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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队员发现两个行迹可疑的人牵着一头骡子问路，他就将问路人带到派出所，向主持工作的指导员做了报告。指导员本应安排对嫌疑人留置盘问，调查落实，他却不负责任地草率行事，让联防队员把骡子扣下，让嫌疑人回家开证明，致使嫌疑人借机溜走，逃脱制裁，至今没有下落。
其间，派出所指导员也没有向潞城市公安局报告，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主动措施来挽救工作上的失误，直到引起失主上访。
根据公开讨论，潞城市公安局党委做出决定，报请潞城市纪委、监委批准，派出所指导员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大过处分，同时潞城市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免去他的店上派出所指导员职务。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我想骡子事情可以找到说法了。不想，时隔一个月后，2001年11月26日，李成富第二次来信问我：骡子为什么要不回？
信中说：“您作批示已经一个月了，骡子仍在那个人家里使用喂养，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骡子牵不回家中！”
李成富恳求澄清事实真相，还以公道，还他骡子。
后来，我问明情况，原来养主和店上派出所一块编造了一个假时间，把他们查获骡子的时间前移了四个月，因此就说成查获骡子在前，丢失骡子在后，派出所抓到的赃物不是李成富丢失的骡子。
派去的调查小组，既没有找到盗骡嫌疑人，也没有见到比李成富证据更充足的认领者，还拿不出否定李成富提供的骡子特征的理由，就断言骡子不是李成富的，判令骡子仍旧让养主继续使用和饲养。
赃物为什么不能依法起出？想不到区区一头骡子，市委书记的批示也招不回它！我气得第二次拍了桌子，又批示在《长治日报》上再公开此事。
10月6日，赤圪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和党员代表、群众代表10余人自发组织起来到养主家辨认骡子。大家仔细分辨后，确切无疑地肯定骡子是李成富的。大伙都签名盖章作证。
李成富有了充分理由。他拿着证明去找市、县调查组，调查组的一位干部却认为派出所讲的有道理：丢的骡子与查获的骡子不是同一个骡子。
找执法部门讨不到说法，李成富将上述情况再次写信告诉了我。他在信中写道：吕书记，你已经尽心了，我们大家感谢你。如今的社会坏了，一个清官也不一定办清所有的事情，如果难办就不要再办了。
李成富在信的结尾说：“这是我写的最后一封上访信，为了这头骡子我已经花了几百元钱，再跑就不合算了……我朝着长治方向给你磕个头。你一定要保重，长治老百姓还有比骡子更重要的事情等你去办哪！”
两次批示，李成富还是没有把骡子牵回家。一个市委书记竟然要不回群众的骡子！骡子一天回不到主人家，我就一日不能放手不管。
2002年1月，春节前，市委常委们在一起开会，议到过节安全工作问题，我和市长张兵生、分管副书记卢晓中、政法委书记王云亭又聊起了骡子之事。这个案子，大家都表过态，催促过解决骡子的事。这么多常委说话，也顶不上一个“现管”。我们把潞城市委书记叫来，他也为这件事再三受阻表示气愤。
我讲了我的意见：不论事情大小，关键是对群众的态度。我们的工作中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大问题拖成了老问题，老问题拖成了老大难问题，由此脱离了群众，引出大量的社会矛盾。
说到这里我激动地站了起来。一头骡子事情不大，如果把这些小事情积累起来，就是一座大山，就会演变成为对抗性矛盾。为了一头骡子，我第三次拍着桌子问大家：什么叫最大的危险？一个不能为群众办事情的党委和政府就是最大的危险！
这次会后，潞城市委书记李进军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最后，李成富终于领回了自己丢失的骡子。有关人员也受到县里的批评和处分。
把上访户送进敬老院
近三年，我们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集中办理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几件事。在长治，上访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越级上访的就更少了。2001年8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长治基本没有出现群体到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上访的事。
上访少了，干部就被解放了。过去干部不敢上街，像老鼠躲猫一样不敢见群众。市委大门常常被上访群众堵着。开始群众堵了前门，干部就走后门；群众发现有个后门，就前后门一齐堵。堵了前后门，干部还有办法，就开了个侧门。
如果干部都这样躲来躲去，怎么能联系群众？
我刚来长治时，也不断遇到堵门的事。三轮车和出租车争客运市场，一群蹬三轮车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堵了市委大门。有人建议我走后门，我说我不怕，哪有共产党不见群众的道理？如果见不到群众，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2000年的前半年，我们解决信访问题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比如昼夜接待，晚上12点以后还继续点灯等待群众，早晨五六点钟也不间断接待群众，所有楼房下面的大厅都变成了信访大厅。我们把各个部门的“一把手”叫到一起，在大厅里，该谁办的事谁办，谁都办不了的事情由我办！
当年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提前一个星期发出公告，号召大家都到县里上访，领导干部站在大门口，一上午等不来一个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长治来市委上访的人也会逐渐减少，最终变成一个也没有。
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到街上走走，骑上自行车到处转转，干部不会被群众“围追堵截”。
2001年5月5日，我骑车到长子县下乡，专门去看望了一位“老上访”。
这位老太太因为一桩民事案纠缠不休。第一次遇上我，她在市委大楼的两扇门中间拉上一根绳，说这条路不能走了，进出大楼的干部们只得绕道走。
我说，你不能堵路。堵住干部，就堵住了给你解决问题的人，你和干部划线，怎么让我们为你办事？
她听了我的话，把告状信留下走了。
我仔细看了她的告状信，她反映的是十几年前的老事情，过去也曾做出处理，只是没有让她满意罢了，所以她就无休无止地告状。
这件事，前因后果我说不清楚，于是批给长子县委书记，让他尽快给群众个交待，因为她讲的补偿问题有一定道理。
第二次她来上访，我告诉她，你去找县委书记，我已经把你的问题批给了他，他办不了我们处分他。
第三次她又来，我们就变成了熟人，见面大家笑一笑。她说，我过去上访欠下了债，怎么办？我说，如果有困难可以申请救济，但我们不提倡你弄下钱再去告状。
这个老太太无依无靠，上访是她惟一的“职业”。坐火车，乘务员认识她，她把脸一扭，就免了她的车票。到太原，到北京，她专门为那些上访的人出主意，想办法：什么事情找什么人，找谁能办事，找谁办不了事……她了如指掌。她还给上访户介绍一些如何对付门卫、对付秘书和工作人员的办法。上访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我清楚老太太的底细后，劝她不要满世界乱跑，有事说事，无事回家安度晚年。她说：“我没有家，信访接待室就是我的家。”
后来；我对长子县委书记说；不能让她以此为生；要很好地安置她。
县里把她安排进了敬老院。在那里她有吃、有穿、有住，还按月领点零花钱，老太太有所依有所靠了。我说，她也是一种群众，一种不能享受正常人生活的群众。对待这种人，党要管，还要管好！
在长治，我们要把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人都放在心上，只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们才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办更大的事情。
当我在长子县的一座敬老院见到“老上访”后，问她有什么感觉？问她生活还有什么困难？她都说很满意。她说过去那样做也是被迫无奈，叫“以毒攻毒”。我和其他来看她的同志们，以及她本人都为这个说法大笑了一阵子。
解决上访问题还有一条，就是搞责任制：谁分管哪一方面的工作，必须把上访也包起来。你解决不了问题，可以向上级打报告，直至向我反映，我帮助你解决，因为我的权力比你大，办事情更有条件。如果你既不打报告，也不解决问题，那我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长治先后通报批评过八位县委书记，都是因为他在的县里群众上访到了市里。我们有个规定，通报到了第三次，县委书记、县长就要接受处分。
我们提出一个工作要求，把防线设在前沿阵地，而不是设在指挥部——不能把防线设在市委、市政府，让我们替你去解决你那里的群众问题。这个办法要求干部必须深入解决问题，把群众中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让群众满意了，群众就不会到处乱跑，乱找领导。
我们在市委大门口竖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反对谁官大找谁，办事互推诿；提倡谁分管找谁，办事效率高。”
群众对干部的偏见很多，所以表现的形式也特别多。我们在处理上访问题时经常遇到个别上访户，有没有道理就是纠缠住领导不放，以至堵车、堵门。
长治市房管局有位局长，旧城改造遗留下的问题使他上任两年进不了办公室的门，有时也回不了家。他走哪儿就有人跟到哪儿。2000年5月，这批人到市委闹，我去见了他们，讲了三条意见：一是按政策规定办，该补的一定要足额补够，限期办好；二是公开政策，让群众按政策要求，符合规定的办，不符合规定的也不要找，再找就属于无理取闹，有关部门就要采取法律手段；三是对抢占了住房的群众，限期搬出来，否则就采取强制措施。
三条办法既让群众满意，也对无理取闹的人进行了制裁。群众不上访了，干部回到了办公室。
当然，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最后的结论都是要解决问题。关键是我们干部要解决三个矛盾：一是吃苦与享受，你是选择吃苦，还是选择享受。大部分干部愿意选择享受，而放弃吃苦；二是吃亏与沾光，跟着我们党干事业，你是吃亏的时候干呢？还是沾光的时候干？好多人是只要沾光就干，如果吃亏就不干；三是无原则地团结一些人与坚持原则惹一些人，用山西的话来说就是“惹人”与“为人”。好多干部选择了无原则地团结人，不愿意坚持原则去惹人。如果这三个问题得不到较好解决，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
对话去
食堂拴凳子、醋壶敲嘴子的启示
我到长治任职后第一次抽出一周时间下基层，第一站选择了武乡。
早晨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县委书记要领我去小灶用餐。后来，我才知道每个县的处级干部都有小灶，有了小灶就不管大灶。我想，要看机关干部生活还是要到大灶去吃饭，与
普通干部在一起也是一种深入方式。
我过去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就在办食堂上下过功夫，认为只要办好了伙食就能温暖干部心。1983年原平县委的大食堂老吃窝头，喝一碗小豆稀饭还要1两粮票5分钱。饭菜很差，干部很有意见，已快到关门的地步。
我一到任就到大食堂吃饭，先给食堂门口起草了一副对联：
食堂不吃窝头稀饭免收粮票
奖金勿搞平均干部禁经工商
食堂还实行了县领导按天轮流值班制，菜饭花样翻新，干部很满意，一直发展到很多院外干部也来食堂吃饭，用餐人数增加了10倍。当时的启示是：如果食堂吃得好，干部不一定非得去饭馆瞎吃瞎喝。那样既伤身体又浪费钱，还落下个形象不好的坏名声。
武乡县机关食堂特别大，但整个餐厅只有几个人围在一个角上吃早饭。我凑过去，大家主动让坐。我说，别走，咱们一块吃饭。原先站起来的几位干部又重新坐下。餐桌旁边有一圈没有靠背的椅子，我想拉开坐，可怎么用劲也拉不动，低头一看，原来椅子被一圈铁丝拴着。我让一位干部试着坐下，他十分麻利地骑在了凳子上。我说，你这不叫坐，叫骑！
我在大同齿轮厂当锻工时，在大食堂吃饭曾经和工人们一起“蹲凳”，但“骑凳”吃饭，我还是头一回遇上。我问干部们为什么要骑？还故意将县委书记的军，请他讲讲“骑凳”的好处。他们只是笑，告诉我：“怕丢！”
我说，如果县机关食堂都怕丢东西，那么老百姓怕丢东西该怕到什么程度呢？县委书记面带羞涩地低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