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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要找的书，寥寥可数，就在书架上。办事的是一位女孩子，她很亲切地帮我包了书。我
跟她谈了几句，她对开明书店却很陌生。这时，一位老先生进来了，坐在朝窗的办公桌旁。
我想这位老先生一定知道得多些，我首先打听索非先生的下落，他望着我，为之一怔。然后
说：“索非在本店，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下落早已不明。”
我向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去过上海开明书店总店。”看他反应。他盯住我好一阵，
慢慢他说：“你这位先生啊，你看到最风光时代的开明书店了。可是，这口开放探亲后，我
去了上海，上海的总店却早就没有了。所以，开明书店啊，全中国只剩下台北这一家。我们
这一家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把一楼房子租给面包店，自己搬到三楼来。这就是开明书店。没
有人认识它了，连我也不认识它了。”
抱着新买的一包书，我原路走下楼来，走出了“马可孛罗面包公司”。站在门口，我转
身仰望，在古老的建筑沿线外，是一片苍穹。像是死掉一个老朋友，我黯然而别。
在上海，除了对书店的深刻记忆外，跟王家桢吃饭那次，也使我记忆犹新。王家帧是我
姨父李子卓的小舅子，他本是替张学良主持外交的。张学良垮后，他的宦途也今非昔比。抗
战期中，他做国民参政员、做外交部顾问，已是闲职。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行辕政治委员
兼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抗战时他在重庆，他的家人都留在北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
平，坐着新式福特汽车，国民党大员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后方秘密讨了个姨太太，而这
姨太大却是共产党。他的最后投共，听说跟这位姨太大有关。当时共产党革命，多少女孩
子，为了献身国家与理想，甘心牺牲自己，而实际献身给国民党高干以卧底者，比比皆是。
这位王府姨太太下场还算好的，工晓波的母亲，就是下场凄惨的一例：她嫁给宪兵高干，最
后被查出，伏尸法场。当年我被国民党特务软禁时，特务们看到王晓波来看我，就闲聊起他
们见过王晓波的母亲，说那位女士年轻漂亮，可惜牺牲了。
我在上海住了半年，除了对书店的好印象外，其他乏善可陈，所见所闻，一片大难将至
味道。早在抗战胜利之后，我家的情况，在二姊笔下是这样的：
胜利后家里陆续来过爸爸一些老朋友，他们是曾去重庆内地“抗战”荣归的接收大员
们。我记得的有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抚顺煤矿张莘夫、外祖母的娘家堂弟孙棣坡及老姨父的
妹人、后来仟中共政协委员的王家帧等等。爸爸参加地下工作的一段经历，就是由吴焕章出
具证明的。很明显爸爸思想上难以平衡。过去有些人学历、资历、能力不如爸爸，但有“内
地抗战”做雄厚的本钱，荣回故里，个个都是耀武扬威的功臣。爸爸苦笑着。受一家十多口
人的拖累，爸爸又能做何选择？曾有一度爸爸准备随吴焕章去兴安省任个职员。
兴安省是闰民党当时新划分的东北九省之一。可那个时候是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吴主席
空有头衔无法上任。张莘夫在去抚顺上任后遭惨害，国共两党相互推卸责任。最后爸爸靠舅
老爷孙律坡介绍，到东北营城子煤矿当总务处处长，总算勉强撑住过重的家庭负担。因为只
是个雇员，倒也过了段安定省心的日子。
爸爸在营城煤矿的时候，认识了台湾人翁镇，并且对他有所帮助。翁镇感念爸爸，曾告
诉他时局不好，可考虑去台湾，后来翁镇返台，留下“台北市新起前街一段十一号六桂行”
（后改为“台北市汉中街一三九号六桂行”）的地址，这是爸爸最早想来台湾的张本。可是
一想到二二八时台湾人大杀外省人，就心有余悸。所以从北平出来，没有直来台湾，反倒先
落脚上海。这一错误，大伤家中积蓄的元气，最后匆促决定来台后，积蓄所剩无几了。
我们全家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早上离开上海的，搭的是中兴轮。中兴轮本来还算豪
华，可是现在已沦为难民船，有立脚处，就是难民。我们把行李堆在甲板上，我就躺在行李
上飘洋过海。五月十二日傍晚到了基隆，自此一住五十年！
我们全家八口逃到台湾后，爸爸死了，枯骨一坛；妈妈九十高寿，与我同在。当年的孩
子们；如今只有我一人在台湾。
“与台湾共存亡”？没有那么严重；“归骨于昆仑之西”？实在有够麻烦。我曾以粗话
自嘲：“我来台湾时，鸡巴还没长毛；如今鸡巴毛都快白了，人还活在台湾。”其实，何止
活在台湾，我终将化为白毛老怪，死在台湾。陈寅恪“先为帝国之民，死为共产之鬼”，我
则生为白山黑水之民，死为草山（阳明山）
浊水（浊水溪）之鬼，大陆虽是我的根，但是我已是台湾人（我六岁儿子、四岁女儿）
的爸爸，难民不复返矣！
2 小寒纪
十五二十，时我少年，陷身孤岛，一片小寒。
我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后进了台中一中，从初二念起一直念到高二，这四年间，我陆续读
了许多课外书，由于年复一年在知识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基本上，学校和同学是不
能满足我的，‘境界”的，在内心深处，我与人颇为疏离，我有一种“‘知识上的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不大看得起人，尤其讨厌制式的学校生活。读到高二完了，
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学制度的断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最后以同等学力考
上大学。所以，如说“李敖连中学都没毕业”，这一陈述，并不错误。
在台中一中同学中，跟我同届的陈正澄是学问最好的，通中、英、德、日四国文字，后
来做到台大经济系主任，他去德国留学时要我用毛笔写字送他。我题诗一首：“人生何处不
相逢，我来台湾识正澄，同学十载空余恨，抢去我的第一名。”
乃写实也。他把字带到德国，一直挂在墙上。陈正澄以外，张育宏也是我最早认识的台
湾同学。四十年后，他以新光产物保险总经理的身份，开了两桌酒席，庆祝我来台四十年。
他的国语、日语都讲得极好，演讲起来，外省人与日本人都推服无间。赖宪沧也是老同学，
我办《求是报》时还大力出资订阅送人，我们一起吃日本料理时，双方都带儿子，但他的儿
子大我儿子二十多岁，同桌而食，非常有趣。韩毅雄在全校考试中是冠军，下象棋也是冠
军，聪明绝伦，做到台大医学院骨科主任，至今犹是我的“御医”。王新德在班上，翁硕柏
老师公开赞美他是美男子，为人头脑细密。有一次他静静看我和施启扬争辩，劝我说：“你
不要同施启扬争辩了，施启扬这个人头脑不行，你何必费唇舌。”这话使我印象深刻，至今
不忘。爸爸死后，他写了一封深情的信慰问我，我至今感念。何西就在四十年后与我为邻，
人最热心公益，每次选举投票开票，他都全程参与。妈妈因常在楼下走动，附近人都见过
她，但有的不知为李敖之母。有一次她去照相馆冲洗照片，我赶来时，看到何西就正和她聊
天，西就看到我跟妈妈“一见如故”，他奇怪地问：“你也认识这位老人家？”我笑说：
“我当然认识，她是我妈。”程国强是最顽皮的家伙，后来留在大学专教马克思，还陆
续供应我“匪情资料”，我们互相觊觎对方的妹妹，但都是说着玩的。张光锦跟我常做深
谈，两人相知甚深，后来做到中将司令。他当年写的新诗，至今还藏在我手里。孟祥协是孟
子七十五代嫡孙，高二后迷上围棋，自此一头栽进，成为国手，终身职是“亚圣奉祀官”。
两人见面，喜谈《三迁志》等古书，因为两人国学底子都好。熊廷武来一中较晚，在高二戊
与我同班，为人诚恳，大异他的姐夫王升。我恨王升并常骂之，但和廷武交情不受影响，见
面时也互相绝口不提王升。高我三班的张世民，是我参加演讲比赛认识的，我代表初中，他
代表高中，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张光锦曾打趣说：“你跟张世民
是同性恋。”张世民结婚时，笑着宣布他绝不洗碗，我同李圣文问他为什么不做家事？他说
不能做，所有权利都要在结婚那天争到手，不然一洗就洗一辈子，其风趣可想。
高我二班今为世界级学者的李天培，是温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两人，随父亲
李子宽老居士到台湾。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党，做过孙中山秘书，被蒋介石关过后归顺蒋介
石，垂老主持中国佛教会，住在善导寺。我到台北念台大，一开始就借住善导寺。善导寺是
日本人盖的古庙，地下室内，有个骨灰间，我就住在隔壁，正所谓“与鬼为邻”。管理骨灰
间的职员是绝对相信有鬼的，他指着一排排的骨灰缸，告诉我“昨天晚上”哪一个缸中有了
哪种动静。这个地下室不算大，鬼口密度远超过人口密度，所以，我无异是同“死人”住在
一起。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人，在那么年轻时候，就感受到那么多的“死人”，感受到他被
“死人”包围，这种感受，对他日后思想的形成，自然有死去活来的影响。有时候，我一个
个细看骨灰缸，看缸上的名字，看缸上的照片，想到一个人奔波一生，下场不过如此，他们
的灵魂有没有，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的肉体化为枯骨一坛；他们死了，我还活
着。
李善培对我讲了一个秘密：他说有一天他和老居士出去办事，路过一家饭馆，两人就去
吃，老居士告诉跑堂的，来碗素面，他也跟进。不料两人狼吞虎咽一阵，发现面里有肉——
不是素面，他大吃一惊，赶忙指给“父”（他们湖北应城人喊爸爸做“父”）看，殊不知老
居士正在衔肉大嚼，向他使个眼色，表示不必声张，又埋头大嚼起来了（中国的佛门人物
中，虽然有一派公然喝酒吃肉，像苏拭的朋友佛印和尚，但这些禅派流变，都不是正宗。照
一般佛门规矩，做酒肉和尚是绝对不行的。善导寺是守板眼的寺，自然不准济公活佛或花和
尚鲁智深那一套）。老居士有一习惯就是早起。起来就查勤，看谁起得晚，有一天掀我蚊
帐，见我未起，大骂李天培，天培噙泪不敢言，我颇不自安。还有一次，老居士在大雄宝殿
骂李天培，另一位老居士看不过去了，婉言说：“子宽啊，这里是佛堂啊！”老居士猛悟，
立刻停骂了。老居士由于革命尚未成功，自己先被出局，内心欠平衡，可以想见。后来李天
培台大电机系毕业离台，蒋介石还看老居士老面子，送了美金，老蒋有人情味于权谋之中，
由此可见。李天培离台后，李善培同我熟了，也变成好友。他退伍归来后，与陈平景双双落
发去做和尚，主持“中国佛教会”的老居士大喜，可是好景不长，李善培竟不守清规，有还
俗可能；那时我主持文星，已算名人，老居士盛宴请我于善导寺，众家高僧作陪，饭后辟室
独与我谈，他两眼炯炯有光，却几乎泪下，他说：
“善培如还俗，我大没面子，盼李先生出面劝阻此事。”我答应了，可是我的劝阻没有
成功。后来老居士死去，善培赴美后又被黑人打死。近四十年后，李天培返台，邀我相见，
不胜人琴之感。更人琴之感的还在后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钱达请我在来来大饭店吃
饭，饭前我特特别走到斜对面的善导寺，去对这老庙做最后的凭吊。原来四月三十日报上
登：
“台北市民政局于昨天召开古迹审查会，原订讨论是否将善导寺大雄宝殿列为古迹，但
寺方不愿被列为古迹，赶在审查会的前一天开始拆除，民政局长李逸洋指出，善导寺此举显
为逃避被指定为古迹的举动，但受限于法令，民政局只好眼睁睁看着古建物被拆。这一现
象，一方面证明台湾人口口声声爱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利之所在，一古庙皆不能容；另一方
面证明陈水扁主持市政，其实无能透顶，一古庙皆不能救。我凭吊时，现场已是一片残骸，
庙旁一间小厢房也同归于尽。那小厢房李天培住过。天培不在时，我也去午睡过，还手淫
过。
清朝大学者龚定盦有“闻西方佛说：非法出精”之句，李敖的“小和尚”竟“非法出
精”到日本古庙里，如今想来，可真“罪过罪过”了。
我在一中有个高我四班的老同学，叫林石，就是后来的妖僧“林云大师”。林云是我爸
爸的学生，他在台中一中时功课平平，在知识上，无出人头地希望，就以密宗来弄玄虚，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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