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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