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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超越故乡文学与牛
荣获了《小说月报》奖，十分高兴，但听说要写“得奖感言”，又十分犯愁。真是得奖不易感言更不易；不易也要写，为了这个我盼望许久的奖。
记得当年汪曾祺先生到我们班上来讲课，开首就在黑板上写上了六个大字“卑之无甚高论”，这句话出自何典我忘了，汪先生当时是说过的，但话的意思还明白。谈到文学，连汪先生这样的大家都说没有高论，如我这般蠢货，只怕连低论也不敢有。不敢有也得有，因为
我的《牛》得了奖，因为我很看重这个奖。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得了奖不能忘了我放过的和我追过的那些牛。一谈牛，就难免谈到所谓的“童年记忆”，一谈到“童年记忆”就难免遭人耻笑，但无论多么聪明的人，只要一耻笑我，就跟对牛弹琴差不多，因为他们的话都是文学理论，而文学理论我根本就听不懂，不是装糊涂，的确是不懂，有好几次我想冒充一下阳春白雪，不懂装懂一下，结果弄巧成拙，让人摸到了我的底细，就像让贵州的小老虎摸到了驴子的底细一样。
我童年时期，正逢“文革”，大人垂头丧气，小孩子欢天喜地。我们那时的一个最大的娱乐项目就是吃过晚饭后到旷野里去追牛。当然是月亮天最好。大人们点着马灯在大队部里闹革命，四类分子趁着月光给生产队里干活，我们趁着月光在田野里追牛。那时候，就像我在《牛》里写的那样，牛是大家畜，是生产资料，偷杀一头牛是要判刑的，但生产队里根本没有饲草，革命时期，明年的生产谁还去想？就把那些牛从饲养室里轰出去，让它们去打野食，能活的就活，活不下去就死，死了就上报公社，公社下来验尸后，证明是自然死亡，然后，就剥皮卖肉，全村皆欢。当然最欢的还是那些正在掌权的红卫兵头头，这些杂种，比正在挨着批斗的支部书记、大队长还要坏，死牛身上最好的肉都让他们吃了。现在想想，这也是应该的，当官如果没有好处，谁还去当？我们一帮孩子，吃罢晚饭，等到月光上来，就跑到田野里，追赶那些瘦得皮包骨头的牛。“文革”期间，地里不但不长庄稼，连草也长得很少，牛在光秃秃的田野里，吃不饱，学会了挖草根啃树皮，还学会了用蹄子敲开冰河饮水。我们在月光照耀下开始追牛，起初我们不如牛跑得快，但渐渐地牛就不如我们跑得快了。我们每人扯住一条牛尾巴，身体后仰着，让牛带着跑，举头望着明月，犹如腾云驾雾，有点飘飘如仙的感觉。那些老弱病残的牛，很快就被我们给折腾死了，剩下的那些牛，基本上成了野牛，见了人就双眼发红，鼻孔张开，脑袋低垂，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对这样的牛，我们不敢再追了。后来又出了一个谣言，说是有几个刚死了的人的坟墓让这些野牛给扒开了，尸体自然也让这些野兽给吃了。牛野到吃死人的程度，离吃活人也就不远了。因此我们的追牛运动就结束了。这个时期，中国基本上没有文学。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公社就散了伙，先是联产计酬，紧接着就是分田单干，家家户户都养起牛来，牛的身价猛地贵了起来。人民公社时期说起来很重要实际上根本不当东西的牛，重新成了农民的命根子。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的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
90年代以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农民对种地失去了热情，年轻力壮的人，大都跑出去打工挣钱，村子里的土地，多被大户承包，再加上小型农业机械的普及，林果的增加和粮田的减少，牛作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逐渐成为历史。现在农民养牛的目的，基本上是养肥了卖肉，社会的商品化，改变了牛的历史地位，农民与牛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人们常常诅咒那些杀牛的人，说他们死后不得好报，现在，杀牛跟杀猪一样，成了司空见惯之事。这个时期，我们的文学也失去了它的神圣和尊严，文学创作，也正在变成一种商品生产。
我马马虎虎地感到，几十年来，牛的遭遇与文学的遭遇很是相似，农民的养牛史，活像一部当代文学史。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反对我的“研究成果”，太下里巴人了嘛！我也想阳春白雪，但学不会，只能是什么人说什么话。
最后，我想说，搞文学的同志们，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科学无论如何发达，农民无论怎样变化，为了耕田而被饲养的牛还是会存在的，因此纯粹的文学还是会存在的。我想《小说月报》之所以奖励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这篇小说写得有多么好，他们奖励的是我这种为了耕田才养牛的精神。
还是回到国外演说这个话题上来，用自己宽容自己的态度。既然受邀出去，总是要说点什么。既然没有即席演讲的才能，事先写好稿子，出去照着念念，也是可以原谅的，总比装哑巴好吧。有人说作家出去代表国家说话，那是瞎扯，那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当然有人要这样想也不是不可以。十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加入了省作家协会，心中兴奋，坐在火车上，将作协会员证摆在小桌子上，夏天，开着窗，一阵风来，把那东西刮出去了。他急了，想跳窗，被大家拉住。我的朋友，哇哇地哭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引得
众人前来观看，还以为钱包刮出去了呢。后来有人说：别哭了，回去补一个不就行了嘛。我的朋友说，回去当然可以补一个，但这次人家怎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呢？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撇着嘴说：年轻人，别哭了。当年托尔斯泰把作协会员证丢了，就在胸前写上“我是作家”四个大字，你也可以照此办理。我明显听出来老太太的讥讽之意，从此出门再也不带作协会员证了。这个老太太给我上了一课，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所以我知道了，有的作家出国可能代表祖国，但我只代表我自己，有时候连自己也代表不了。因为我的话需要翻译给听众，翻译能否把我的话翻译得符合我的本意，只有天知道。既然是在国外说话，适度地自我吹嘘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外的作家都有这嗜好。所以我的这些“演讲”里有些话，大家也不必当真。话是那样说的，但自己能吃几碗米饭还是知道的。一个写小说的，按说不应该写除了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字，但迫于人情世故，我也不能免俗。将“演讲”、“对谈”之类文字结集出版，是不但庸俗而且肉麻的事情，比内裤外穿好不到哪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在屁股上贴布条炫耀名牌内裤的作家虽然不是我，但也可以算是我。
第四部分 超越故乡向格拉斯大叔致意
——文学的漫谈·摇·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时，文学是社会的热点，作家的工作也受到了大众的瞩目。一个年轻人，只要能写出一篇有点新意或者是触及了社会敏感问题的短篇小说，马上就会成为新闻人物，并由此获得受到人们普遍尊敬的作家称号。这个时期，也是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时期。截止到目前为止，我想还没有一个80年代后成名的中国作家敢肯定地说他的创作没有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作家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禁锢的社会里，对西方世界的作家们取得的重大成就缺乏了解。进入80年代后，改革开放政策使国门打开，大量的西方作家的优秀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在西方世界早已轰动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在中国再次引起轰动，强烈地震撼着作家们的心灵。在那几年里，中国作家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勤奋地创作着，不自觉地摹仿着，使中国的小说开始摆脱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样的咒语般的口号，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灵的和创作的自由。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涌入中国之后不久，中国作家的最新作品也开始受到了西方汉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很多走红的作家也开始频繁地走出国门，开始了与西方的交流。但这时的西方汉学界看待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眼光，还没有完全地摆脱政治的视野。他们总是想从中国作家身上和中国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中国的政治生活，而且总是能够有所发现。这个时期被介绍到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作品，都带着明显的为政治的或者反政治的痕迹。而这个时期频繁地获得出国机会的作家，也大都是体制内的宠儿。他们一重身份是作家，一重身份是文化官员。这些人出国后，对西方充满了戒意甚至是敌意，很少能用纯然的文学的立场，与西方的作家和普通的文学读者进行交流。这个时期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的真正读者，大多局限在汉学界和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圈子里，并没有被普通读者注意。
进入90年代后，这种尴尬的境况有了改观。首先是许多有眼光的汉学家，开始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用比较纯粹的文学眼光来搜索中国新时期文学里的佳作，汉学家与作家的合作也逐渐地消除了官方的中介，演变成为了民间的、友谊的、文学的行为。这种改变，使纯粹文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到西方，与此同时，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也开始从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小圈子里走出来，进入了西方的图书市场，不再依靠非文学的因素、而是依靠着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被西方读者选择。
我的作品，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即引起了西方汉学界的注意，但我的书在西方成为商品，却是90年代初期的事。我平生第一次出国是987年，出访的国家是德国。当时，柏林墙还冷漠地耸立着将美丽的柏林一分为二，前苏联的士兵还像雕塑一样站立在德国的一座雄伟的建筑物大门前，让我的心灵受到沉重的压抑和震撼。那次中国派出了一个十几人的作家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邀请我们访德的是一个德国的老太太，代表团的名单是邀请方和中国作协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非主流作家，是不可能获得出国访问的机会的，但因为这次邀请的民间性质，中国作协不得不做出让步。因为在中国作家协会这个系统里，直到现在，出国还被看成是一种待遇或是奖赏，只有他们喜欢的作家，才可能被派遣出国。
那次在德国，有关文学的活动其实很少，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观光旅行。德国很有几个令我心仪的作家：譬如君特·格拉斯、譬如西格弗里德·伦茨，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见到这些作家的。一是西方的作家对中国作家不会感兴趣，二是我们的确也没有写出像《铁皮鼓》、《德语课》这样的伟大作品，从而获得与他们对话的资格。尽管我没有见到这两位伟大作家，但到达了他们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地方，置身于他们小说中所描写过的环境，一种亲切的感觉还是油然而生。格拉斯和伦茨，他们对我的吸引力比德国这个国家对我的吸引力还要巨大，如果能见到他们，我想这会成为我的隆重的节日。
进入90年代之后，出国已经不再是文坛贵族的专利，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也不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偶尔也能听到某个中国作家的作品的外文译本在国外获得了这样那样奖项的消息，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影响与外国作家在中国的影响比较起来，还是微乎其微。
90年代末，我频繁出国，去促销自己的书，去参加文学的会议，尽管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还不能与西方的文学抗衡，但情况较之80年代我去西德时，显然有了好转。譬如我的《红高粱家族》的意大利文本，仅精装本就卖了万余册，法文版的《丰乳肥臀》出版三个月就卖了八千册，这样的数目尽管与畅销书不能同日而语，但一部中国作家的小说，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人口不多的国家，能有这样的销量，已经是很令人满意了。即便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很多小说也只能卖出几千册。
去年我的小说《酒国》的法文版在法国得了一个文学奖（LAURE·BATAILLON），我去领奖时通过翻译与参加这次评奖的一个评委沃洛丁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他本身也是法国的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他说这次评奖进入了最终决赛的三部作品都是中国作家的，一部是高行健的《灵山》，一部是李锐的《旧址》，《灵山》为高行健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