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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更览。”太子深然之。
这是郑贵妃的亲属及她宫中太监所设的一条“苦肉计”，目的在平地起风波，预备指东宫诬陷郑贵妃。这样做法，往深处看，可以导致废立；往近处看，有了纠纷，福王便可借故不就国。过去匿名者所散布的“忧危竑议”、“续忧危竑议”等所谓“妖书”，指神宗虽立东宫而终必见废，用意是一样的。“妖书”案发生时，正为沈一贯当政，他想借此打击同僚，几兴大狱。而叶向高则能洞烛其奸，加以神宗不愿多事，于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到了第二年——万历四十二年，福王终于不能不就国。
亲王就国见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国，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此亦出于叶向高的调护。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福王最后被流寇杀死
二十一、福王最后被流寇杀死
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他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在福王临走以前，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不但帝王之家空前绝后，就是求之于民间亦所罕见。据正史及野史记载，有如下的过程：
一、郑贵妃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是：“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语塞。按：潞王是李太后的小儿子。
二、临行以前，父母惜别爱子，不知哭了多少场。明朝从太祖手里立下的规矩，亲王难得入朝，两王不相见，平时亦不得出城，限制其行动极严；此时约定福王三年一朝，而三年也有千日，时间还是太长，于是彼此又为会少离多而哭。
三、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留数日再遣行。
四、宰相要见神宗一面，难于上天；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通籍中左门”，要见皇帝有所陈述，“朝上夕报可”。按：通籍的制度起于汉朝，意谓持有出入宫廷的通行证。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明史·福王传》：
福藩使通籍中左门，朝上夕报可，四方奸人亡命，探风旨走利如鹜，如是者终万历之世。
而福王在洛阳所务：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秦中流贼起，河南大旱蝗，人相食。民间籍籍谓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援兵过洛者，喧言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方家居，闻之惧，以利害告，常洵不为意。
如是享了整整二十年的福，到了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阳城内的守军勾结流贼，以致城陷，福王常洵遇害，死状极惨。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洪承畴调蓟辽备边
二十二、洪承畴调蓟辽备边
按：明末流寇旋起旋灭，至崇祯元年十一月陕西高迎祥自称“闯王”开始，终以亡明。高迎祥的外甥就是李自成，他承袭了“闯王”的名号，所以亦称“李闯”。思宗先后命杨鹤、陈奇瑜、洪承畴办贼。杨鹤主抚，陈奇瑜再抚，与虎谋皮，贼势坐大；洪承畴则与陕西巡抚孙传庭追击不舍。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在陕西盩屋活捉高迎祥，献俘阙下，凌迟处死。贼党共推李自成为“闯王”。崇祯十一年春天，洪、孙联军大破闯贼，李自成只剩下刘宗敏等十八骑，窜伏函谷道中深山，做抢劫行人的小强盗。这一年张献忠亦为左良玉所败而投降，局面本已好转，但内忧未弭，边患又亟——清太宗由善峰入关，蹂躏畿辅，京师戒严。洪承畴调蓟辽总督备边，孙传庭被劾下狱，委熊文灿办贼，陷杨、陈的覆辙而变本加厉，终于送了大明天下，凡此皆出于杨嗣昌的调度。
杨嗣昌是杨鹤的儿子，其时任兵部尚书，深得思宗的信任。明朝的六部权重，而以吏、兵两部为尤甚。兵部尚书称为“本兵”，命将调兵，策定战略，集军政、军令大权于一身，仿佛以国防部长兼参谋总长。杨嗣昌才具有限，而最大的缺点是与思宗犯了同样的毛病：苛责他人，而又无知人之明。信任熊文灿即是件很莫名其妙的事，因为熊文灿主抚，而杨嗣昌主剿，在根本上就是矛盾的。
孟心史先生的《明代史》述熊文灿：
文灿贵州永宁卫人，徙家蕲水，由进士历官至布政司，崇祯元年以福建布政司就迁巡抚。福建濒海多盗，郑芝龙为盗魁，颇愿受抚，当事谕降之。文灿至，善遇芝龙，使为己用。芝龙屡败他盗，文灿以功擢总督两广军务，仍借芝龙力。最后，击海盗，刘香死，盗尽平，时崇祯八年。文灿官闽广久，积赀无算，厚以珍宝结权要，谋久镇岭南。会帝疑刘香未死，且不识文灿为人，遣中使假广西采办名，往观之。文灿厚有所赠遗，留饮十日，中使喜。
这不是很好吗？“久镇岭南”的愿望，看来一定可以达到；哪知酒能误事，熊文灿酒酣耳热，意气慷慨之时，吹了几句牛，就此搞出一场大麻烦，不但误国，他自己也送了性命。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酒后大言弄巧成拙
二十三、酒后大言弄巧成拙
当时是谈到中原寇乱，熊文灿拍桌大骂庸臣误国，慷慨自言：“如果是我去，何致使鼠辈横行？”那太监一听他这话，大为兴奋，站起来说道：“老实奉告，我不是往广西采办什么，而是奉旨来考察熊先生的情形。我公真是才大如海，非我公不足以办贼！”
熊文灿做梦也想不到有此一着，大悔失言，酒也醒了，于是说了剿治流寇的“五难四不可”，其中主要的“难”处是要重兵、要巨饷，作为遁词。
那太监同样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熊文灿根本不肯离开岭南到中原去剿匪，只当他说的都是真话，当时拍胸脯担保：“不要紧，见了皇上，我替你力请。只要皇上肯允许你的要求，你就不必再辞了。”
弄巧成拙，事情搞成僵局，熊文灿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太监回京，果然照他所说，奏报思宗。这时有个湖北蕲水人叫姚明慕，与熊文灿是亲戚，跟杨嗣昌也是好朋友；他是东宫的官属，宫内的消息很灵通，晓得了这件事，便劝杨嗣昌保荐熊文灿，说熊有“内援”，保荐了他，不但先意承旨，可得皇上的欣赏，且将来可结熊文灿为奥援。杨嗣昌采纳了他的建议，一荐就准，于是熊文灿以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的官衔“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受命以后，熊文灿即请调左良玉一军归属节制，另募粤军及“乌蛮”精于火器者一两千人作为亲军，弓刀甲胄，色色整齐，军容甚壮。经过庐山，他去看一个法名空隐的和尚，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僧：“公误矣！”（熊文灿屏人问故。）
僧：“公自度能制贼死命乎？”
熊：“不能。”
僧：“诸将有可属大事、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熊：“未知如何也。”
僧：“上特以名使公，厚责望；一不效，诛矣！”
熊（却立良久）：“抚之如何？”
僧：“吾料公必抚。然流寇非海寇比，公其慎之。”
空隐的警告，熊文灿未能记取。初到安庆，招降张献忠有效，对自己的做法益发有信心了；又倡行坚壁清野之策，说把百姓与粮食移入城内，寇无所掠自当退去。以对付外敌入侵的办法对付流寇，荒唐可知。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李自成攻陷洛阳
二十四、李自成攻陷洛阳
思宗得奏大怒，下旨切责熊文灿，而杨嗣昌为之多方维护。到了崇祯十二年五六月间，降贼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复叛，罗汝才等贼共十三家群起相应。以下的演变，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记：
（崇祯十二年）七月，二贼（按：谓张献忠、罗汝才）合于房县，左良玉追及之，大败而还，良玉失其符印。事闻，革文灿任，仍视事；降良玉职，戴罪杀贼。初，文灿与大学士杨嗣昌深相结纳，嗣昌冀文灿成功以结上知。文灿既偾，嗣昌内不自安，请督师南讨，上甚慰劳之。
八月壬戌，命大学士嗣昌以兵部尚书督师讨贼，赐尚方剑并“督师辅臣”银印，给帑金四万，“赏功牌”千五百，蟒纻、绯绢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辞，上宴于平台后殿，平觞三爵，赐诗，勒诗于各文庙。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银二百余万两。
十月，嗣昌至襄阳，入熊文灿军中，诏逮文灿入京，论死，弃市西。
按：熊文灿正法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距其拜命办贼只三年半。及至杨嗣昌督师，又错失了机会：
当是时官军新胜，贼又闻宰相亲出督师，大军并集，颇惧。乘此声势，诸将推锋急击，宜可歼贼；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遗将，但遥相遏，未会合击。……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孟著《明代史》）
过了年就是崇祯十四年，这时李自成已成气候。李自成与张献忠其实大不相同，张但暴戾而李有谋略。《明代史》记：
嗣昌自出督师，入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收群贼走河南，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贼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贼……减杀戮以结民，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且为之造谣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资不恤士。营卒勾贼陷其城，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流寇大散福王资财
二十五、流寇大散福王资财
福王的血，做了“福禄酒”的原料；福王的资财，则做了李自成造反的资本。福王府富甲海内，李自成叫人打开仓库，把大量的银米物资散给饥民。神宗以天下肥爱子的结果，适以资敌，自食恶果而已。
吴梅村有心成一代诗史，歌行中写明末时事及人物者甚多，有一篇《雒阳行》即专记福王。按：雒阳就是洛阳，想来因光宗名常洛，为了避讳，所以用西汉的称呼作雒阳。其中述福王被害，噩耗传至禁宫，思宗的悲痛：
今皇兴念穗帷哀，流涕黄封自手裁，殿内遂停三部伎，宫中为设八关斋，束薪流水王人戍，太牢加璧通侯祭。
这六句诗要看下面两段注解：横云山人（王鸿绪）《明史稿·诸王传》：“福王遇害，帝闻报大恸，袍袖尽湿。”《绥寇纪略》（吴梅村本人所著）：“福王既遇害，事闻，上震悼，辍朝三日，泣谓群臣曰：‘王，皇祖爱子，遭家不造，遘于闵凶。其以特羊一告慰定陵，特羊一告慰于皇贵妃之园寝。河南有司，改殡王，具吊摇Ｊ雷釉诨城焓诠堇〔停感谆闹裱伞！戏⒂耙煌颍つ那А阒逋晕啃舾７雷印！薄 �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思宗的另一面，他为人刻薄，然而“厚道”之处又过于别的帝王，但令人莫名其妙。论私，他与他的这个叔父不可能有什么感情；论公，福王拥厚资而不能养士，事急时又不能散财募兵为国家分忧，转以巨资资敌，像这样的亲藩，死有余辜。而思宗居然“袍袖尽湿”，居然“辍朝”，并且发内帑银而以皇后、妃嫔、太子的名义，致赠“福藩世子”作慰问金。这种举动除了使正臣失望、将士寒心、百姓悲愤、后世讪笑之外，并不能表现思宗的忠厚和他对“皇祖”的孝心。相反地，倒使得“福藩世子”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生来就该是享富贵的！
这“福藩世子”就是后来被拥立的弘光帝。倘或思宗当时能够有一道上谕，在悼慰福王以外，申明亲藩不能急国家之难而身受恶报，足为昭戒，可能会唤起福藩世子若干责任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守着一盏将尽的灯而又泼上一杯水，自己浇灭了它！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梃击案”的经过
二十六、“梃击案”的经过
福王生前如此享福，而郑贵妃还一直以爱子未得大位为憾，据王鸿绪《明史稿》的《后妃传》，说神宗曾经应诺郑贵妃立福王为太子，所记如次：
大内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元殿，郑贵妃要帝谒神，设密誓，立其子为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