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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早早来到市委机关大院。宁静的大院办公楼后，有几位老人在小树林里晨练。
我走到花池旁，见到一位70岁左右的老人，看样子像是老干部。他跟我打招呼：“吕书记，你也出来锻炼呀？”我笑着向他点点头。他对我说：“你在全市经济会上的报告太精彩了！大家都说，长治金银铜铁都不行，只有铝（吕）行！”我说，“长治不缺会讲话的人，而缺能干好事情的人。我希望老同志们都能讲真话，多提意见，让我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断改进工作。”
老干部当即给我提了条意见：“吕书记，你看机关大院到处都是卫兵，到处设卡设哨，进进出出多不方便，想来提个意见、反映点问题也进不去。”
他这话给我提了个醒。其实，上班第一天我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机关大院两侧全是临建房，云集了各色各样做小买卖的店铺，大门口有武警站岗，办公大楼还有专人把守，机关人员上班查看工作证，外来办事的人排长队在门口等候办证。看上去防护得非常严密，其实是与群众隔了一堵墙，扎了道篱笆。
我故意问他：“这不更安全吗？”
“安全个屁！”老人嗤之以鼻。“市委大院一层墙、里边办公楼和宿舍楼又一层墙，宿舍楼与常委0号院还有一层墙。就这么个把守严密的地方，还盗贼不断哩。前几年，机关车库里的两辆高级轿车在一晚上不翼而飞了，司机被打死在车库里。常委0号院也进了贼，抢劫了市委领导的家。防有什么用？关键是干部和群众要一条心。”老同志对市委大院情况了如指掌。
他说，每逢过年过节，常委领导住的0号院路灯就自动熄灭了。路灯像信号一样，灯一灭，送礼的人就开始忙碌起来。你来我往，有进有出，谁也看不清谁，谁也不盘问谁，大家心照不宣，各行其是。
有一次，一位小老板用两轮平板车装满苹果，摸黑一户一户地送。送完最后一户，从领导家出来时，两轮车不见了，小老板顿时傻了眼。
老人继续说，几年前，一个开大卡车的司机，由于反映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他先是借酒浇愁，然后又借酒壮胆，驾着大卡车冲进了机关大楼里，将楼门堵了个严严实实。这时，市领导正在楼上会见德国外宾。
楼下大厅被堵，外宾送不出去，只好启用了安全通道，让德国人从侧门离开。
老同志连连叹息道：“史无前例呀！从这座楼盖起来到现在，安全通道只用过一次。惟一享受过这种待遇的老外，一边走一边摇头，从此再也不来长治了！”
他讲的事情很幽默，但我却没法笑出来。
我面前的这个长治，没有理由不让群众上访告状。我的责任，就是要面对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我从心里默默告诫自己：长治要有治，必须树大志！
第一次发火
2000年3月初，我两天之内接到同一个人写给我的三封信。
信是一个河南信阳茶商写的。信中说，他投宿在长治市九州宾馆，早晨起床，发现手机不见了。他问服务员，服务员回答：你自己的东西不管好，问谁？他找总服务台，接待人
员说：宾馆有规定，贵重物品未交宾馆保管，丢失概不负责。客商说，手机如果存起来，还怎么用？他又去找宾馆经理，要求赔偿或适当补偿。经理坚持“不登记就不负责”的做法。
客商离开宾馆，去找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既不登记，也不受理，冷冰冰的面孔让这个外地人不知所措。他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反映了他在长治的遭遇。
晚上，他从报纸上知道我们正在“创造环境”，于是，第二天早晨给我写了第二封信。他认为长治的环境太差。
上午，他又与宾馆老板和派出所干警协商，遇到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下午5点，他直接找到我的住地，送来第三封信，讲述他丢东西后，从宾馆员工到经理如何不讲道理的经过。他还指责我们在“创造环境”中不敢动真，不敢抓具体问题。信中说，如果不解决这件事，他就要发动所有在长治的外地人到市委集体上访。
外地人来长治搞经营，遭遇如此不公，我作为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决不可视而不见，不问不管！
我叫来工作人员，询问我批示的前两封信落实情况，他说还没有来得及转出去。我火了：“为什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在我身边做事，群众的事情要放在前面，要有马上就办的作风！你不办，把信拿来我自己办！”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怯怯地把信递给了我。三封信摊在桌上，细细对照着看。我注意到第一封信的语言还比较和缓，第二封就有了些锋芒，而第三封信就是毫不客气的指责。
我决意把这件事在媒体上公开曝光，让全市人民以此为鉴，都来关心环境、创造环境。我还在这封信上拟了新闻标题：
眉题：河南茶商忿言——
主题：九州宾馆从经理到员工蛮不讲理
副题：创造环境不能只说空话，不办实事
编好稿件，我又给长治日报社总编辑批注了我对此事的处理意见，要求发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
第二天早晨，我拿到当天的《长治日报》，从一版翻到四版，反复看了几遍，也找不到那篇稿子。正纳闷时，办公厅主任走了进来，神情有些不自然。我问他，那封信为什么没发出来？“吕书记，稿子是我撤下来的。”“你？！”“你听我解释。”我抬头气恼地盯着他。
见我发火，他忐忑不安地说：“河南茶商反映的问题我觉得公开见报有些不妥。”
“哪里不妥？”我反问他。
他说：“服务行业不容易，一曝光就伤了元气……九州宾馆是一个民营企业，这几年才在长治有了点名气，要是见了报，不仅会对这家企业产生负作用，还会影响到全市民营企业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还很薄弱，需要扶持。”
我说：“你这是强词夺理，是典型官僚习气作怪！”见我紧追不舍，他拿了一份材料递给我：“吕书记，我们连夜搞了个调查，你看看……”
办公厅主任还想说什么，被我打断：“我们天天说‘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什么是环境？人人是环境，处处是环境，点点滴滴都是环境！连一个外地人都容不下，连一个客商反映的问题都不敢去碰，还创什么环境？还讲什么创造财富？长治的企业是企业，难道外地来的企业就不是企业吗？难道把来长治投资做生意的人吓跑了，都赶走了，这就叫环境吗？”
这是我到长治后第一次发火，也是我的批示第一次受阻。从这件事我感到，长治改变环境之难，不在环境本身，而在根深蒂固的干部作风。打不破这个壁垒，就无环境可言，更无发展可言！
这件事情，最后我还是“妥协”了，这也是我在长治的第一次让步。究其原因，固然也有他们所说的扶持、发展之理。但我决不能就此罢休，在后来许多公开场合上、会议上，我反复引用这个例子，讲环境，说作风。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事也等于“公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九州宾馆妥善处理了此事，并认真总结教训，越办越有特色，生意更加红火。
被打走的港商
许多问题不暴露则已，一暴露就是一连串。九州宾馆问题发生不久，又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情。
2000年6月13日晚上，香港润华集团在长治投了巨资的总经理蔡福辉到长治一家有名的
民营企业——新王朝大酒店用餐。饭后结账时，服务员因找零钱一事与他发生争执，随后酒店的保安、服务员一哄而上，对蔡先生拳打脚踢，并追打到店门外几十米。回到住地，蔡福辉手机没了，同行另一人的信用卡不见了。
事情发生后，蔡福辉先生立即退掉房间，连夜离开长治。他还向香港的公司董事局陈述理由，要求终止在长治的投资。
临走时，他托人给我留下一封上访信，发誓再不与长治人共事做生意。我把这封信批示给《长治日报》，要求对此事公开曝光，对有碍长治形象的做法决不姑息迁就。
很快，报纸刊发了关于这件事的新闻。有关部门依据政策规定，查处了酒店存在的不少严重问题，对其实施停业整顿，对员工进行军训。
这家酒店的老板能量很大，他到处托人找关系说情。我一天接到十几个说情电话。我说，你找多少人讲情都没有用。弥补错误的办法是改正，而不是找人。
不管他是否情愿，还是接受了处罚，公开写了检查。在舆论监督下，他们由消极变得积极了，主动改进服务质量，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随后，我专门去看了这家酒店，店老板说，这件事使他们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平时管职工难，借着领导批评，认真整顿了一番，店貌和环境变了，职工情绪高了，企业效益也好了！
同年9月，我乘出国考察的机会，顺道去香港看望了蔡福辉先生，亲自向他道了歉，还讲了我们对那件事的处理办法。蔡先生很受感动，随后，他还加大了在长治的项目投资。
“活窦娥”案的启示
2002年5月底，我骑自行车在街上时，突然被一位老大娘拦住，说：“吕书记，有个人命案你得管管！”
这位大娘是替堪称“活窦娥”的王文平申冤。七年前；王文平的丈夫李家兵被歹徒打死
。案子过了七年，王文平天天喊冤叫屈，竟解决不了问题。
王文平喊了七年冤，我到长治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她为什么一次也没来找我？我觉得有点蹊跷。
找来工作人员问情况。他们告诉我，从2001年后半年，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不多了，他们有选择地送我一些，大部分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我惟恐失误，从此增加了一条规定：凡是寄给我的信要送给我，我要亲自拆看。
2002年6月2日早晨，我把过去没有送给我的群众来信，又从新找来，从一桌子来信中，找到了王文平的信，这才清楚了冤案的原委：
1996年9月1日上午，城区北董村村民李家兵与其弟李会兵到市区小西门狗市上卖狗。约11点，李会兵与一素不相识的当地人发生口角，李家兵见对方人多势众，赶紧拉着弟弟就走。走出不到50米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个年轻人从身后追来，手里拿着从附近修路处取来的钢筋棍，把兄弟两人前挡后堵，抡起手中的棍棒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去。
李家兵未及躲闪，头部被重重地击了一棍，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李会兵也被棍棒打倒，鲜血染遍全身。
过了很长时间，李氏兄弟才被送进了医院。李家兵的妻子王文平赶到医院时，只见两张病床上，一张躺着她奄奄一息的丈夫，一张躺着脸罩氧气罩的小叔子。医生通知她签字给丈夫做开颅手术，王文平不知所措地签了字。
医生竭尽了全力，她丈夫于第二天还是死在了医院里。小叔子虽然逃过一劫，但从此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王文平含泪埋葬了丈夫，从医院接回重伤致残的李会兵。年仅29岁的她，人生路口出现了两种选择：要么乘年轻改嫁，要么矢志为夫申冤。
王文平毅然选择了后一条坎坷路。她还不得不挑起一个破碎家庭的沉重负担。这个家有84岁的老爷爷，还有体弱多病的公婆。她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8岁，整天跟她闹着要父亲。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王文平把苦水、泪水往肚里咽，受尽艰辛，目的只有一个：惩治凶手，为夫雪恨。
为了养家糊口，王文平做起了小本生意。每天天不亮，她就悄悄起床，摸黑去附近的豆腐坊批发豆腐，然后蹬三轮车进城叫卖。
她一边卖豆腐赚点薄利，一边找公安局告状。有一天，她把豆腐车放在公安局门外，车上的豆腐竟被人偷走。以后她就卖完豆腐再去告状。有时候突然听说领导回来了，她就低价处理完豆腐赶紧去找领导。晚上回家数钱，才知道亏了本。以后的几天她就想办法多进点豆腐，再辛苦地卖掉，把欠下的损失补回来。
去得多了，公安局长烦她，倒是群众有情有意。有位老大娘对王文平说：“孩子，我替你卖豆腐，你赶快去找人申冤。”
找一次，干部们就搪塞她一次，一会儿说案犯跑了，我们找不到；一会儿又说办案经费紧张，我们出不了差；找得急了，有人就说公安局不是为你开的，你让抓就去抓？
王文平很有毅力，也很有心计，为了能走进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