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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世界工业体系所创造的整个文明即将解体，以科学技术革命为先声
的“第三次浪潮”正已勃然兴起；
“诺亚方舟”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能源危机、军
备竞争加剧，以及最为严峻的人口爆炸压力……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人类正在走向一个‘非群众化’的社会，它
不是黑白两色的构图，不是非此即被的取舍，而将是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和充满个
性的选择……”
现代文明的支柱是：科学、技术和管理。
下一个世纪的特征是：卫星、计算机和航天世界。
公元2000年——新世纪的挑战。
中国——将以怎样的身姿，走向那朝霞磅礴的黎明呢？
1 前景堪忧——并非危言耸听
1989年4月14日，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1亿大关（若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在内
则为11。26亿人）。
“11亿”——意味着什么？
早在1982年，我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于众时，美国《时代》周刊发
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就曾以“十亿中国人走过天安门要用多少时间”算了一笔账：
“假如将所有的中国人按四人一排编成队，每队相距6英尺（约1。8米），以每
小时3英里（约5。8公里）的恒速（即保持速度不变）走过天安门的话，将需要十年
多的时间才能全部通过。
“中国的节育措施已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4％，但每隔两秒钟仍有一个婴儿呱呱
落地，每天大约出生43200人。假如再把他们的父母在十年内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
通过天安门期间所生的婴儿计算在内，那么这支队伍全部通过天安门的时间，则还
须再加上20个月……”
显然，这样一支要走十多年的队伍，对于共和国的经济大厦来说，无疑是一股
潜含着巨大冲击波的洪峰巨浪！
中国科学院一批专门从事经济统计、系统分析、资源考察、粮食预测、环境监
测方面研究的专家们组成的“国情研究小组”、提供了一份名为《生存与发展》的
报告，以科学的声音向国人发出警告——
我国拟于本世纪末将人口控制在12亿的目标已基本落空（预测将达到13。13亿）；
到下世纪20年代至少达到15亿，稍一放松即可达到灾难性的16亿至17亿；
半个世纪后，总人口将达到不堪想象的20亿左右。
这并非危言耸听！
首先，农村的情况令人忧虑——一
前些年从上面吹下来的风是逐步开“小口子”。如1982年有通知照顾二胎生育
面为5％；1984年扩大至10％；又过了两年，改为允许各省根据本省实际“抚慰”独
女户，照顾面竟突破了60％。于是各省头一年放开5条照顾对象，第二年增至8条，
第三年涨为13条，第四年再加上一条“抚慰”独女户，摆出年年后退的架势。这有
如洪水年年愈见高地漫上堤坡。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例：1982年6种人可生二胎；198
4年15种人可生二胎；次年，又新规定凡一胎生女的独女户，在拉开间隔的前提下均
可生二胎。我国农村妇女生育的总态势是：大部分农村妇女生二胎，相当一部分妇
女生多胎，生一胎的妇女大都是年龄较轻的新近结婚者，经过一段时间后，她们存
在着生育第二胎的极大可能性，而已生二胎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存在着生育第
三胎的极大可能性。这样一来，不少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放松了，出现了半失
控、失控的严重态势，“一胎化”只是写在标语上的口号，生二胎、三胎已屡见不
鲜。
另一方面，省与省、县与县开的“小口子”大小不一。在其他方面诸如经济、
教育、技术上的差距可以慢慢赶，而这方面出现差距的信息却咄咄逼人，差距的缩
短也是时不我待，而且你攀我比，互相花样翻新、花招迭出，很快“小口子”变成
了“大口子”，又像水流一样地蔓延开去。无怪乎近年来在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中，
流传开了这样一首顺口溜：“先放女，后放男，两年三年都放完……”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给计划生育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过去生产队是经
营单位，什么都被管得死死的，计划生育工作也能被管得死死的。现在，农民们被
松了绑，计划生育也似乎被松了绑，在土地承包到户、经济上自负盈亏之后，一大
部分农民总在自觉、不自觉地企求或表现出生育上的“自负盈亏”。基层干部们却
失去了昔日的权威，在过去，起码能攥住农民屯里的粮、厩里的草。现在能攥住什
么呢？全中国的农村基层干部都几乎不约而同地拿起了一件笨拙而又原始的武器—
—罚款。罚款其实并不是灵丹妙药。对于富裕地区的农民来说，有的干脆变“罚款”
为花钱买“合法”，我出钱，我多生，似乎占了理谁也管不着。在山东省蓬莱县有
一个农村专业户，就主动向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捐赠七万元人民币，并说明其中的两
万元作为自己生育第二胎的罚款，另五万元则赞助县里建一个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站，
这场面哪有一点点被罚的沉痛意味，有的只是某类喜剧的色彩了！对于贫困地区的
农民来说，无论罚多罚少，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虱子多了不怕咬”，你罚
你的，我生我的，双方面打的都是“空对空导弹”；另有一些农民交不起罚款，干
脆携家带口背井离乡，加入到规模日益庞大的“超生游击队”或“超生盲流群”行
列。对于在广大农村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来说，一种是不愿得罪群众则采
取说假话虚报数字应付上面，致使计划生育系统的人口数字严重失实；另一种是敢
抓敢管，必然出现强迫命令，处罚面越来越大，干群矛盾日趋尖锐化。这里问题的
全部症结在于农民们陈腐的生育观念——几千年世代相沿的积习啊！要想彻底转变
它，绝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轻而易举办到的事情。
我国农村人口约有8。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2。6％，且总体年龄结构较年轻，
蕴藏着巨大、潜在的生育能力。若按近几年来不算最多的1986年全国2。42的总和生
育率推算，那么，到2000年，农村人口将增至10。65亿人，这意味着，城市人口即使
一个不增（这实际上不可能），全国总人口也将突破13亿。
其次，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咄咄逼人——
人口增长自有其不可阻遏不可逆转的巨大惯性。
我国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50年代中期至后期，高峰期的时间跨度不算
长。
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出现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与第一次人口生
育高峰太逼近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郭蓝燕这样评述说：‘低谷效应还没显露出
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抓紧时间把经济底子搞得厚实一点，第二个高潮就淹没过来
——整整3。6亿人！”
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3。6亿人，开始陆续进入婚育期。按目前实际生育水平
持续下去，今后十几年中每年处于生育高峰年龄组的妇女（20－30岁）将高达一亿
人以上，而生育年龄区间的妇女则将保持在三亿人以上（1988年有育龄妇女三亿人，
1995年有可能超过3。3亿人，2000年则可达到3。4亿人）。专家预测：今后每年出生
人数不可能低于2500万人，并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大，人口生育高峰年中，每年出
生人数将达3100万人。我国的人口总数将在五至六年间净增一亿。这就是说，我国
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已汹涌而至，如果在2000年之前不能将此次生育高峰压下去，
则持续时间将一直延至下一个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倘若人口增长控制得好，届
时，峰值人口也不会少于15亿，稍有疏忽则可突破17亿，并由此而迅即导致我国第
四次人口生育高峰的来临，而且必然是更为可怕的放大效应！
历史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在人口生育问题上，一代人一年中播下的
错误种子，要用几代人、六七十年的时间来补偿；但如若一代接一代十几年几十年
地犯人口错误，只怕是永无补偿的机会了。
人口增长的惯性规律是不以任何人（包括伟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的！
2 “经济巨人”穿上紧身衣之后……
1987年，中国人的眼前曾经一亮：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全世界
排名由第八位跃升为第七位。
198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694亿元，又比上一年增长了11。2％；而改革
之初的197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482亿元，十年实现了翻两番。
毫无疑问，是十年大刀阔斧革故鼎新的改革开放救国运于贫弱，使中国开始走
出了穷困的山谷——中国人得以顺利登临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道台阶。
然而，若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世界12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中国
仍屈居于倒数第20位。
人口——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犹如“经济巨人”穿上了紧身衣！
1990年3月24日，日本贸易振兴会海外调查部部长汤泽三郎，在《日刊工业新闻》
上发表题为《从人口问题看中苏改革》的政论文章，其中对我国部分作了颇为客观、
冷静的分析，特摘录如下——
“中国的人口每年以超过155万的速度在增加。据估计，1989年底的11。12亿人
口，到2000年将超过13亿。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整个阿富汗的人
口或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
“要想让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吃上饭并有工作，没有长远的对策是不行的。
“从人民公社的解体到农业耕地的租赁，这个转变取得了成功。农业产量从19
78年的3。05亿吨，最近三年已增加到4亿吨。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每年的粮食消
费也增加1000万吨至1500万吨。从1987年起，中国重新变为粮食进口国。
“这三年间的粮食进口，每年都超过1500万吨，1989年的粮食进口额达30亿美
元。
“今后，农业生产也不会取得显著的增长，理由是耕地面积将越来越少和农业
生产率下降。45亿多的农业劳动力，总是在寻求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只要不走出农
村地区，耕地面积的缩小和生产率的下降将在所难免。以吸收劳动力为目的而推行
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耕地面积广大的沿海地区，结果，往往导致耕地的减少。
“提供就业机会的开发，当前代价很高。耕地面积的减少，除导致粮食进口的
增加外，还扩大了开发所需的原材料、机械和原油的进口。1985年至1989年，机械
进口额是60亿美元，工业原材料的进口额是35亿美元，两者都有增加。中国原油产
量的增加速度逐年放慢，1989年同上一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原油的出口，这几
年也一直在下降，1989年是2440吨，同1986年相比，减少了近15％。另一方面，进
口则由1986年的46吨增加到1989年的326吨，1989年是1986年的七倍。
“人口增加导致粮食进口的增加和工业原料等进口的增加，这需要大量的外汇。
于是必须以促进出口为首要任务，以确保外汇来源。幸亏这四年来，出口增长很顺
利，出口额已由1985年的260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525亿美元。但是，产品出口比
率不到50％，其中的70％是纺织品和杂货，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很激烈，现在
还无法保证将来的出口会继续增加。”
日本学者的分析起码证实了这样一点：人口的急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中国十年改革开放所获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四川是拥有一亿人口的内陆大省，素有“中国粮仓”之称。古人云：“天下未
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可见治蜀之重要。
然而，“中国粮仓”的现状堪忧——
据权威人士测定，四川省“七五”期间人口生育计划很难实现。进入“八五”
以后，每年将有142万女青年步入婚育期，育龄妇女达322万人以上，其中20岁至29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比例平均为41。25％，比全国高出3。5个百分点，每年约有230多
万新生儿降生。
1989年四川粮食产量曾创历史最高水平，但全省人均产量则因人口增长反而比
1984年时低22公斤。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到2400年，四川全省人口如能
控制在1。2亿人，按世界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标准计算，则平均每年必须增产粮
食8。3亿公斤。可是，从1985年以来，四川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