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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电子音乐时深感到受其召唤和支配，举手摇头，翩翩起舞。那是一种灵魂语言，我们的灵魂都被它嗅出，在那个世界遨游；那个世界根据音乐变化而变化，而成形，而广大，而绚丽，怎么能不说这是一种精心描绘呢。
我们建议一个朋友做这个工作，翻译电子语言。他在电子音乐方面表现得像一个天才，从来没受过音乐教育，有一天晚上初次上来闭着眼睛把碟打得像一个大师，其嗅人灵魂的能力超过世界上所有“难拨万”的打碟师。我们中有两个音乐学院出来的，一个弹过十七年钢琴，剪过六年片子，和一个澳大利亚缔结好过两年自己也打过两年碟的姑娘；一个是资深电影录音师，都当场拧巴了。当天晚上我们还商议成立一个公司，签掉这个朋友做艺人，他的名字音译成英文叫 “我们赢了”，天生就是一个大牌缔结的名字。（完）
王朔答编辑问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我从前的小说好多是故事刚开始——譬如一九八七年发在你社刊物《当代》的《浮出海面》——却要在小说里预置结局，因为小说必须有结尾，跟自个儿方自个儿差不多我这么虚荣当然不能犯臭写成大团圆，所以经常廉价地使用“死”这种方式结尾。譬如《空中小姐》——也是你社首刊处女作——其实也不是处女了，中篇处女；但是招来一些埋怨，因为人都活着，还挺好。有点兜售隐私的意思——我；或多或少感到一点压力听到点议论，也是个苦恼。能不能不编故事了，就跟着生活跑，其实死、散，都是简单的办法，过分戏剧化，好像凡事都有个了结其实人活着，都不死，就要面临一个，以后呢？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一九九一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几种口气都不太合适，比如我用第三人称特别客观全知的角度，述说下来一盘散沙，因为好多事情全知角度会非常难受——你并非全知，一写就知道，只能假定读者更晕，看不出幌张儿，这个不是我所欲。用自言自语的口气，就是第一人称吧，写起来也觉得漫无目的，没有对象也就没了倾诉热情，说给谁听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另外，当然其实对我来说更关键的是一个结构问题，你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的时候，结构特别麻烦，根本没可能一个视角讲到底，中间不换角度就有视野狭窄症的感觉。《致女儿书》是对女儿讲的，假装真挚的，很亲昵的一对一的私语口气，讲久了局限性就出来了。原来我想的是对女儿讲呢就有所讲有所不讲，有些话就她的理解力不能讲，或者说有些社会禁忌自然地就出来了。因为写作的时候老觉得不太自由，过去那么多年我们对写作有太多要求以后，自己就有很多束缚，你挣脱束缚的过程特别难受，结果后来《致女儿书》是对我自己女儿讲，这样讲下去就觉得太隐私了，而且讲的时候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不好，好像就跳过很多叙事直接抒情了，太浓了就叙事而言，情绪波动太大对叙事也并不好，好多地方跳过叙事直接抒情，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十六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有些事情社会接受以后反正我也觉得不好，就一直在矛盾，这矛盾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所以就造成所有的东西都写不完，写到一半，那段写的东西全都是写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叙事调子以后，叙事到一定程度后就叙事不下去了。最后就形成了瘢痕，索性有写作痕迹就有写作痕迹吧，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作为小说来说，再自由的心态和方式恐怕也没法穷尽生活，我那时候也有个不太对的想法，也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想把生活全部穷尽在一个结构里恐怕也做不到。比如说写性，我想我现在写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可以都写了，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自己心情不是那么稳定，不是那么肯定，我发现我还是挺道德化的一个人，自己开始审查自己，以一个老古板的眼光，就开始犹豫了，自我否定了，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这个书，我私底下当然认为写得是失败的，在叙事上是失败的，基本上技术考虑偏多。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譬如说，这里头全没有性描写，但我在另外一个小说里头写过。
问：是《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吗？
答：不是，那个我就没敢拿出来，我就认为不能拿出来，就我现在也认为不能拿出来，因为那个东西我老觉得是个社会禁忌。其实社会禁忌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当时写，当遗书写，也是一个姿态而已，就是不发表，或死后才发表。这么想你能放开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全部放开，也仍然受限制，所谓的道德观念或是什么的。
问：这是私人化叙事范畴里的？
答：当然是，就是不想做宏大叙事或者是观念性的东西做是非判断，做道德化的判断我都不愿意。依据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真实是第一的，道德判断根本就不是应该作者来下的，当然我认为读者也没有权力来下道德判断。但我们特别习惯于道德判断，这特别影响叙事，当然我自己不认为小说中谁虚构过什么，都是存在过的东西，不管是在你脑子里还是在生活里存在过。那因此真实描述是第一位的，因为有道德判断在前面之后肯定会做一些隐瞒在里头，或曲笔在里头，我觉得那个都会妨碍别人的观感的，或者自己的，写写就不诚实了。真正把性写真实了又特别难，实际上就是你不习惯讲真话的时候甚至讲真话的方式都找不到了，老实说我碰到的就是这个，因为讲假话的一堆，我们所有的文学技巧其实都是在讲假话，方便讲假话。烘托也好，比兴也好，其实都是为了遮蔽真实，或者把真实美化了，把丑陋的东西写得不那么丑陋了。讲真话想坦白地讲的时候特别困难，它就变成了只有直抒胸臆那么一个直接表达，但是这种简单的表达又不太适合表达复杂的东西，譬如说出现平行的这种心理感受的时候，它在一个叙事中要中断叙事来铺陈心情，讲一层层心情，把叙事节奏就打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接不上叙事，出现技术上的好多问题。
问：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答：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回事，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写自己的。私人化写作可能是观感问题吧，譬如说，（问：是内容问题吧？）我觉得不是内容的问题，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因为写亲情，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吧，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所以你得从效果上来看它是社会化写作还是从题材上看，当然从题材看我从来认为我是有故事的。当然我认为我的故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不只我有代表性，每个人都有代表性，其实越个性越共性，我认为有好多作品不能引起共鸣是因为它个性化不够，它概念化了，概念化是不可能引起共鸣的。要避免概念化没有别的，只能真实和极端真实，因为每一个细节都是别人不可能替代的，同样的故事不管亲情还是爱情，每个人经历的细节是不一样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必须把最真实的那部分写出来才可能避免概念化，否则真的会掉入概念化，当然道德化也会掉入概念化。
问：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这本书也可叫“忏悔录”、“思痛书”。
答：你说的是自私的原则，是吧？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也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 但是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这是跟别人自私时没有产生过的，差别在这儿了。这个我觉得当然中国人不讲究什么罪恶感，咱们认为自己从来都很无辜，包括我过去也这么认为：错，永远是别人的。我只是在主张权利或更恶劣的：显示公平。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特别重要——有没有罪恶感，对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假如你永远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天经地义也有可能不对。我们讲自私是人的本性，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评价就放到一边去了，讲利他主义也是在确保自私——生存的前提下讲的，要先活着才能利益他人嘛，一般人都这么说。有一段提倡大公无私，牺牲自己——放弃生存，这个底线算拉高了还是拉低了，分从哪头说。我倒认为共产主义的价值观里头可能比传统儒家价值观先进就先进在这儿了，但显然不合人情没有实施下去，也确实不合人情造成了很大伤害，所以你看现在价值观复辟呼声特别高。但是我就觉得中国一场革命死了这么多人，大家一点进步也不接受，都回到老路上去了，真是血都白流了，回到老路上并不太平我认为。当然不讲缘由无条件牺牲自己，一般人也做不到；硬要别人做，强制别人做，用高压手段压别人这么做，结果只能是集体互相翻脸。价值观本身是先进的，操作过程太猛了，当然这是其他的话题了。但之前谁觉得过自己有罪过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是生活的受害者，这个当然使我自己觉得，因为没有罪恶感，你会把好多廉价的行为称之为爱，给别人点钱就叫做爱，叫博爱，才不叫呢！就造成满街险象，抓起来一问都是弱者——好人？这种怪事。说实在的，我认为价值观颠倒是造成人无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为例。
问：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答：我觉得，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但实际上不是，是迁徙来的，而且迁徙之远简直是，在这书里我才上溯到炎黄那儿，其实我得上溯到非洲去，炎黄不是周口店下来的北京猿人，我在书里追根儿追到北京猿人实际上是个错误，炎黄不是北京猿人是非洲直立人来的。我们老是强调我们的特殊性，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特殊，不过“性相近，习相远”而已，只是环境造成了一些差异，把差异当了文化。我们强调文化上的特殊性实际上是没有生物上的根据的，环境变了你可以随着环境变异，与时俱进么。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