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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问天下之大，谁不小资？就算不小资的，起码也是老资吧。
我把这个问题问一个熟识的女孩子，她断然否认自己小资，其实否认什么呢？她常买名牌时装，用CD香水，我就认为她小资了，难道小资很丢人吗？
追求格调并没有什么错吧，我这么大岁数还一边写稿子一边听音乐呢？虽然书房里脏了点儿乱了点儿，但总得“假装”精神世界丰富吧，我把《天鹅湖》、《1812序曲》和《步步高》、《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的MP3放一起听，有个动静就好，不然闷死人了。
说到底，那么多人蔑视小资情调，但又躲不开小资。我的一个朋友骂完小资后就拉着我跑到咖啡店用英语叫卡布季诺，我看着听着也不笑，挺好的，该怎么就怎么，骂小资本身也是小资常干的事。旅游旅游，写写游记在BBS上贴一贴，谈点儿高雅的艺术之类，别管谈得深浅，这种追求本身好像没什么错。
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一个拜过把子的大哥当年经常教育我：“我们都是国家的栋梁，应该努力学习工作，为祖国贡献每一滴汗水。”大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我们那个小城市的木材场，两年后下岗。直到现在，他每天骑着“倒骑驴”在市场帮人送货，大约每天收入十几元人民币。那年过年我回去看他——你以为我少年胸怀大志，青年命运乖舛的大哥就不小资吗——他居然省吃俭用攒下一百七十多元钱买了一身西服。我虽然知道这身西服很不名贵，但大哥觉得自己很有品位，终于可以穿着西服运货了。他很高兴，我也就跟着他高兴。不过他接下来的话，比如“要体谅国家困难”、“前途是美好的”等等就不太小资，我就不多说了。
大英雄萧峰被阿朱劝得产生了小资的念头，落魄的有志青年我大哥也追求自己的品位。所以我说人皆可以为小资没错吧。
至于那位放羊娃，你真的以为人家就不小资吗？他要真娶了媳妇，说不定天天帮媳妇画眉毛，拉着媳妇的手赶着羊到处唱充满爱情味道的信天游呢。
切勿看不起谁啊，你以为就你小资，就你有品位，就你过得好？呵呵。
第一部分小资的精神世界
我的朋友、摇滚青年张晓舟业余时间在《南方体育》做足球记者，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期间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青年队的报道。在一篇述评中，他这样写道：七年前，当我的朋友陈侗在广州成立博尔赫斯书店的时候，许多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谁，但是现在……
在赞美了阿根廷人博尔赫斯之后，他有点儿愤愤不平地把小资们贬斥了一顿，认为他们是跟风者，毫无创造力。虽然，创造博尔赫斯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父母，而不是中国的小资们。
这就是高级小资和非高级小资之间的区别，如张晓舟这样的高级小资不但最早一批知道博尔赫斯，而且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带领小资方向的人。比如他们会撰写文章，推举罗伯·葛里耶、玛格丽特·杜拉；如果不成功，他们便聪明地转向，总之，在已经被他们占领的媒体阵地上，不遗余力地宣扬那些小资事业的样板，比如罗大佑，比如费里尼，虽然他们不一定有耐心看完费里尼的任何一部电影，但是一定要谈论。
著名小资（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中产阶级了，可能而已啦，具体我不知道，别说我造谣）领路人张广天2000年弄了个不伦不类的话剧《切·格瓦拉》，于是就有了格瓦拉热，格瓦拉的书上了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满大街也都是穿着印有格瓦拉头像衬衫的人，并且不时有人哼着“是谁点燃了天边的朝霞，千年的冰霜今天要融化……”现在，小资们似乎有了回归本土的迹象，于是，雪村在网络上投放的歪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便开始挂在了他们的嘴边，“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前几年，小资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应该是王小波，第一，他死了，死人是可以随便解构的，反正他也不会出来辩解；第二，王小波的文章和小说容易读懂，起码读的人会认为自己懂了；第三，王小波的书没什么文字障碍，要知道，小资们虽然都有大学文凭，但是并不一定都有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那些素质。他们读书是为了获得谈资，而不是其他，所以一定要容易明白才对得上他们的胃口。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小资们的阅读广度是足够的，他们会读《城市与狗》，会听《枪与玫瑰》；他们不但读过《看不见的人》，还读过《看不见的城市》；甚至不但读过《交叉小径的花园》，还读过《命运交叉的城堡》——现在，小资们已经抛弃了博尔赫斯，开始迷恋卡尔维诺了，不但读，而且要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自己对卡尔维诺的喜爱，说一些从半瓶醋理论家写的文章中读过的那些“卡尔维诺”的思想，还能比较出他和金庸的异同。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资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捷克人哈维尔。因为据说一个叫崔卫平的人已经把哈维尔的书翻译成了汉语。小资们大多数只能读汉语，所以一定要有人先翻译才行。
虽然外语只有甚至不到大学四级的程度，但小资们对付已经有了译本的书是不会客气的。所以他们能读碜牙拗口的米兰·昆德拉、乔治·奥威尔，甚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闲谈中，他们一定会向往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小木屋中简朴的生活，但是这一点儿都不妨碍他们在商场中买那些他们刚刚买得起的名牌。
这些就是小资的精神状态，如果会写小说的话，他们肯定把博尔赫斯和金庸结合在一起，比如，他们或许会这么结尾：
“我的嘴凑近了郭襄的唇：‘你得快点儿想办法，不然真的来不及了。’我冷笑着。
“郭襄大叫一声，醒了过来，将我赶出了她的梦。”
小资们的精神食粮已经“足够”丰富了，他们的物质世界自然也不甘于平淡如水。
做一个小资，是不容易的事，首先你得能够赚到比普通人多一些的钱，否则，衣柜和书架会空，这两个地方空的人是没资格做一个小资的。他们衣食无忧但是又没有足够的钱买车供楼，这使得他们一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而遇到真正有钱人的时候又感到不太好意思。他们向着成功人士的方向前进但是前途似乎还遥遥无期，所以业余时间他们喜欢到三里屯（北京）、衡山路（上海）或者WIND FLOWER（广州）去放松自己的神经。
我上边的话就有小资的倾向，因为我使用了“WIND FLOWER”而不是它的汉语名称“风花”，在说话时频频使用英文是小资的显著标志之一。如果需要他们还会使用高中水平的古汉语，比如他们能正确地断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并能将它化为“妞远吗？我想泡，妞就来了”。
高级小资引路，低级小资紧跟，他们在同一时间读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王家卫的电影，能背诵后现代的三大特征，过后现代的性生活，然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半片云彩。
大致如此，就我所见。
在网上，看到很多讨伐小资的文章。但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小资这么倒霉，也不知道他们得罪了谁，要承受那么多刻毒的言辞。说实话，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小资的概念，刚好昨天看到一篇文章里为小资定义：“小资是一种情绪，多存在于收入中等以上的白领职员的心态里。标志是谈论最时髦的文化事件，穿不太贵的名牌等等。这批人从年龄和资历看，距离成功人士还有一定差距，但是对财富有无限向往的情绪。有人说，女小资渴望男大款，男小资渴望富姐的青睐。他们的口号是：嫁（娶）对一个人，少奋斗十年。”最后的一句话我倒不太同意，因为在我认识的小资中，倒有许多人言谈中充满了对金钱的不屑，大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当然，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排斥任何一个合法的赚钱机会的。
我认识的小资人士着实不少，朋友中就有很多——虽然他们多数没嫁给大款或娶到富婆。我爱我的朋友，所以不得不爱小资，为小资说几句话。
小资不是创造新文化的人群，但他们绝对是文化消费的主力军。
小资是走向中产阶级的第一步，没有小资，普通人和中产阶级成功人士之间就成了一片空白。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资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他们有着成为中产阶级的宏伟目标同时他们又是普通人生活的榜样，小资引导着人民。
没有小资，行吗？
我承认，我的生活没有小资们丰富，但我很向往小资们的境界。他们不满意生活所给予他们的，所以在糟蹋精神财富的同时，他们一直在创造着物质财富，他们是这个社会脊梁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还得承认，上边引用的那段博尔赫斯与金庸小说杂交的结尾出自我自己的一个小小说，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表达我对小资们的热爱，无他。
第一部分一百只脚的虫子
任何艺术品的产生都有它的社会背景，样板戏也是如此——如果这些东西还能称为艺术的话。
想起样板戏，我满脑子都是那些唱词。小的时候，实在没什么可看的，在城里看的就是这些，回到乡下还是这些；放电影的时候正面看的是这些，反面看的还是这些；到剧场看戏，评剧移植这些，梆子移植这些，甚至东北二人转也移植这些，想不看都没门。
说起这样板戏呢，不得不承认还是有可取之处。那些唱词，那些唱腔，都是众多“高手”千锤百炼的结果。单从八个样板戏本身来说，几乎是无可挑剔的。
近来，他们——指原来唱样板戏的——中的一些人，如今又粉墨登场了，还是那几个人，还是那七八条枪，还是那些老唱段，甚至还是在他们走红时的剧场，甚至观众依然场场爆满，甚至他们的照片和剧照依然霸占了报纸的头条……那个演李玉和的叫浩亮吧，原来叫钱浩梁，听了江青的话改的名字。当时可是红得很哪，不就是“中央的李玉和”、“又不胖，又不瘦，一边一块疙瘩肉”那个吗？别说，他还做过好长时间的文化部长呢。北京某报的新闻中说：“钱浩梁其实并不是第一个扮演李玉和的演员，但提起李玉和，观众却只会想到钱浩梁。”这是一定的，因为原来扮演李玉和的是钱浩梁的老师李少春，当时被他几个嘴巴给抽成精神病了。现在，说到《红灯记》重新排练演出，钱浩梁竟然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三十年没摸剧本了，这次能重新和原班人马合作心情很复杂。这次的演出其实也是为了应观众的强烈要求，给他们一个答复，其实主要是看当年这些人的表演、创作的精神，也给年轻演员展示一下。”拜托啊，你们的“精神”是什么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还说：“唱得怎么样倒在其次，能再次和原班人马演出，我很激动。”这种人有再次露脸的机会能不激动吗？我怀疑他是不是把自己以前做过的事都忘了。看了这些，我不得不想起鲁迅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因为对这些危害国家十年之久的落水狗实在是打得太轻了。其实，他们这种表现是不足为怪的。《文选·六代论》（三国魏曹元首作）说：“故语曰：百足之虫，至死不僵，扶之者众也。”《红楼梦》中冷子兴也有这话：“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及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
他们的确气象不同，大大地不同啊。
我知道，他们有权力登台演出，二十几年前钱浩梁作为“四人帮”集团的一分子被处理，组织上对他进行五年的审查时也没有剥夺他的政治权力终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只有他们有这个权力，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有人成功地阻止了别人登台演出的权力。
老一点儿的人们讨厌样板戏，不是讨厌别的，讨厌的应该就是这一点儿。
牧惠先生在《南方周末》谈到样板戏火红的时候这样说：“我曾经听一位地方官员介绍从北京来的‘样板戏’演员如何飞扬跋扈，如何盛气凌人，其架势不亚于江青的代理人。而人民大众特别是被扣牛鬼蛇神帽子的好人呢，马连良不必说了，同样是名演员如新凤霞，都在被批斗，被劳改。”
牧惠先生提到的马连良是京剧名角，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所以，后来人们用“十年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1966年到1976年的时光。我坚持认为，在那个时候能够红得发紫的那批人，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