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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十一年写道：“这个个人主
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
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
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
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
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
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
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六十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
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当然克林顿他们犯了“不够正确”的毛病；在演讲
中，克林顿说这话是五十多年前胡适说的，事实上是六十八年之误，事后国民党伪外交部长
胡志强把这话写成横幅送给洋大人，却把“奴才”错写成“奴隶”，“不够正确”得荒腔走
板了）。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
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
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
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
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适百年诞辰，《民生报》的徐开尘要我写一篇纪念短文，我写了
《胡适百年孤寂》交给她，全文如下：
读书周刊要我写一千字谈谈胡适的文字，以纪念胡适百岁诞辰。我想今天赶时髦谈胡适
的人虽多，但是真正与他有渊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适大我四
十四岁，跟小他四十四岁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个。自我以下，不但赶不上
和他有渊源有交往，甚至连见过他的人也不多了。——他毕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离我
们大远了。
我初见胡适在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七年
后，一九五九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合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
次信。一九六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限时信寄来一，千
元，并写给我说：“……过了十月十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
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
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
这一炭。这种细心，在二十二天后的另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
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
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
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
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
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
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
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
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
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
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
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
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
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
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
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
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
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
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
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
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
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
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
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
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
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对他们两位的综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
号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编者注）中文版由黎则奋访问我时，有这样几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适和殷海光的影响，究竟影响在哪方面，是否对自
由主义的坚持？
李敖：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是那么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则，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较能够维持自我，愈来愈进步。胡适则愈来愈退步，做了官
之后，他应酬大多，连学问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么，如果你要为年轻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会推荐何人？
李敖：不会，一个也不会。
PLAYBOY：真的没有人值得你佩服吗？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镜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后一代超过他们，龚定盦说“别有狂言谢时望”，我想，我这
最后的狂言，就是我对他们最大的敬礼了。
6 星火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
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做临时雇
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
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
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
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
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
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
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
成，最后把我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
员张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表
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事息于未
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会后，索
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萧孟能把第一批写
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
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
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
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
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
公寓房子，这是我生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
房客，到三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
里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他有
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余六万元
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相通，在起造过程
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
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
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
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
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
务，文刻屈服了，赔钱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
土蛋当年没今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
富翁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尹吃
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满堂”四字，
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古书的。
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命要犯时，清政府
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
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
“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
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
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
言，即为不公；若对没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
加税捐，又是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
地产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买到
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负负！土蛋蔡
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
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
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
噱也。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后五个
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