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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把这一捡说成是抹平干部与群众的鸿沟。当时使我在意的不是我那一捡，而是老汉讲的那番话：
“吕书记，你是好人（当地老百姓的最高奖赏语）！冲你我把藏在心里的话说说。过去闹革命为个啥？我参军入伍，领导说打天下，为的是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如今，谁翻了身？吃皇粮的干部。谁翻不了身？过去扛枪打仗，杀敌受伤的军人。原先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我们闹革命，打天下为个啥？扛枪给谁打仗？怎就一辈子也讨不到个说法呢！”
杨老汉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让在场的人没有不心酸、不动情的。
我擦擦眼角的泪，继续追问：“你找过县里和乡镇领导没有？”
杨老汉说，你问问镇干部，我找过他们没有？镇干部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又说，你问问县领导，我找过他们没有？县领导也回答说没有。
杨老汉说，他们不认识我。我1947年参军，在部队五次立大功，五次受重伤，现在身上还残留着敌人的弹片，一只眼睛也被打瞎了。我过去能吃苦，现在老了，已经吃不了苦，可他们——杨老汉指着镇干部和县领导——还让我吃苦。
“你听听今年我们家怎过年。”老汉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讲给我听：“前几天，老伴看我过年没有新衣服穿，把家里箱箱柜柜翻个遍，从犄角旮旯找出分分毛毛发了黄的钱，放在手里数了几遍，只有一块两毛钱。这就是我们闹革命得到的报酬呀！”
“老伴把钱拿到供销社，反复问人家能买个啥？经过再三盘算也就只能买一双袜子。就一双袜子，老汉我有了过年的新穿戴！”
听杨老汉讲困难，我心如刀绞，接着他又说了一句尖刻的话：“你们是不是也这样过年！”
杨老汉的话有些刺耳，但这些曾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过汗，流过血，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如今确实还在流泪。
沁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没有钱给残疾转业军人按时、足额发补助，致使老人生活艰难。
临走前，我和市委办公厅主任张红星等同志在现场办公，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补助杨老汉2000元钱。
老汉好像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中。我当即要求市民政局连夜统计，全市还有多少这样的残疾军人家庭等钱过年，还在市电视台、报纸上发公告，只要还有一户，我们就要帮助解决。干部必须到现场帮助困难户过年。
我想着，光号召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还不够，必须再加上这第三个“深入”：深入人心。见了群众不等于深入群众，到了基层不等于深入基层，和群众坐在一起吃顿饭，群众也不一定和你交心。要让你的行动使群众真正认识到你是自己人，才算深入了人心！
这件事情让我牵挂很久。我问自己，这个320万人口的家该怎么当。
老区脱贫等待破解。然而，长治又是怎样一个现状呢？
全市召开经济工作会，这是我到任后的第一个大会。如果不作分析，长治市的经济在全省11个地市中属中上游。在会上，我作了一组数字对比，以1999年为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绝对值和增幅在全省六个省辖市中虽然均排名第二，但人均却是倒数第一，分别比太原市低6042元，比大同市低1462元，比阳泉市低2682元，比朔州市低1172元，比晋城市低254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在六个省辖市中，倒数第二，增幅倒数第一。绝对值分别比太原市低1449元，比朔州市低479元，比晋城市低205元，比大同市低128元；比周边相邻的新乡市低1110元，比邢台市低1153元，比邯郸市低827元；比沿海发达的温州市低6160元。
这些差距的形成，不是我们的人民不干，而是环境太差。
这次会议提出用七年时间实现和赶上全国平均水平。
山西省经济状况在建国初期就处于全国的中上等水平，到“文革”时落后到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20多年，别人大踏步前进了，山西则倒退了。新一届省委在调产上下大功夫，力争十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长治要几年赶上？大家说十年也行，我们经过科学测算，提出七年翻一番的蓝图。
目标宏伟，任务艰巨。我用改革经验佐证，推出一个公式：脱贫必须发展，发展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而调整产业结构有赖于环境。于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口号，并且把2000年定为长治的创造环境年。各县讨论之后，又增加了“党委创造机遇，人才创造业绩；企业创造市场，社会创造特色”的提法。
我在会上讲：环境不宽松是制约长治市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不宽松是腐败现象、飘浮作风、浮夸行为、官僚主义、民负过重诸种问题重叠的后果；是长期以来农业文明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慢动作和懒汉行为交叉的后果；是过去投资不足和不尽合理，没有重视交通、治污、绿化、城建等基础设施的不断欠账的后果；是传达会议精神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不够紧密、解决问题的目标不够明确、赏罚不够分明，可做可不做也可瞎做的散开放羊式管理沉淀的后果。环境不宽松还是因为有的领导以计划经济观点看一个地方，思维有框框；以传统农业的观点看一个地方，优势难发现；以自然经济的观点看一个地方，劣势难克服。
后来的实践告诉我，长治不仅是有环境问题，背后还有许多更迫切、更要紧、更艰苦的任务等着我。
信访解围
信中读长治
到长治上任，迎接我的是雪花般飞来的群众来信。
起初，我办公桌上每天都堆放着小山似的一摞来信。上任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1560封群众来信。
有人告诉我，这是一条规律：只要“一把手”换人，群众信函便像晴雨表一样率先做出反应。群众在期盼中一次次等待，一次次无奈。尽管失望大于希望，这个规律总还是在延续、重复着。
乍到长治，我几乎每天都沉浸在信件堆里，白天看不完，晚上接着看。有时开会、吃饭、走路也带着各种“肤色”的信函。有人跟我开玩笑：“吕书记，你快成邮差了。”
信是必须看的，这是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重要渠道。
看信是需要工夫的，一手拿剪，一手捉笔。而且在众多来信中，写信者大多文化程度不高，相当一部分还是手写的，识错别字，猜内容，然后批写一两个小时，常常弄得头昏脑胀，手背酸痛。
我开玩笑说，如果惩罚一个干部，就让他去看信，因为看了信才知道没有尽到职责。相反，如果成就一个干部，也让他去看信，只有看到群众提出的问题，才能多为群众做好事。
从一封封来信中，我意识到，长治的问题很多，随时随地都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问题发生。同时我也十分清楚，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只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更多的问题还潜伏在冰层下面。
我要把上访信件当成窗口，从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成枪口，对准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当成关口，逼迫各级干部去处理；当成突破口，解决全市主要的突出问题。
我从2002年10月的来信登记编码中发现序号已经上升到了四位数：5861。这些信我大都亲自过目，重点批示，检查落实办理情况。大部分来信所反映的问题都基本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也肯定有一部分还未能够及时办理。尤其是我到任的前三个月，每封来信我必看，对反映的重点问题必问、必查。
长治：历来难治？
众多来信中，既反映问题，也向我介绍长治。长治，自古以来就是群雄逐鹿之地。春秋长平之战，五代夹寨之战都发生在这里。长治因此是个战争多发和动乱不断的地方，长治这个名字寄托着民众对理想生存状态的期盼。晋东南师专政史系的一位副教授给我的来信中，亦称长治为“长滞”和“常止”（长治方言中“止”、“滞”、“治”同音）。
当代长治在我的记忆里，还曾发生过刻骨铭心的几件事。
“派性”斗争由来已久。“文革”期间，长治曾出现过两个有名的派别，一派叫“红”字号，另一派叫“联”字号。两个派别都把持军工企业，都有武装对抗能力。随着派性斗争的不断升级，各种轻重武器全部用到了武斗中。
一时间，上党古城风声鹤唳。武斗致使许多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企业全部停产，城市陷入瘫痪。
那时候，长治城里天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一次，一发炮弹击中了长治面粉厂，引燃了粮库，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长治市民为此吃了好多年的“黑面”。
长治武斗轰动全国，党中央还专门下发通知，紧急调集陆、海、空三军部队一万多人进驻长治。武斗在部队的干预下才得以平息。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文革”遗存下来的“派性”始终阴魂不散。
长治在“文革”以前是县级市，“文革”后期升格为省辖市。与原晋东南地委、行署同在一座城市里。
1985年，长治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原晋东南地区被一分为二：南富庶五县划归晋城市，北贫穷十一县划到了长治市，太行山从此“断裂”，原本相对稳固的“樊篱”又一次被打破了。
随着大量地区干部调入长治市，在干部中，地区干部瞧不起长治市干部，长治市干部不服地区干部，“派性”老毛病又犯了。所以说，“派性”的阴影在长治干部头脑中形成了难以刹车的思维惯性，一直困扰着长治发展。
“公安局长打死老百姓”又是一例。1994年8月的一天，长治市公安局局长在自己家里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对他进行了恐吓。这位局长感觉自己受到威胁，便命令手下立案追查。
办案人员邀功心急，草率了事。一个叫申凤岐的中学教师被无端拘禁，一关就是十几天。
办案人员对申老师连续不断的刑讯逼供、残酷摧残，最终导致申老师肾衰竭死在了医院。这期间申家几天找不到人，直到申老师死后，家人才看到尸体。
这个冤案，任何一个家庭都无法承受、无法容忍。申家愤然状告公安局长，但上访一次，失败一回。
无可奈何之下，申家大小全体出动，来到了市委大门前喊冤。头一天，先是申家人来，后来同情申老师的七中学生也加入了申冤行列，学校的教工也打出了横幅标语。
第二天，有人为这个行动提供了高音喇叭、播放设备，播放由专业人员录制的冤情经过。于是，在市委门前声援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通宵达旦，挑灯夜战。
第三天，申家干脆在市委门前展示了公安干警逼供用的凶器、刑讯现场记录以及申老师临终前的冤屈录音。围观群众纷纷为申老师鸣不平，声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全国有不少地方的教职员工发来声援电报，各大媒体的新闻记者以最快的速度做出反应。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起冤案的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原公安局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直接参与者一人被处以死刑，一人被判死缓。一场民与官斗的较量，以群众胜利、官僚失败而告结束。
我来长治上任的前一天晚上，省委一位长治籍老领导与我彻夜长谈，告诉我将要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长治。
老领导感慨地说，长治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从1985年到1999年的14年间，长治先后换了八任市委书记、九位市长，换人最频繁的时候，一届人大换了四任市长，不是正职就是副职，人民代表年年有选举任务。
后来，在长治人大会上，有位代表向我描述，人大代表最高兴的是有投票权，因为只要有选举任务，会议的规格就高。每年选市长，代表就受尊重——至少大家吃得好。
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频繁调换，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尽管书记、市长励精图治，但因为变动太快，壮志难酬啊！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985年前后的两年间，长治竟同时出现过代理市委书记、代理市长两个代理职务。
整党期间，长治市委班子里一位副书记，一位宣传部长，因为以权谋私同时受到撤职处分。其中一个作为反面典型上了《人民日报》，改写了长治从没在《人民日报》头版出现的历史纪录。群众为当时的长治编了两句顺口溜：“书记市长都是代，九个常委两个坏。”
200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来到市委机关大院。宁静的大院办公楼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