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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报纸时顺手写下的部门、姓名；捡垃圾者又是一个极负责任的老头，马不停蹄
就将“赃物”送交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按图索骥，事情马上露馅。真是一招不慎，
酿成终生抱憾之灾。
接下来是童森林为了保住自己党员、干部的资格，不惜昧着良心推卸责任，指
责是史洁勾引了他。史洁则尽量为童森林开脱，将一切“罪责”全揽在了自己的身
上。
结局是史洁被开除军籍，开除学籍，遣送回家……
上述两个故事（这样同类型的故事在社会生活中有千千万万个）都证实了一点：
80年代初期直至中期，未婚先孕及堕胎，极大地触动了几千年凝积的习俗与偏见—
—一根颇为敏感的社会神经。
2 一年“流”掉一个大上海人口
在对待人工流产问题上，道德审判无可奈何地让位于人口压力，只是近四五年
的事。
到医院要求人工流产的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增长幅度一直以几何级数直线上升：
未婚先孕的、婚外恋怀孕的、避孕措施不当怀孕的、超计划指标怀孕的、为“科学”
生儿而对已怀上的腹中胎儿自觉不够“科学”的、为学习为出国为事业暂时不想要
孩子却又已怀上孕的……不一而足，都需要到医院去做人工流产，而且每个去了医
院的女人都能说出一套自以为是的理由，堕胎一度成为时髦，真比赶大集还热闹几
分。有个年轻女子就公然宣称：“不做一次人工流产，算不上一个成熟女人！”
于是，面对汹汹人潮，医院不得不敞开了大门，再不需要出示什么单位证明或
结婚证书，妇产科医生们的眼神也不再像两柱探照灯光一样扫描，更懒得启口问婚
否，只要掏钱交费就行。
有关医书上指出：人工流产如果是第一胎，产妇手术后还须住院观察一段日子，
以防不测。可这一条也早已成为过时皇历了。现在大城市哪家医院都人满为患，都
不可能一到就做。预约登记，如期手术，过期不候。手术时，一拨轰进去10名，一
上午轰进去若干拨，大部分还都是第一胎呢！那情景，那场面，青年女作家唐敏以
亲身所获的体验描述为：“像赶牲口似的。”人一多，立刻就不显娇贵了。
据某法制报披露，某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妇女将近70％是属于未婚先孕的（这只
是能够统计的数字，实际上未婚堕胎所占的比例还会更高一些）。尽管已经是很开
放了，尽管人们已见多不怪，因之不再大惊小怪或大呼小叫；但对于未婚女青年来
说，做人工流产手术保密还是第一重要的。需要永远是经营者最大的动力——一些
在妇产科行医多年的退休老医生，在获得各级卫生局等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准之后，
开家个体诊所，专门做人工流产，往往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许多未婚先孕的女青
年都乐意到这些个体诊所堕胎，虽然收费要比一般医院标准高一些，但医生的医术
高明，态度和蔼，最为可取的是，保密性极好。
北京市前门南大街。在挤挤挨挨人声喧哗的百货商场、电器商店、中西餐馆、
服装、鞋帽、五金、食杂、医药门市部等繁忙杂乱的店面中，有一家并不太引人注
目的小小的街道医院——崇文区正大医院，一百四十多名医护人员每天忙碌在一幢
二百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里。就是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小医院，每月来此做人工流产
的，最多可逾二百多例，最少也不下一百四五十例，一多半是未婚先孕者。来者大
多数却并不是崇文区的，而是西城区、朝阳区，最远的则有丰台区、海淀区，甚至
还有来自外省的，仿佛是“文革”期间外调人员满天飞，现在则是做人流的满天飞。
手术质量绝对有保证，服务态度更是没得说的，该医院每年做人流手术一千六七百
例至二千例，10年里还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价钱也便宜，过去做一次人流10元钱，
现在随行就市涨到四十多元。姓名、单位、婚否……随你报，连工作证都不用掏。
笔者曾专程前去正大医院采访，一位在妇产科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大夫，感情颇为复
杂地对我诉说——
“五十年代，很少有未婚先孕的。偶尔有一个，也得在我这里先哭上半天，我
一边叫人看住她，一边还得设法去叫她的家属来，担心她想不开寻短见。她的妈妈
来了，嘴皮子还挺硬的：‘我闺女特老实一个孩子，怎会有这种事？莫不是医生给
弄错了？’出院后，又得忙着去街坊邻里四处扩散：‘我闺女怀哪门子孕？唉，是
肚里长出个瘤子，在医院刚刚动了手术……’现在呢？可好，一拨拨、一茬茬的，
最小的才十四五岁，最大的有四十五六岁，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其中还有不少属于
‘二进宫’、‘三进宫’的，有一个姑娘，人流三次了，间隔时间最短才两个月，
还没来例假就怀上了。有进来笑眯眯的，后面跟着个大小伙子，或是个胡子拉碴的
中年汉，那神气像是走进了游乐场，大大咧咧地说：‘大夫，我怀孕了！’‘你结
婚了吗？’‘我没结婚。’‘你为什么不结婚呢？’她耸耸肩，撇撇嘴：‘我年龄
不够，’或者‘我们没房子’，还有竟拍着那男子的肩膀说：‘这哥儿们现在养不
起我。’……思想开放到了这份上，我们当医生的还能说什么呢？也有一进来就冲
着你哭哭啼啼的：‘我跟某某好了一段，现在他不要我了……’‘那你就当个教训
吧，搞对象就搞对象，别忙着发生关系，一有身孕，男的没事，女的可遭罪了。现
在罪你受，钱该叫他出，他人在哪儿？’‘他不肯来……’要她报了个单位，可一
查，那单位根本没这个人，想必连名字都是假的呢！总起来看，现在难为情的劲没
了。结了婚的反而有难为情的，偷偷摸摸来做，不敢让单位知道。如果单位知道了，
因为计划生育措施没落实好，不但要扣发她个人的奖金、工资，还会影响到整个班
组的奖金。这批人可怜呐，按正常情况，她们是采取了避孕措施后仍怀孕的。人工
流产手术后一般要给14天假休息，恢复身体，可她们没敢向单位要假，只能出了医
院门便硬挺着身子去上班，或是有补休的用补休，无补休的则请两天事假对付一下。
九月底来医院做人流的多是这类人，因为国庆节有两三天休假，可缓冲一下，过完
节再去上班……”
不管人们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承认，近年来人工流产现象大量存在却是不容怀疑
的事实。继1986年《福建青年》以九、十、十一连续三期的版面，刊载唐敏采写的
旨在“献给所有合法与非法的丈夫们”的报告文学《人工流产》之后；1988年新春
之际，《青年文学》又以探索“当代青年面面观”为栏目，在头条显赫位置推出了
瘦马撰写的报告文学《人工大流产》。后者较之前者在大标题上增加了一个醒目的
“大”字，“人工流产”加“大”的确够触目惊心的了——文学，永远是感应社会
生活的一根最敏锐的水银柱！
那么，如何来看待“人流热”（且有愈来愈热之趋势）这一牵动着千家万户的
社会问题呢？
首先，在对待人工流产的患者方面，医院一改往昔“道德审判者”的冰冷面孔，
而代之以宽容、宽厚、“开绿灯”的态度是可取的。从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看，它
减轻了产妇们的心理压力和生理压力，给予一颗颗痛苦流泪的心以慰藉。从社会现
实需要看，它极大地减缓了祖国母亲背驮的沉重得不能再沉重的人口负载，据有关
部门统计，1986年全国人工流产总数为1158万例，换句话说，一年“流”掉了一个
大上海的人口。试想。若让这1158万“不准出生的人”降临人世，其后果是可想而
知的。
其次，人工流产毕竟不是像喝咖啡、跳迪斯科一般的赏心乐事。人工流产无疑
是庞大的计划生育措施中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它又确确实实是一种没
有办法的办法。从医学角度上看，刮宫时，子宫内膜刮薄了，犹如一片新整治过的
土壤，再次怀孕还比较快，于是造成了越刮越孕、越孕越刮的恶性循环；再者，由
于多次人流，损伤子宫，带来输卵管发炎、宫腔粘连、闭经等疾病而影响婚后性生
活，乃至造成终身不育者，不乏其人。从社会学伦理学角度看，未婚先孕或非婚怀
孕而做人流，不是像穿牛仔裤、抹唇膏与指甲油，可以招摇过市的，它对家庭的稳
定和社会的稳定，都会造成不小的震荡或冲击波，乃至酿成五花八门的社会悲剧。
由此说来，不该怀孕而又怀上孕的，医院一定要给予种种方便而让其能够及时
终止妊娠，顺利完成堕胎手术。像过去那样人为地设置障碍实属不必要，而且弊大
于利。当然，上上策是不该怀孕的最好不要怀上孕。这就需要对未婚青少年男女进
行一些必要的性科学性知识教育，正式渠道不畅必然导致歪门邪道旁出，羞羞答答
遮遮掩掩不如公公开开大大方方教育为好，同时辅之以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
对于已婚育龄夫妇，则极需加强计划生育和避孕宣传，同时改正和完善避孕药具、
工具的发放办法，也期待着医学工作者能够尽快地研制出更为简便更具效力的避孕
药具和避孕工具。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普天下的衣食男女更幸福、家庭更和美，以及国家更昌
盛啊！
七 计划生育：天下第一难
倘若我们客观、公正、冷静地回顾一下我国“计划生育”思想的酝酿、提出及
至真正付诸实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矛盾交叠的画面。
60年代初期，国家已分明感受到了人口压力的沉重负荷。这表现在第二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郑重其事地指出我国人口发展
过快；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漳则在《健康报》上撰文吁请全社会关注节育问题；1960
年4月10日二届二次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了《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
第四条明文规定“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同年12月18
日，党中央。国务院又正式发出指示：为了控制人口发展，“使生育从无计划走向
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既定政策”。然而，就在1960年这一年，意识形态领域
继1958年之后，再度掀起了大张旗鼓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高潮，并公然撤销
了马老先生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更为严峻的是，由于“大跃进”失误及自然灾害
带来的大饥馑造成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这一年全国人口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
减少，是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最低谷。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提倡节制生育”的
声音便变得十分微弱而可怜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内疚地承认“宣传节育抓迟了，要公开宣传节育”。周总
理一直操持在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他对人口发展过快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感受
得尤为深切。
1963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指出：“社会
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
1964年，国务院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机构，任命周荣鑫为主任、杨振亚为
办公室主任、栗秀真负责技术指导。同年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大普查，全国人口
已达6。9亿多人。
1965年，周恩来总理八次讲计划生育问题，毛泽东主席也出面讲了五次。然而，
由于一再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议论“人多”早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禁区。
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已正式提倡计划生育，但谁也不愿就人口问题去作切切实实的
科学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办法，这样，上面的号召也始终只能是“号召”而
已。这一阶段，人口出生率高达43。6％，年净增人口首次突破二千万人大关——中国
的人口生育已似一列开疯了的火车，风驰电掣，全速冒进，很难紧急刹住了。
及至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忙于革“文化”的命，
忙于政治权力争斗，忙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大鞑伐，经济建设早被挤到了角落
里，至于计划生育更是无人问津、无人管束，完全流于无政府状态。下面将要叙述
的一个故事，对这一非常时期的人口失控现象作了极生动形象的注释。
故事是近似荒诞的，却又是真实的——
1966年秋末。在祖国南方一个小城的某小学里，有一位名叫阿捷的新婚青年女
教师。阿捷所在的学校，也和全国一样，卷进了“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