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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难说了。罪犯的父亲都是领导干部，这里关系错综复杂。现在尚无串供事实，但又不能排除串供。对原告一撤诉，被告就立即翻供，我也有怀疑。”“原告现在什么地方？”
“她们是附近村里的农民。原来按流氓团伙把她们也拘审了。后来把问题交待清了。领导说她们是受害者，就放回去了。”这就奇怪了。两个农村女孩子，遭受了流氓的欺凌，应该说是受害者。案卷里明明写着她们多次被强奸、轮奸
，这又是咋回事呢？农民的女儿惹不起当官的儿子，平民百姓不敢得罪无恶不作的流氓，这倒情有可通。但惹不起总怕得起呀，惹不起总躲得起呀。咋就能让人家强奸、轮奸多次呢？而且有材料表明，叫啥时来就啥时来，还主动送上门呢。这样简单地把她们定为受害者，看来是不大合适的。那么既然不是受害者，就是同流者、合污者、鬼混者，拘审她们又是应该的。为什么拘审后交代了犯罪事实，又作为受害者释放了呢？既然是受害者，揭发了流氓的罪行，应该希望法律严办流氓，为啥又撤诉了呢？而且她们还说原来交待的材料是逼出来的，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她们对其中的一些流氓连认识都不认识。这些问题明摆着的不能自圆其说。看来问题就出在释放“受害者”身上。
“解铃还需系铃人”，必须弄清“受害者”的真相。
在“严打总指挥部”会议上，摆了“严打”的成绩，总结了“严打”经验。在成绩讲够，经验说透之后，轮到讲存在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沉默了好半天，法院院长才说：“还有一个未判，原告撤诉不告了，被告翻供了，说原来就没有那回事。按照法律这种案子不能判。现在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时限，不放人就违法，违了法谁负责。要放人得领导签字，今天定一下这个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大体有这样三种意见：第一，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是流氓，那些干部子弟都是她们给勾引坏的。干部子弟是受害者，应该处理这两个女人。第二，一部分人认为两个女人不正经，干部子弟也有问题，流氓对流氓，在一起鬼混，说不上谁是受害者，谁是害人者。定强奸、轮奸不准确，属一般社会问题，只能作一般处理。第三，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男女之事，既然女的不告了，男的不承认了，就没那么回事了，我们却因超过时限违了法，干脆放人算了。
争过来吵过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把话题引到两个女人身上，她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或是同伙？这话一说仿佛使不少人看出了我的“倾向性”。争论立即出现了“一边倒”，说她们是害人者的意见逐渐多起来。最后统一意见定这两个女人不是受害者，也不是同伙，而是害人者。既然是害人者，就该重新拘审，从重处理。当即决定由公安局执行。
第二天上午10点钟，局长来说，两个女人都跑了，一个也没抓住。我问啥时去抓的，他说今天8点上班以后派人，到村里是9点多了。
这又是一件怪事，昨天下午定的抓人，作为局长不是接到命令火速出击，而是等到今天上班以后才派人。天下哪有这种事，哪有这样的公安局？她们不跑才怪哩。我这样想，当时并没有这样指责他们，只是以总指挥的身份下达命令：“限期追捕归案。”
原来会议之后当晚要抓捕两个女人的消息即传遍县城。有人连夜给她们通了信，还有人送了粮票，送了钱。并说翻过来了，抓住了可不得了。她们哪有不跑之理。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听说要抓捕两个女子，翻过来了的舆论越造越大。这时我收到的信件就更多了，而且内容几乎是一边倒。指责的、臭骂的、讽刺的一下全来了。有的说原来听你讲的还像个共产党，原来你也是个“错官”。更有的说：“听说你小时候家里很穷，卖过红薯，你这样不为民作主，还是回家干你的老本行去吧！”反正是什么难听的话都来了。
人大主任同我是老熟人，大跃进时汾西县同洪洞赵县合并大县时，他是团县委书记，同我在一个大锅里吃过南瓜。因为他有病，来汾西后我第一个到家里看望了他。这时他来找我，说他的儿子是同其中一个女人订了婚，这属于恋爱中间发生的问题，不触犯法律，要我考虑这个情节。我感到很奇怪，问他啥时订的婚，他说给别人说是早订了的，给你说就是最近。我说你怎么老糊涂了，咋能干这事。他说就是为了孩子没事，只要孩子过了这一关，咱就把她扔了，哪能要这样的烂女人做媳妇，说实话这样做也是替你找个台阶下，让你有话可说，因为我们是老关系，怕别人说你包庇我的儿子。他这话噎得我半天喘不过气来。人都在变啊，没想到当年英俊潇洒的团县委书记、如今的县人大主任，正县级，人格人性却堕落到如此地步。
临出门他不阴不阳撂下了一句话：“书记老弟，你大权在握，就看你的了。这地方复杂呀！”笑了一下，突然又变得说不来的那种严肃，拉开门走了。
我了解他，此人在汾西县绝非等闲之辈。27岁当县委委员，29岁进常委班子，在本县干部中官儿最大，曾被称当地“一代英杰”。“文革”中他公开支持一派，另一派把他列入“专政名单”，风言只要抓住就地惩罚。至今他们圈里人仍叫他“走后台”。“文革”后第一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主任候选人本来不是他，靠圈里人的活动，硬硬地把他给选上了，他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总代表。对外地干部来说，他是本地干部的代言人；对本县人来说，他是圈内人的支持者。这个人厉害呀！他对新任县委的威慑力，是显而易见的。我反复咀嚼他刚才的话，再三想他那说不来的表情，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最清楚不过的。
夜已深了，又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原人武部部长，“三支两军”时的县委书记。他是河北人，操着满口京腔。高个子，大块头，一举一动表现出正统的军人作派。他在两个县任过县委书记。现在已经退下来，按他的资格该去地区“军人干休所”养老，因给家乡“倒煤”犯了事，暂时留下来审查问题。刚进门还未来得及招呼，他就说开了：“书记同志哪，本不该深夜打扰，白天人多不太方便，没有办法呀。你是洪洞人，我呢，河北的。老祖宗是大槐树底下迁过去的。脚上的小拇指甲还是两半不是？五百年前咱也是老乡。我就是不言语，你也知道要说啥。外乡人在这地方不好呆呀。我当县委书记时，也是白天黑夜被人围着。因家乡缺煤，发了两车，现在又告我贩煤赚钱，这是啥事儿呢。那事儿就不说了，说了你也管不了。你知道那里头有我的小子。我可不是找你求情的，只要实事求是，公正对待就行了。要欺侮咱外地人，欺侮咱当兵的，那也不成。咱是下台干部，又受着审查。可咱人武部孬好也是个部门呀。要是‘支左’那会儿，他小子们敢！”
起初我不知咋地对这位老军人产生了同情，觉得他现在的处境也确实不容易。听着听着就发现他有点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至于儿子的事情，这是个法律问题。敢与不敢，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呵！
我请他坐，他说已经说完了。军人出身，喜欢直来直去，干脆利落。临走时也撂下句话：“这事儿全托你了，你看着办吧。只要不被那些狗日的胡弄了就行。”
这天我睡得很晚，躺下来也没睡着。刚睡了一下，就又有人敲门了。
两个逃跑的女人，一星期后在临汾抓住了一个；十天后又在太原抓回了一个。公安局长问我：“咱县小监所也小，没有女监，两个女子往哪里放？”话说得确实使我恼火。监所不大是事实，但一个县从来就没押过女犯，鬼也不信。这么点小事也要我这县委书记定夺，要你这公安局长干嘛哩，岂有此理。但这火我还是压住了，没有发作出来。心想，此案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他动用各种关系内外串了供造成的。我要是让你随便找个地方，不又给你们留下串供的机会了。你用没有女监刁难我，我怕你们再串供，正中我的下怀。我没有回答他，却抓起电话摇通了洪洞县公安局。郭局长满口答应帮这个忙。我对汾西公安局长说：立即送到洪洞看守所寄押。我指名公安、检察、法院各抽一人，组成一个小组，连夜突审。审问时要三人都在场，缺一人不能审问，寄押期间任何人不能单独会见。审问结果由三人签字后直接送我。
审问笔录送来了，看了后真叫人大吃一惊。我原来只想到两个女子翻供肯定有问题，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身居要职的官们，这些执掌法律大权的人物，为了袒护犯法的儿子，竟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真是胆大包天，能坏到如此地步。
据一个女子交待：她从公安局回到家里的当天晚上，副检察长派一个曾在法院工作过的人去她家，对她父亲说，你女儿这回可给你惹下大乱子了，一下招出来那么多人，都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家的儿子，要知道说成强奸、轮奸，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呵！如果人家儿子因为你的女儿招了，真的掉了脑袋，这就结下大仇了，日后咋能放过你。儿子犯了法，老子该咋工作还咋工作。说不定还显要哩。就说某检察长吧，老检察长年纪大了，眼看就要离休，副字马上就变成正字了。你呢？农民还是农民。过去叫社员，现在叫村民。人生在世谁知道啥时候碰个什么事儿呢？一旦咱家有了个事儿，还用作恶报复你？不替你说话就够你吃喝了。某检察长说了，那么多孩子哩，只要说和他的孩子没有事儿，一切都好说。别看眼下风头这么紧，一阵风就过了。等过去了他要给你交朋友，还可给你兄弟找工作。人家是什么人，咱是什么人，拔根汗毛也比你腰粗呵。你得好好想想这事儿，动员动员你女儿，已经说了的也可以推翻。那人走后他父母就要她翻供。她说已经在材料上签了字，她父亲就骂她打她，并逼着让喝农药，还要用绳子勒死她。第二天又来了个女干部，是她嫂子的拐弯亲戚，要单独和她坐坐。这个女干部说，某检察长说了，只要把说他儿子的事推翻了，事情过去后保证给她张城市户口还保证给她安排个好工作。还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一个农村姑娘能转成城市户口，安排个好工作，还愁找不下个好对象？这可是你一辈子的事儿。这事儿碰到谁头上都会照人家说的去办，除非是个傻子，你可要能掂出哪轻哪重。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8）
女干部走后，她就产生了要翻供的念头。后来又来了几个人，有人大主任说的，有法院副院长说的，反正话不一样，内容都差不多，都是让推翻告自己儿子的事。她想来想去干脆全推翻了，看他们怎么办。
另一个女子交代说：她回到家里没几天，人大主任托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干部来家提亲。说孩子们年轻不懂事，弄下了这事，闹得两家的大人脸上都不好看。现在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某主任的意思干脆叫两个孩子订了亲，把日子说得靠前点。这不就成了恋爱中发生的事吗？这事也不能说对，但至少不犯法。他父亲正为这事生气，不吃不喝成天睡不起来，听这人一说，觉得这还是条路。她呢？问题交代了，当了个受害者，放回来了。但这种事情，受害不受害，以后谁还要你呢？现在人家上门提亲，咱还有什么说头，就同意了。那个干部最后说得赶快给公安局写个材料，交代和某主任的儿子是恋爱关系。这样才能把他解脱。最后人家还放下200块钱，算是订婚礼，说等风不紧了再请客。
我不愿把此稿的篇幅搞得太长，两个女子的交代，就此打住。其实她们的交代材料还长，还有打她们的人，我实在不想再说了。两个女子碰了下头，各自诉说了情况，便统一口径，联名翻供，把原来交代的材料全推翻了。
当问到她们逃跑的情况时，她们说那天晚上有人给她们通信儿，说翻了，明天早上要抓她们，要她们出去躲一阵。某主任让送信人捎来100元钱和60斤粮票；某检察长不仅通了信，给了钱，还提供了去处。
我让人把审问笔录复制了一份锁入我的抽屉，原件存入卷中，安排三人小组保密，不准外传。
按说这些人的活动，已超出了法律范围，其本身已经触及了法律，构成了包庇罪和袒护罪。将他们绳之以法，是完全够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