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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
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战
地钟声》。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它，跳过去了，所以
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
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
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
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
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
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
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
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
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
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
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
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
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
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
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
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
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
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
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
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
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
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
他做工时，要在一问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
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
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
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
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
友！”我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
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
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
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
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
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
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蚊，然后自己改行向
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
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
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
信。
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
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舍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
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
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
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
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
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
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
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
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
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
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
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
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
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
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
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
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
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
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
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
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
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
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
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
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
“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
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
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
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
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
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
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
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我住军法看守所第二房的时候，正对面是第十房，住着调查局的处长范子文，他被局长
沈之岳诬以“匪谍”，关进牢中，我早就听说，台北武汉大旅社姚嘉荐命案，就是他主持
“侦破”的，用的全是刑求逼供的手段，他在牢中大声念佛，表达忏绪，声声不断，至少有
一声应和姚嘉荐命案有关。救在“放封”时和他一组散步，我没好意思问他姚嘉荐的事，只
听他唠叨自己在调查局被刑求的事，我问他那你在调查局做处长，你也刑求人了？他说刑求
人的事，他们高阶层的不知道！我说那沈之岳也不知道了？他沉思半晌，痛苦他说：“沈之
岳也不知道吧？”事实上，他被我问到死角，有苦说不出了。
散步时他告诉我：“是不是共产党，我们行家一‘闻’就知道，今天牢里抓进来的，都
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他们根本抓不到！”范子文这话，自负中不失可信度，因为就近取
材，眼前的红色难友，简直无人不假，判一二十年徒刑的，固比比皆是；判死刑的，也大有
人在。
范子文以外，关在第四房的调查局副处长李世杰也是另一个假匪谍。他做副处长时，负
责处理台湾“政治暗流”情报、研判“反党反政府分子”、“分歧分子”的政治主张动向
等。“奉命”把高玉树等人当“敌人”看待，也“奉命”要视雷震、李敖等为“敌人”。自
一九五一至六五年，李世杰先后获得陆海空军褒状、国民党中央党部奖状、数度年终考绩
“特优”，记大功、蒋介石二次召见、赠给“玉照”等等。蒋介石赠“玉照”、称“同志”
后一年，“李世杰同志”突然变成蒋家钦定的“匪谍”！他从云端一头栽下，从此挣扎生死
线上，展开了悲惨的人生。李世杰下狱后，两次被判死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张画面是：一
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他第二次被判死刑，再度戴上脚镣，彳亍而归。放封时他戴着脚镣，
不良于行，面色死灰，但却劲气内敛，令人又同情又佩服。他那时是死刑犯，死刑犯除了例
假日外，每天清早五点钟，都可能被提出去枪决。所以每天晚上入睡之时，都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活到第二天太阳出来。这种夜夜惊魂的日子，真教人难过。这种夜夜惊魂的折磨，终于
在三十二个月以后，告一段落。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改判无期徒刑定谳，脚镣再度离开
了他，这时他五十八岁。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从初判十年改为八年六个月，这时我四十
岁。我早已搬到第八房，李世杰也搬到第九房，放封时与我在一起，谈话渐多，交情也渐
深。同年十二月六日晚饭后，监狱官开了他的房门，通知他立刻收拾行李，准备移监绿岛
（火烧岛）。李世杰在班长监视下，无法向我道别，只好在提着行李、路过我窗下时，冒出
“good一bye……good一bye”以为暗讯。第二天清早，他便被解送外岛了。李世杰走后十
六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也突被通知收拾行李，解送“仁爱教育实验所”。景美军法看
守所时代，便就此告一结束。
一九七六年我出狱，我出狱后十年（一九八六年二月四日），李世杰也出狱了，他坐了
二十年牢。出狱之日，太太已死了，家散人亡，他也老态龙钟，这时他行年七十，已经是白
发老人了。我深知李世杰博闻强记，笔下又行，听说他出狱，亟思鼓动他写出几十年来种种
见闻，以存信史。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通过陈菊，打听出李世杰的电话，跟他取得
联络，说动他展开大写作计划。他本来只想用化名写，不敢用真名，我说你写出来的事，一
查就是只有你李世杰才清楚的，你还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