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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学手段，是他的戏，但演戏久了，感情难免投入，最后就有点弄假成真的意思了。其实，如果是真的要效忠天皇，何必要等到写完《丰饶之海》再去剖腹？国家和天皇不是比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吗？但三岛的过人之处就是他把这戏演到了极致，使你无法不相信。大多数祭起口号或是旗帜的作家在目的实现之后，马上就会转向。所以三岛毕竟是了不起的。
我猜想三岛临终前是很犹豫的。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想死。他很爱这个世界，但口号喊得太响亮了，不死就无法向世人交待。所以三岛是个老实人，是个很有良心的人，其实，你不剖腹谁又能管得着你？
我猜想三岛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不能看到他死后的情景，他一定千百次地想象着他剖腹后举世轰动的情景，想象着死后他的文学受到世界文坛关注的情景。他也许常常会被这些情景感动得热泪盈眶，但热泪盈罢，遗憾更加沉重。这是无法子两全的事，要想实现这些目的，必须死，但死了后就无法看到这些情景。于是他在死前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为妻子留下遗言，将腕上的名表赠送给追随自己的同党，如果这样为了天皇义无反顾地去献身，大概也没有闲心去思考并办理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了。
三岛一生，写了那么多作品，干了那么多事情，最后又以那样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好像非常复杂，但其实很简单。三岛是为了文学生，为了文学死。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文人。他的政治活动骨子里是文学的和为了文学的。研究三岛必须从文学出发，用文学的观点和文学的方法，任何非文学的方法都会曲解三岛。三岛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但那最后的一刀却使他成了神。
三岛本来没有什么难解的地方，但也是那最后的一刀使他成了一个巨大的谜语。但几十年后，我们还要开会来研究他，谜底也就解开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作为一个作家，三岛是杰出的，杰出的作家并非三岛一人，但敢于往自己的肚子上捅刀子的作家就只有三岛一人了。
这样的灵魂是不能安息的。
第四部分 超越故乡国外演讲与名牌内裤
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其实多半是自欺欺人。一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能来三五十人听讲（其中多半还是自己的同胞），已经很不错，有时候来上三五人，你如果还想拿出事先写好的讲稿读一遍，那离精神病也就不远了。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进饭馆，喝着吃着，该说点什么就说点什么。二是中国作家中，就我所熟悉的范围内，给他一个题目立即就能出口成章、言之成理的很少，多半是满嘴拌蒜，把那些说了多少遍的陈词滥调再重复一遍而已。真正的演讲，绝对不能捧着稿子念，应该像列宁那样，把双手
解放出来，把头抬起来，用眼睛和脸上丰富的表情和大庭里的广众进行交流。要挥手，叉腰，身体往前探出去，然后再仰起来，要不时地在台上走动，要仿佛是表演，但又没有半点的表演痕迹；要让你的语言像水一样流出来，像火焰一样喷出来，而不是像牙膏一样挤出来。不能有病句，不能嗦，更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胡言乱语。要让你语言的内在逻辑力量像万能的触角把听众牢牢地钳住，又不陷入空洞的三段论陷阱。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宁，他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克。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有惊人的记忆力，有丰富的学识和天然的逻辑，他往台子上一站，听众（也是观众）立即就被催眠了。列宁，请想想他那模样吧，那是真正的奇人异相，是真正的天才。想学他？怎么可能？公鸡想学老鹰，尽管也能勉强地飞起来，翅膀单薄，屁股下沉，那个狼狈劲儿，还不如说是挣命。我辈在国外的所谓演讲，就像公鸡学飞，飞起来也是一景，但实在是惨不忍睹。通过这事我想到，许多事情是学不会也不能学的。风流不能学，“是大才子自风流”；不是风流种子学风流，那是自取灭亡。贵族姿态不能学，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定在败家之后，家中只余一个老家人侍候，每天早晨还是要胸挂洁白的餐巾，正襟危坐，左手执叉，右手执刀，切割着桌子上的窝头和咸菜，往嘴里填。暴发户爱镶金牙，土包子好炫名牌。一个作家外边穿了一条名牌裤子，里边穿了一条名牌裤衩，生怕人家看不到，心中难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将一块白布缝在屁股上，上边写着：内穿名牌裤衩一条，价值三百余元。使用金叉银杯，吃真正的西餐，桌子上摆着鲜花，但还是不像，还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仅有几个钱，距离贵族还很遥远。要慢慢来，熬过三代之后，到了孙子辈上，贵族气大概就有一点了。那个往屁股上缝帖子的老兄实在是笨，你把名牌裤衩穿在名牌裤子外边不就行了吗？内衣外穿，真正的时髦，领导服装新潮流。要不就把裤腰截短，前露肚脐，后露腚沟，显出名牌裤衩的蕾丝花边——我不知道什么叫蕾丝花边，从许多新潮作家的书里看到，凡名牌必有蕾丝花边。
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少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姿态难看，声音难听，连树都羞惭得浑身发抖，叶子哗啦啦响。
我叔叔是土天才，经常在夏夜的打麦场上对着社员发表演讲。天南海北，驴头扯到马腚上，但听起来趣味盎然，不亚于单口相声。一边说还一边把光脊梁拍得啪啪响，估计是拍蚊子。他的口才为什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样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好像话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
因为叔叔的榜样，我从小就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作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辨才无碍”这个词，譬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家。“道非道，非常道；名非名，非常名”，“白马非马”。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也有例外，几十年前，在大陆的南部边境，发生过一次战争，我看过一个送敢死队上前线的录像，敢死队员们穿着迷彩服，全副武装，个个神色肃穆，远处的小山上枪声不断，硝烟滚滚，这时候，一个军政委，走到队伍前，左手拿着一张稿纸，右手端着一杯酒，念着慷慨激昂的话。我心里想，一个政委，靠耍嘴皮子吃饭的人，在这样的关头，三分钟的讲话，还要念稿，如此之笨，不知道他是怎样混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的。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无所措手足，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白。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辨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可惜在作家队伍里很少见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哪里去了呢？有人说是当官去了。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官的口才也实在是一般般，他们讲的话都是一个调调，毫无幽默感，更没有个人的语言风格。说话流畅不是我心目中的好口才，更不是演说家。真正的演说，每次都是创造，每次都不重复，每次都能说出自己的话，而不是背诵别人的话或是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只能这样说：真正的演说家是天才，而天才不可多得，据说五百年才出一个。让我们等候着大演说家的诞生，也许等得到，多半是等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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