后又给你搞这个!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压力,无可名状的压力,从根到梢、铺天盖地压下来。压力使王先治和焦世谦坐立不安。王书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整天到办案地点去“钉”着———他不用去“盯”别人,把自己“钉”在那里就足够了,别人的压力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负责查账的是省纪委大要案室主任王宇。“王主任,这回就看你的了。”焦常委用典型的天津味说,显得特别迫切和实在。    
        王宇年轻气盛,高干子弟,过去在省检察院干过,作为年轻干部提拔到省纪委当副厅级大要案室主任,前程远大,此役岂能不全力以赴?早在专案组全面展开工作之前,他就带人去了张家口,会同省烟草局纪检组长鲍灵军等同志一起,对案件进行初步调查。这很重要,没有初步调查核实,是不能光凭举报信立案的。正是有了前期调查的成果,才看清了案件的大小和性质,才下决心作为大案立案侦查。那是一场艰苦的工作,王宇依靠当地纪委,并抽调了两个县的公安、检察人员,快速出击,查封账目,“双规”案件当事人,才及时抓到了一些重要线索。他说,老焦你放心,光从账面上我就可以让你给李    
        国庭定性。老焦非常愿意相信他的话,但他实在让李国庭整得有点头疼了,不敢再抱幻想,就说,据说李国庭做的都是铁账,你可不能轻敌。    
        王宇指挥查账。当时把封了的账运到查账地点,有20多个铁皮柜,装了两卡车,还超过规定高度,被交警罚了款。    
        查账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抽调的20名同志,有的是多年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的查账老手,有的是熟悉烟草行业业务知识的专业人员,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翻阅堆积如山的账本,查看密如蛛网的账页,翻找成麻袋装的票据,却没有发现一条经济犯罪线索。    
        面对着成千上万条数字信息,却没有一条是显示犯罪的数字,显示犯罪的数字他们看不见,4。6亿的大数字,他们看不见。王宇不得不承认,李国庭和冯季玲把账“处理”得太漂亮了。超产烟销售在工厂的账面上根本不显示,批发给个体商贩,他们又不立账,倒是有几十个有关账户,可疑资金“走马灯”似地在这些账户中周转,却让人抓不住。    
        王先治书记到烟厂宣布对李国庭和冯季玲立案侦查的时候,全厂干部职工感到很震惊。反贴门神不对脸。职工们不相信老厂长能有这么大的问题,都不相信。老厂长够廉洁的,把上级颁发的十几万元奖金都捐给了幼儿园,给工人搞了那么多福利,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发,全部报销医疗费,现如今哪个企业能做到这一点?还不是亏损的亏损,下岗的下岗,倒闭的倒闭。老厂长把烟厂搞这么好,有功劳啊,怎么会经济犯罪?现在来查账,查出问题来,咱们没说的,查不出问题来,可得还老厂长一个清白,现在老厂长找不见了,全厂职工还靠他吃饭呢。职工们好像还不知道李国庭已经退休,因为新厂长还没任命,一切还都是李国庭说了算,现在他突然失踪,工厂没了主心骨。    
        这些情况反馈到王先治、焦世谦这里,他们的压力更大了。因为如果再迟迟抓不到主要涉案人员,查账也没有结果,有利于李国庭的各种力量和因素就会内外夹攻,离着专案组被撤销的日子就不会太远了。别忘了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烟厂是河北省的利税大户,办案可以,但不要影响生产,办案是因为存在经济问题,如果没发现什么经济问题,是不是就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焦世谦处在了十分艰难的时刻。    
         硬汉 那仿佛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路。他推着一辆独轮车,在一条崎岖不平的路上走着。独轮车两边挎着两个大花筐,里面放着行李、铁锹、木棍和草苫子。从他插队的那个村庄天不亮就出发,到日头平西,太阳下山,夜幕升起,星星满天,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他再也走不动了,倒在独轮车旁,睡在茅草地上。当太阳重新升起的时候,他发现地上躺满了人,原来这就是海河工地,到了。    
        在那个年代,“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大字被镶嵌在河堤与大坝上,气吞山河。这气势是怎么来的?焦世谦以当年海河民工的身份说,这是人干出来的。那是一场排山倒海的人民战争,任何年代都有自己壮丽的史诗。那个年代,焦世谦是创造史诗的一员。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3)

        这个年代,李国庭也曾经创造了一个烟厂的历史。在李国庭接手前,张家口烟厂可不是现在这样的规模,很小,基本还保持着1939年日本人建的那个东洋烟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旧貌。是李国庭大刀阔斧,扩建厂房,贷款引进设备,提高生产效益,盖起了上千套职工宿舍楼,烟厂面貌大改变,利税比过去增加154倍。他对卷烟是有灵感的。一支烟不用吸,放在鼻子底下一闻,就知道是真是假,质量如何。走进车间,闻闻气味,舔舔烟丝,抓抓烟叶,看看颜色,感觉感觉温度,就能立刻掌握生产情况,发现存在什么问题。    
        他深入研究美国式的混合型卷烟和英国式的烤烟型卷烟,综合二者之优长,创造自己的卷烟“味道”。烟叶当然是云南的最好,河南的次之,但价位高,少量购进可以,以它们为主却不可取。他以东北烟叶为主,大量购进,加以改造,生产低档优质烟。当然高档烟也不放过。他研究改变配方,不断创造新品牌,“官厅”、“山海关”、“北戴河”、“大境门”、“迎宾”,低档中档高档烟同时占领市场。    
        工厂的管理,他更有办法,四个字:严酷无情。给人的印象是,这烟厂好像不是国家的了,而成他李国庭个人的了。他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以为是国家的,就有人敢懈怠,敢占便宜,敢不负责任;以为是个人的,谁还敢?他夜里很少回家睡觉,住在厂区,凌晨两三点巡视各个车间,发现问题,严厉处罚,活像一个“周扒皮”。在他手下,被开除的职工不在少数。他对那些人说:“你砸我的饭碗,我就砸你的饭碗!”人称张家口烟厂是“第二劳改队”。所以李国庭很有自己的一套,不算独创,但有个性。    
        这一点令焦世谦佩服。因为他看到有许多厂长经理,把企业搞个乱七八糟,亏损下岗,资不抵债,自己却捞足了好处,办个人的公司,发个人的横财。当然李国庭也捞好处了,而且不是一个小数,但他保持了烟厂的兴旺发达,保证了工人的工资奖金和福利。职工们没有反感他,更没有痛骂他。这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区别。让焦世谦像痛恨别的腐败分子那样痛恨李国庭,他做不到。    
        他感到李国庭是一个硬汉。在充满诱惑的企业里,他一直干到退休年龄还没有大捞一把,这就很不容易。他和老伴一直住在只有27平方米的两间房子里,到了1992年,也就是说,当他66岁的时候,厂里盖了宿舍楼,才同职工们一起搬进新居。李国庭一直坚持到66岁而没有垮下去,为什么突然就顶不住了?为什么倒下去的速度会这么快,这么彻底?是一时失足,还是很有思想根源?    
        焦世谦在思考着。能让一个硬汉突然倒下去,绝对不是一个很小的力量。李国庭是不会轻易失足的,他必然是受到了某种强大思想的冲击,这强大的思想瓦解了他固有的思想。他不可以对李国庭这个人无动于衷。他真替他惋惜,他渴望着与他的交流和沟通。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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