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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的冲力，惟独李敖一人耳！他说：“现在是团体对团体、组织对组织的时代，你只是一
个人，在这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任何英雄豪杰，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这里，谁又能
比你做得更多、更兴风作浪？”他又加强语气说，“李敖兄，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岛上无能为
力，不要以为你能做的有限。如果毛泽东或周恩来他们一个人来到这个岛上，他们也不能比
你做得更多－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时候，没人比你做得更好。”王崇五的一席谈，使我明确感
到我一生的方向，就是我此生大概永远要走向一个人的战斗路线了。但是，现在的战斗是群
体对群体、集团对集团、组织对组织。当个人对群体时，个人便变得十分渺小，除非他也进
入一个群体，变成寄居蟹，才能受到保护。如果纯粹是一个个人，那就毫无力量。这种现
象，表现在企业主管和政府大员身上尤为明显，这种入在台上风光不可一世，但一旦他变成
一个个人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台上神气活现、一下台就泄气完蛋的
道理，所以，他们看似很强，其实很弱，因为他们变成一个人时就不能存在。想想看：蒋介
石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绝对不如李敖行。我当兵的时候，我那个副连长每次小便都要拉
人陪他去，因为他没有人就不能撒尿，他完全是一个群居动物，根本没有了自己。而我，我
完全是一个个人——最有力量的个人。我能够独来独往，也能够孤军作战，我不是群居动
物，但我却一再展示个人的力量出来，绝非人海微澜、没没无闻。在现代的战斗形态中，我
是最后一位展现个人力量的，可说是“末代个人”。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大概很难再出现
这种伏尔泰式的怪杰了。
在文星时，一九六三年，美国《纽约时报》的名记者德丁（Tillman Durdin）、美国新
闻处的副处长司马笑（John Alvin Bottorff）约了我，三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谈话。在德
丁提出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很有味儿的题目，他问我：“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些大学教授们都
显得活力不够？为什么他们不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我的答复是这
样的：台湾大学教授们不是没有像韩国那些教授们那样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的情况，可惜那
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五四时代教授们的气象。现在不行了，现在他们老的老了、死的
死了、堕落的堕落了。留在大陆上的许多第一流的教授都被迫在“思想改造”下苦斗；而到
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他们在台湾岛上，十足表现出“没办
法”和“无能”的丑态，这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只是把持住现状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与朝气了。为什么我向德丁表示到台湾来的一些教授，大都是“二流货”和不入流的呢？因
为当年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根本不会跟国民党走，换句话说，根本轮不到给国民党来骗——
他们早被共产党“骗”走了。当时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不会跟国民党的。相对
的，跟国民党来的，其流品也下矣！与德丁谈话后二三十年下来，那些流品也下矣的知识分
子，在台湾，形成了学阀；并且一蟹不如一蟹，不但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音不可得，甚至老一
代学阀的一些格调，新一代也视而不见。新学阀跟老学阀不同的是，老学阀的缺点新学阀都
学到了，老学阀的优点却一点都没学到。老学阀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走路，可是新学阀连
猪走路都没看到。如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自己不但不知第一流知识分子为何物，甚至
沐猴而冠，自以为是第一流知识分子了。——人间规格与尺度的混乱，竟一至于此！一九八
九年四月十九日，报上登出所谓：
“二十一名自由派学者”发起的“民间组织‘澄社’”，他们的名字是文崇一、李永
炽、李鸿禧、何怀硕、林正弘、林俊义、胡佛、徐正光、张存武、张忠栋、张清溪、张晓
春、陈师孟、韦政通、黄光国、黄荣村、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萧新煌、翟海源，大都
是市面上的花瓶学者、座谈会花蝴蝶，总而言之，他们是当年“二流货”和不入流的教授们
教育出来的国民党或国民党同路人，其中实为国特者有之、冒充东洋博士者有之、见风转舵
兼媚“民进”、“台独”者亦有之。这些货色的知识分子，如今单独作秀，意犹未足；又成
群结队，以“澄清天下”为招徕，组织“澄社”。事实上，这些货色又安足以语“澄清天
下”？《后汉书》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说
新语》写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陈蕃，“言为世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种知识分子，他们为人间正义，可以坐牢、可以受刑、可以赴死，可是“澄社”这些货色
呢，却什么牺牲全避之惟恐不及，既不敢冒犯暴君于先、又不敢冒犯暴民于后，口口声声说
“知识分子不可做政治帮闲”（“澄社”社长杨国枢语）。事实上，他们是最大的政治帮
闲！他们口口声声超然于“党政职务”之外，但是他们自己，又几个不是国民党？而他们在
发布成立宣言之日，居然立刻聘请党政双修的国民党大老、总统府国策顾问伪君子陶百川为
“名誉社员”。这些货色的势利与格调，岂不立刻呈现得一清二楚么？他们唐突古人陈蕃、
范滂之未足，又以外人为依傍，以英国“费边社”
（FabianSociety）自期。殊不知“费边社”的人物，论才、论学、论品、论胆识、论
抱负，都非这些货色所能攀附，这些货色费了半天劲，其实全搭不上边。结论是，“澄
社，，也者，愈澄愈不清，天下何辜，竟为彼辈所澄，倒霉极了。“澄社”
如此，其他什么社、什么团体更等而下之了。德丁死于一九九八年，活了九十多岁，我
想起三十五年前那三人一席谈，想到今天知识分子的嘴脸，愈发好笑。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居浩然写来一信，说：“至友吴锡泽君仰慕大名，亟愿识荆，
不知能否赐彼电话二三一六三约时一晤……”吴锡泽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我想他找
我一定有某种公干，就跟他约见了。见面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陈诚想见见我，托他先做安
排。我和他约好在五月二十二日去陈诚家。可是五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到五次电话；二十
二日早上，又接到两次。全部电话，不是“副总统”官邸打来的，就是吴锡泽打来的，一再
敲定见面时间。到了二十二日十点十分，见到陈诚，吴锡泽首先解释为什么晚了十分钟，我
心里想，他们的官儿，可真做得小心翼翼！见面后，陈诚请我坐在大客厅的长沙发上，他坐
在侧面的单人沙发上，此公此时面目清癯而友善，他穿了一件黑色的旧西装，左袖有四个扣
子、右袖只剩三个。黑裤黑袜，衣着非常寒酸，跟他豪华的大客厅不能相配。他首先解释他
不喜欢住这么气派的房子，并非矫情，可是总统下令盖了这房子，他只好从命。
陈诚敬我烟后，一直喝沙士汽水，喝到杯底皆空。我心里想，此公的胃已一开刀再开
刀，居然还喝这种东西！陈诚说他读了我写的《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胡适家世。
他说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询他江西“剿
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话，对他知无不言。他
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
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的婚事。他告诉蒋梦麟，如果与徐贤乐结
婚，他们夫妇将不再去蒋家。胡适劝阻结婚的信，也有副本给他。可是大家无论怎么劝，蒋
梦麟都不听。后来结婚结出了麻烦，蒋梦磷有信给他，信到他手上，他至今未拆。陈诚怕我
写出来，特别说：“此事不能写啊！”陈诚又谈到他发迹。他当十七师副师长，被带去看
兵，建议颇得曹师长赏识。武汉事，蒋介石以陈诚威望不够，本拟使何应钦、白崇禧兼，后
来才勉强全给了他。又谈到裁军的故事，说陈调元说今天的兵好像叫化子拿棒子，没有棒
子，狗就要咬他了。吴稚老说出门总有狗咬，不能因怕狗咬就不出门。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
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
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三十而立’才
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
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六岁。八十开外的于
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
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途远
大。”我说：“我在部队里看到老兵的一段自我描写，内文是：‘我们像什么？
我们像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可是没有出路。’我的前途，我看也是如此。
你陈辞公二十六岁二月间还是中尉，可是九月就升少校了，四年后三十岁就当少将师长了。
如今一个青年军官，想从中尉升到少将，别说四年，十四年也没机会啊！”陈诚听了，为之
默然。他说他跟肯尼迪总统谈话，事先美国朋友提供他两点谈话基础。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
利益来谈。他自己又加上两点：第一，“不要什么东西。”第二，“不谈理论，理论有见仁
见智的不同。只谈个人经验，谈自己打仗四十年的经验。”他说肯尼迪死得很可惜，“我跟
他谈，他很听得进。”他问到我的意见，我说：一、军队苦闷，训练不彻底。二、内阁年龄
太大，青年人出不了头。谈话谈了两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告辞了。陈诚一再说谈的事大小
了，是否耽误了李先生写文章的时间。他劝我多做研究，说李先生前途远大。他送我出门，
我上车，车开了，他还在招手。他给我一种不久人世的感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仿佛
要对一个年轻人说些心头话，他找到了我。整个的聊天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
“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我想，这是一种动人的觉悟。可是，已经时不
他与了。谈话后九个月，陈诚撒手人寰。三十多年以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到我家来看我，
我们做了朋友。陈履安前后来了七次，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他父亲死前种种，
他说：“死前的病痛非常人所能忍，但我父亲一声不响地忍耐着，我真想象不到那种疼痛是
怎么忍受过去的。”我说：“你父亲死得像个军人，他能忍耐病痛，正是军人本色啊。”
陈诚约我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我吃饭。时间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三
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接我，吃饭时，杨雪峰也一直在
场作陪。据我侧面了解，这次吃饭，原因和安排蒋经国要见我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
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
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是有傲骨存在的，我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
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我和蒋经国见面。李焕请我吃饭的另一原因，是想
了解一下我与台独的关系。在吃饭前十三天，正好发生了彭明敏案。据彭明敏《彭明敏回忆
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回忆：“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无关。
可是，谢聪敏、魏廷朝和我被捕后，警总人员觉得该‘宣言，文章写得太好（这应归功
子谢聪敏和魏廷朝），不可能出于台湾人之手。他们猜来猜去竟然想到李敖，一口咬定是李
敖代笔的。审问期间，他们对此一再追问不舍，使得我哭笑不得。李敖也因此更成为特务人
员怀疑和注意的对象。这是李敖与‘台湾自救运动宣言，的惟一的‘牵连’。”正因为特务
人员怀疑宣言是我代笔的，所以李焕请吃饭时，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
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我笑了起来，我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
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一笑，就不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