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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旧电器卖给我，巴特菲尔德（Fox Butierfield）也是其中之一。多年后为了《苦海余
生》一书，国民党大捧特捧巴特菲尔德，国民党完全忘了：当年为了巴特菲尔德支持李敖抵
抗极权与迫害人权，曾被国民党“留置”、“找麻烦”、“飞机场洗澡”，国民党对自己，
可真既往不咎啊！
除了卖旧电器以外，我也不失掉靠学问一时谋生的路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李翰祥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拍唐伯虎的戏，他知道古代有一部
《唐伯虎千金花舫缘》的剧本，问我知不知道这剧本收在哪部书里？我说这剧本收在董康辑
的《盛明杂剧》里。他对我的渊博大吃一惊，问我哪里有《盛明杂剧》？我说《盛明杂剧》
是武进董氏诵芬室刊本，台湾很难找，我试试看。事实上，这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就有，我
故意不说。第二天，我告诉李翰祥，可以找到《唐伯虎千金花肪缘》的影印本，要一百美
金。李翰祥说，只有几页，太贵了吧？我说：“翰祥啊！知识很值钱啊！你拿这知识，可以
编剧本卖大钱；别人提供知识，怎可以卖小钱啊？”李翰祥认为有理，就付了我一百美金。
十二月十日晚上，李翰祥和康白来我家，他说要请我在欣欣餐厅吃晚饭，他的国联公司陷入
困境，现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总干事陈绥民负责，晚饭时候陈绥民也会来。在吃饭时
候，我对陈绥民说：你们国民党的统战手法，可得改一改了，这样子统战，不是争取朋友，
而是制造敌人，这样会逼人逼出事来的。陈绥民说：我们逼了谁了？你说说看。我说你们日
夜派特务在彭明敏家看管，不是逼人是什么？他说哪有这种事！我说我们现在就去查看如
何？陈绥民无奈，就说好。于是四个人坐我的“计程车”（我的汽车虽是自用，但和计程车
同型同价，所以无异计程车），到了温州街彭家，彭明敏出来证实，陈绥民也就哑口无言。
陈绥民走后，李翰祥很佩服我对朋友的照顾和对国民党的抗衡。
那天晚上我发烧，我提议早点回家。十二月十二日，就住进了宏恩医院。全部医药费四
千元，折合美金，正是一百。我笑着对小情人小蕾说：“傥来之财，来得容易去得快，不是
好来也不是好走。等于唐伯虎先生代付了医药费！”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李翰祥到宏恩医院
来看我，同来的有宋项如、郭韧各位。李翰祥进房就找电插座，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带
来幻灯机，放一些幻灯片给你解闷。”于是就放映起来，内容全部是洋汉子和金发美人的春
宫，有近景，也有大特写。最后他把机器等全部留给了我，让我看个够。－这就是李翰祥的
体贴和风趣。
我与李翰祥来往最多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我打牌十打九赢，那
时候也变成了我谋生收入的一部分）；那一年刘家昌自费拍“四男五女”，要找一位有汽车
的大亨形式上来支持他，做制片人。可是找不到，一九六九年有私人汽车的人还很少。他看
到我有汽车，就找我去冒充，我开出条件，他同意了，我就做了制片人（后来新闻局认为李
敖介入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一定有问题，乃予查禁）。
那年五月十一日，我看刘家昌拍片回来，在刘维斌家晚饭，李翰祥、高阳等在座。李翰
祥拿了高阳代拟的一篇启事给我看，是说联邦公司怎样欺负他的，害得他事业做垮。他请我
表示意见。我说高阳有他文字上的功力，但这篇启事写得不好，没力量。李翰祥当场请我重
写一篇，刘维斌、高阳等也赞成，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就写好了，李翰祥看了大喜，立
刻送到各报；五月十三日的报上，就登了全文。发表后，李翰祥得到许多人的谅解与同情，
他对我的交情，也自然加深，但我对和中国影剧圈的人做朋友，从不高估。因为中国影剧圈
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俗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这
种凉薄，也不能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权贵的弄臣，他们虽然被人喜欢，可是社会地
位很畸形，在清朝时候，戏子见了婊子是要请安的，这些人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后来的
影剧圈的人，虽然力争上游，但是传统背景的惯性还是不自觉的，他们的心态，还是可怜而
畸形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
所谓“戏子无义”，也就因此而生。不过以前的戏子，比今天影剧圈的人来，还规矩得多，
知道天高地厚得多，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在记者会上或法院里演出“大义灭亲”等恶心人的假
戏，现在的这行人，可比以前的卑鄙得大多了！当然李翰祥是导演，并且比起台湾国民党导
演来，私生活也严肃得多。但他究竟是这种影剧圈的人，所以职业性的敏感，一如同行，自
然也就难免现实而虚诈了。正因为我深刻了解影剧圈的人，所以我对他们的交情，从不高
估，他们同我的悲欢离合，我也不以为异。偶尔时候，我也满喜欢同这圈里的人扯着玩，至
少这些人都口蜜会说、善解人意，也善于表演虚情假意，同他们一起扯着玩，你会常常大
笑，并对人性有会心的实验。因此，如果我是皇帝，我想我恐怕无法不养他们做弄臣，让他
们文化美容，让我美容文化。就凭这些认识，我同影剧圈的人交朋友，总是欢笑中保持着精
明，一点都不含糊的。
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李翰祥的国联公司已经走下坡，靠他吃饭的一些国民党，
为了政治原因和经济利益，开始用斗倒斗臭的方法，同他反目。这些国民党给他的罪名，根
据他们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大盗演李翰祥专辑”，列出罪名有九，第一条就是
“辱骂政府勾结文星李敖”！
最精彩的，是他们在一九七0年七月公布了“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致治安机关的检举
信，里头说：李翰祥的大罪是“推行‘文星’思想”！是“与李敖每晚见面餐叙，均以骂社
会、骂党国、骂领袖为话题”！是“介绍北平女同学费太太（美驻台情报武官之华籍夫人）
与李敖过从甚密，有替李敖设法偷渡出境之可能”！这些国民党又“微妙取得”李翰祥的亲
笔字迹，公布于下：
1．艺术有价，政治无情。
2．“一”片禁映，冷眼看媚日奴颜。
3．接受李敖忠告，把国联向新的路线发展。
4．黎明之前，需要忍耐、等待、坚持。
5．在蒋家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
用为罗织的张本。最后，他们又造谣说李翰祥为李敖走私了秘密文件到海外，于是，这
回生了沈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终于动手，在李翰祥家秘密装上窃听器，并把他约谈。李翰祥
对这件事很怄，他在《三十年细说从头》回忆说：
他们的御用文人在报章杂志大写“李翰祥有才无德”的文章……一方面向有关当局写无
名信，还告发我是“匪谍”，并且在《明报晚报》刊载李翰祥为李敖带信的消息，再把报纸
剪下寄到台湾警总，作为他无名信里的“铁证”，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李敖的办法多多，
何必用我带信。不过警总还真请我去问了几次话，这一块钱台币的邮票，还的确给我惹来天
大的麻烦……
李翰祥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则有之，但说他想怎么样、敢怎么样、能怎么样，却是冤枉
他。李翰祥是中国影剧圈内的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可足道的实在凤毛麟角。李翰祥来台湾
之初，当选十大杰出青年，领奖时候，突然自动朗诵起“蒋院长的新诗”，这种动作，又怎
么解释呢？不过，国民党疑神疑鬼引发出来。这件事后果倒非常严重，李翰祥因我被国民党
诬陷，以致一再进出警备总司令部，使他在精神上，产生极大的反感、愤感与恐惧，使他自
台湾一脱身而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愚笨的国民党再也没有想想到他们为了整李敖而诬陷
李翰祥、约谈李翰祥，竟造成这么深远的损失：他们失掉了这么一位得力的艺术工作者。在
台湾的李翰祥，替官方拍《扬子江风云》、替军方拍《缇萦》，他是相当投合国民党的趣味
的。他走了以后，国民党“闻鼓鼙而思良将”，也千方百计拉他回来。党方拍《英烈千秋》
的时候，中影的梅长龄保证李翰祥在台湾的安全，李翰祥回梅大人的话说：“可是，梅先
生，谁保证你的安全呢？”就这样的，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四年过去了，十年过
去了。李翰祥在香港、李翰祥在澳门、李翰祥在日本、李翰祥在美国……李翰祥无所不在，
就是不在台湾了，国民党再拉李翰祥，可是李翰祥怕警总，他要国民党军方的最高层人士给
他保证安全的信，国民党是从来不会对人认错的、抱歉的，并且还不知自己是老几的向它势
力所不及的地方摆高姿势、摆大架子。最后，李翰祥终于用行动去表示了他的反感、愤懑与
恐惧－他回到了大陆，那使他逃离又回归的大陆，从遥远的承德－没有警备总部的承德－向
长程的台北做了抗议：“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这样一个才华照人的艺术工作者，就这样变到与共产党合
作了。－李翰祥的故事，说明了国民党为整李敖而整到李翰祥，是多么腐败。当然，国民党
是很腐败的，他们不腐败，也下会给打到台湾来了。
三十年后，一九九六年，李翰祥在海外报上发表《戏言戏语》，有“我与李敖初相识”
等三篇文章写他和我的交往，读了以后，恍然如昨。他提到李敖“伶牙俐齿，风趣幽默，逻
辑性强，所以言之有物，令人听之动容”等等，皆写实也。
在李翰祥家作客时，见到他太太张翠英女上，美人儿也，虽岁华老上，余妍犹见当年。
有一次在席中谈及李丽华的年龄，我们客人所记得的岁数，都被张翠英否决，而她所说的岁
数，都比我们说的小了许多。我们知道张翠英对李丽华素无好感，如今对“影敌”的年龄，
竞力加维护，宁非可怪、后来才悟出道理：原来当年张翠英和李丽华固同台演少女戏者也，
两人固然争“雌”，但却同庚，替李丽华瞒岁数，就是替自己瞒岁数；把李丽华年纪瞒住，
别人就难以类推出自己的年纪，可见为人者己愈有、瞒人者人亦瞒之，年龄互保，人同此
心，大家有所保留，亦大好事也。
我卖旧电器找买主，因为演艺圈内购买力强，所以结交此道中人甚多，这些人多好赌，
我也因缘随之，以我一表人才，遇赌甚精，所以赢多输少，对生活亦有大补。赌友中有李翰
祥的经理外号“刘必跟”者，此人不信邪，每张梭哈之牌，必然跟进，认为可有奇迹出现，
这样打法，当然把把过瘾，可是十打九输。有次输火了，开的支票不认账，反倒告我和蒋光
超联手诈赌。法官开庭调查，我说：“凡诈赌者，必然联手者交情很深，方有可能。可是我
当天晚上才认识蒋光超，难道是我们上辈子串通好的？”被告蒋光超也在旁证实当晚才认识
我无误。法官乃问“刘必跟”：“你告李敖、蒋光超诈赌，有何证据？…刘必跟”说：“我
那天记了日记，有我自己的日记为证。”我说：“这叫什么证据！如果他日记里记我是匪
谍，难道我就是匪谍？这种日记太可怕了！”法官点头，最后间我：“你会不会做假牌？”
我说：“假牌实在不会做，但真牌打得极好。”说着朝“刘必跟”一指，大声道：“这种人
牌打得这么糟，凭真牌就可赢他，何须做假牌！”后来我被警总抓去，办案人员告诉我，本
来他们想趁机用诈赌罪整我的，因为整我就连带整到蒋光超，并且扣李敖以诈赌之罪，无人
会信，乃放弃此议，不了了之。但这一凭真牌可以赢人、谁还要做假牌的赌钱观，却成了我
的人生观。虽然是被诬告一场，但名誉受损，也在意中。蒋光超打电话来，问《联合报》登
他和我豪赌之事何不解释，我说：“人家说我是‘匪谍，我都不解释，何况是‘赌徒’？”
他听了一笑开悟，也不解释了。
我在被诬告诈赌时，已日夜在软禁状况下。一九七0年一月软禁一开始，是由警察以假
计程车跟踪的，到了七月十八日，有了新状况－多了一部车。我决定展开报复，我跟他们来
一次“捉迷藏”。这次“捉迷藏”捉到日月潭，全部过程，那时刚从铭钏毕业的小蕾留下细
部的日记，这是难得的一篇完整记录，我全部附在后面：
好好的一次毕业旅行，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