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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
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
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升。给人印
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
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一九八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
《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
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
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
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者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
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
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
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
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裂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
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
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
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的转告军方的查禁标
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
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
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
“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改成“老祖
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ii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
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几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
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
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
反动得连了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
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
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
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
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
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
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衙门”—
—只进不出了。
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金氏世界记录”而有余。其间
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
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
“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
闻之大笑。
《李敖全集》虽然刀下余生，可是序却没有了。本来是有序的，那篇序标题《李敖全集
自序》，在全集还没印好前，先发表在《四季杂志》第十期（一九八0年四月二十日）里。
不料一发表后，由于措辞激烈，被查禁了，四季出版公司为了全集得以顺利出版，就在《李
敖全集》前面，删除了这篇序，所以，四季版《李敖全集》，是一部没有序的大书。序和正
文，身首异处，相隔千里，正像关老爷的下场一样！
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带头搞党外杂志，带领郑南榕、陈水扁等，风起云涌，跟国民
党的武夫连续斗法十年之久，在斗法过程中，我甚至挖到并公布由警备总司令陈守山上将主
持、由曹建中记录的“现阶段加强文化审检措施暨现存问题座谈会记录”，令他们大吃一
惊，一起开会的出席人员，从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宋
楚瑜等等发言，均赫然在焉。有趣的还在后头，十多年以后，国民党从李登辉当道成主流派
以后，当年当道的主流派，死的死、老的老、失势的失势、下台的下台，慢慢形成另一族
群，我戏呼此辈“渐成人形族”一一原来过去做当道的主流派时，跟着主子做坏事，不成人
形，现在式微了、官丢了、天良渐现，所以渐成入形了。举几个例，我曾写文章骂华视的头
子武士嵩中将，一天他到我住的大楼来看我的邻居何世礼上将，电梯中碰到我，拉住我手向
我表示佩服，并大骂国民党当权派，我在旁一直笑。比武士嵩更精彩的是许历农上将。
他当年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是查禁李敖之流言论的主持人，固我宿敌也。不过此
人人品不错，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他的毛病是头脑跟不上，以致把“救国救民”和“做蒋
家鹰犬”分不开来。后来李登辉当道了，他毅然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光明正大，挺身而
斗，不失为一条汉子。他到我家来拜访两次，备致拳拳。一九九八年汪俊容和我同过六十二
岁生日，在饭店吃饭，我的好邻居张善惠、林丽苹在座，许历农也来了。席上我说了一个故
事。我说杨西崑“大使”从南非回来，一天带了一恨非洲朋友送他的雕刻精美的象牙给我，
对我说：“二三十年来我一直佩服李先生，但因有公职在身，不便表达这一。佩服，现在退
休了，人也快八十岁了，特地到李先生府上，送上这一纪念品，表达我二三十年来一直藏在
心里的心意。”后来杨“大使”请我吃过几次饭。有一次吃饭时，他的夫人对我说：“告诉
李先生一个秘密：这次选举，我们整个大楼住户，全体都会投新党的票，虽然我们现在还是
国民党。”我答道：“杨‘大使’肯投新党的票，是很了不起的变化。可是容我说一句：杨
‘大使’暗中投一票也只是一票而已。如果杨‘大使’肯公开站出来，像许历农那样公开站
出来，以杨‘大使’的地位，登高一呼，可以为新党带来多少票呀！杨‘大使’可愿考虑考
虑弃暗投明啊？”杨西良在旁听了，笑着摇手，说：“许历农那样明着干，我们可做不
来。”我讲了这故事，又把话题转到汪俊容的老丈人、阮雅歌的爸爸阮成章中将身上，我
说：“调查局的老人对沈之岳、阮成章前后两任局长评语是：‘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
面兽心。’——因为阮成章长得浓眉凶眼、面目狰狞，所以人以兽面描写他。”我对阮雅歌
说：“虽然你老太爷也和许老爹一样性好革命，但碰到李登辉而能继续革下去的将军们，今
天只剩许历农啦。”这顿饭后几天，许历农夫妇请我们吃饭，阮雅歌笑着对我说：“大师
呀，你要原谅我，我代你说了谎话！我爸爸躺在病床问我李敖对他的印象，我扯谎说：李敖
说沈之岳人面兽心，阮成章兽面人心。我爸爸听了一直点头笑。大师呀，你可要原谅我。”
我说：“等他病好了，真的能追随许老爹脱离国民党，我就真的可追认这些话啦！”－许历
农的转变，使我感到：真的、真的、真的有些国民党大员，当他们不再是当道的主流派以
后，他们有的真会跑来认同李敖了，他们对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高速进步，多有趣
啊！
15 猪猡纪
既见休罗，又见猪猡 屠刀不放，照样成佛
我在上海，因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为“猪猡”；我在台湾，因为是
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为“猪”；几十年后，且进而演变成“中国猪”，不但
猪，且有国籍矣。其实这算什么，有一种猪叫“波兰中国”
（Poland China），在美国培养成功，身兼二国之名，只是“中国猪”又算老几呢？
这种以猪视人的人，其实自己正是中国古典说法中的“豕视”，自己如猪者也，并不是
说这种人长得像猪，而是头脑中是猪脑，是“侏罗纪”时代的头脑。我在台湾，每每感到到
处是猪脑，而我自己仿佛活在猪猡纪里，因此不论振笔为文，或登台传教，我都寓有杀猪味
道，此乃愤世使然、玩世随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猪猡纪杀猪，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人见人怕鬼见愁。其实所以能如此，凭有
文名是不够的，而要有骁名、有悍名，这样才能有上述效果。关于我的骁名与悍名，有一个
小故事。一九九一年，活了九十六岁的青年党头子李磺死了。他死前几年，李宁访问他，回
来告诉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磺谈到你的时候，都特别把声音放低，并且面露恐惧之
色。你说你李敖多可怕！”我闻之大笑。
我在文星时，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托高荫祖介绍，拉我写稿。因为是东北同乡，
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称之。我曾写信挖苦他说，你老兄“有功有过，功在很技巧
的显出了（还谈不到揭发）国民党的许多糗事；过在挟泥沙俱下，也帮国民党做了大多不实
的宣传与伪证。更可怕的，是你使这些丢掉大陆的罪魁祸首们、祸国殃民的大小浑蛋们，性
能在你的杂志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寿，我认为他们集体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无心肝的先天
条件外，《传记文学》和‘荣民医院，两者，是责无旁贷的”。有一次刘大哥同我聊天，提
到俞济时对他说：“你们搞历史办杂志的人写得很辛苦，可是，”俞济时说着把手一挥，
“都是假的！”意思是说，真的你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告诉你们。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的“天
子门生”，且是蒋介石多年的侍卫长，独得之秘，过于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说。但他通过周
之鸣，想见我一面，我拒绝了，因为我深知此辈性格，他们是不敢说真话的。后来他回我一
信，回信写好，还是先向情治首长报备后才寄出来，可见此辈小心翼翼的谨慎。所以，我早
就打定主意，要杀猪，得自己想办法才成。于是，前后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
了这一大业。
“李敖的方法”是用第一流的历史家的训练，博览群书，比对史料，然后试图用猪脑的
角度去剖析猪，以得出真相。为什么要这样怪招呢？因为国民党是浑东西，我们不可能按照
正常情况来知人论事，它不是人脑的问题，而是猪脑的问题。
因此，揭发黑暗国民党必须靠细腻的分析、准确的处理和深入猪脑的植入方式才行。像
我颠覆国民党比雷震他们深入多了，我根本从思想上、历史上下手。国民党怕挖屁股，因为
它有烂屁股；但国民党不怕遗臭，因为它是水肥车。雷震他们总是辛苦挖烂屁股，而我则根
本上推翻水肥车，证明臭大便来源必是烂屁股，于是形式上没直接挖，事实上却臭气尽出。
例如我知道，要颠覆国民党必须先从它的图腾开始。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乃至李登辉
等等，都是图腾。我在一九六五年写《孙逸仙与中国西化医学》一书，就是这种方法，国民
党查禁了它，说明了一切。我一九八七年写《孙中山研究》，更是这种方法的发扬光大。孙
中山一生的大成功是推翻中国帝制，一生的大失败是自己夺权不择手段……（略一”一编
者）为了这本书，国民党台北市新闻处处长唐启明虽然把我告到地检处，但是时代已变，检
察官被我说服，我躲过一劫。
我不但“拆穿”了国民党的祖师爷，也“拆穿，，了祖师爷的“国父遗教”。我用了大
量的文字驳斥了三民主义等的乱七八糟，同时我还“策反”了我的敌人周之鸣教授，以他精
湛的三民主义专家地位，揭竿而起，大反三民主义，我为他发表《中毒的三民主义应该停
授》等鸿文，气得他的老友陈立夫在一九九0年一月十三日写信给他，指出：“以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