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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
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
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
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
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
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
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
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
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
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蒋苔在香港急电张继高，挽他出面调
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
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襟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
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
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
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
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
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
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
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
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
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
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
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
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
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日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
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
垂怜（事实上，过去周佛海的太太，就曾受周恩来点化，而支出这类手中的信件过，以换取
周佛海一命）。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
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
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
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四
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他约我在他
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
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
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
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
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
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
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
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的离开
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
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
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
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
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十一岁，我在
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
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
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
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
开自打手心十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
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
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
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
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
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
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
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
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来台湾，和我见了一面，从清早五点五十分
谈到七点半。谈话后第二天，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记留台北三周的观感》，最后说：
“近年台湾一部分的言论（包括短篇文字与专著），可能有若干也说得过分一些（或在
文字上故意卖弄聪明，使人不快），不免与政府及社会若干人士以难堪的刺激，但我们必须
知道：
人民（尤其是青年）对政府及占有有力地位人士的责难，或对一般现状表示不满，往往
不免过分，这在一个专制或民主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用不着十分认真，尤其懂得在
今天有同舟共济必要的朋友们，更不可运用刀笔的方式，非把少数人置之死地不可！大家必
须了解，真正要阻遏言论自由或禁止某一类书籍发行，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我觉得：关于这一方面，政府与社会有力人士的。‘容忍’精神，还有提高的必
要……”左舜生这些话，显然是为我而发，并且，由于胡秋原写过一本《同舟共济》的书，
左舜生文中呼之欲出，更为明显。难怪后来胡秋原要大力攻击他。我对左舜生这一义助，至
今不忘。在谈话中，左舜生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在延安时候，见到湖南老乡毛泽东，毛泽东
激越他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
看！”毛的悍气，于斯乃见！
自文星时代起，我虽“暴得大名”，但耐人寻味的是，我的大名，在台湾却被多方面的
封锁。封锁的方式众多，有的方式，且已到了有趣的程度，试以方式之一——“不提李敖之
名”为例。“不提李敖之名”，情况有三：第一类是“不愿提法”、第二类是“不敢提
法”、第三类是“不肯提法”。第一类“不愿提法”像徐复观说的：
本人从不以李敖为文化讨论中之对手。年来每遇友人告以“李敖又在骂你”等类之语言
时，本人即闭口不出一语。不仅年来本人笔下，从不写“李敖”二字；即与本人有关之《民
主评论》，外来稿件中如有提及李敖之姓名，亦必将该段文字勾勒，不惜因此引起作者之误
会。李敖诉状中所称之“李某”，系本人转述一位台大教授之言。今日口中不能不称李敖之
名，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二字，乃在法律尊严前所不能不忍受之精神虐待。
徐复观最后被“逼”得“口中不能不称”、“笔下不能不写”李敖了，他好可怜哟！
（他的作风，使我想起六朝之时，中国人家讳趋严，绝口不提自己爸爸的名字的事，徐复观
当然不会把李敖二字当成父讳，但却巧合如此！）第二类“不敢提法”
以俞大纲、方豪等最精采。俞大纲写《戏剧纵横谈》、方豪写《方豪六十自定稿》，都
请我校订，但出书之日，序中只提别人，不敢提李敖。俞大纲、方豪不敢提我名字的时候，
只不过时当文星犯讳和被封而已，我已经被敬而远之如此矣，比照后来在我被捕时，台大历
史系出版《姚从吾先生哀思录》，把与姚从吾的六人合照上，五人标出姓名，只有一个变成
了失姓失名的“等”而不敢提此人即李敖之事，可知一切都在“骨牌理论”中！至于第三类
“不肯提法”，试看国泰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彩色百科全书》中没李敖名字；中华出版《中
华民国当代名人录》中没李敖名字；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
录》中没李敖名字……就可知道封锁李敖，实在是一件时髦的事呢！尤其后者，值得细表：
一九九0年六月九日，“中国电视公司”赵宁主持的节目中邀我亮相，限定录影范围，只谈
风花雪月，我趁机带去这部书。我一面拿着书，一面指出：虽然美国《纽约时报》等都指出
我是作家，可是“中华民国”伪政府却不承认我是作家，由这部书就可以证明。这部书九百
多页，可是没有李敖的名字，可见李敖虽写了一百多本书，可是并非作家属实（这一段录
影，六月十二日的电视上并未播出，也就是说，给剪掉了）。这部书是一九八四年六月出版
的，发行人是伪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奇禄。全书从正文到附录，共收入作家七
百零三个。“中华民国”作家从头数，数到七百零三个，还数不到李敖，可见李敖之不入流
矣！陈奇禄在该书“序”中说：
“先总统蒋公昭示我们：‘文化为文艺的根干，文艺乃文化之花果。’……本会基于对
作家的崇敬，对文学史料的重视，特策划整理近三十年来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可见
被国民党文化官僚“崇敬”、“重视”的结果，原来是为“先总统蒋公”的“昭示”做脚注
的，这样看来，文化官僚们把柏杨、胡茵梦等七百零三人都当成作家奉献，独开脱李敖而不
与，实乃真知我者焉！至于一九九八年时，头脑不清的女人殷允芃以《远见》杂志开列影响
台湾的二百人，不肯提李敖，则是封锁李敖的最新版，如此视而不见，就是这票人的“远
见”了。
在文星的读者中，有一位请我吃饭，他是我台大同学王裕市的父亲王崇五。他曾在俄国
留学，是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判死刑。他的舅舅丁鼎丞是国民党大员，就拉他跟国民党合
作，免了他的死刑，还做到济南市长。到台湾以后，他担任国际关系中心副主任，当时的主
任是卜道明，副主任除了他外，还有吴俊才。「道明死后，吴俊才当上主任，他就退休了。
他请我吃饭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他给共产党办过《红旗》，他知道什么是好文
章，并且知道怎么样办宣传。他这辈子所看过的文章里，能有鲁迅的讽刺、胡适的清晰、陈
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