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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段话初看似乎蛮横无理，倘使张差的逆谋“与国泰无干”，如何又要责成郑国泰保护太子及皇长孙？而且身为外臣，又如何保护？其实，此乃针对郑贵妃所发。玩味语气，何士晋是提出了一个调停的办法：只要郑贵妃能负责太子父子的安全，不妨大事化小，仅将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法办，此外从宽不问。假如郑贵妃连这样最起码的保证都不愿提供，那么，为了替太子消除隐患，非彻底追究不可。
神宗对何疏虽照样置之不理，但亦知道事情麻烦，真个连“皇上亦不能庇”了，所以对郑贵妃表示，要她自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郑贵妃大窘，“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向太子乞怜，自己极力剖白，希望取得太子的谅解，为她出面料理。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郑贵妃求援于太子
三十二、郑贵妃求援于太子
太子这时的心理很复杂，一方面因为郑贵妃亲来乞怜求援，不无受宠若惊之感；另一方面由于案情牵连甚广，颇有惧意，也希望风波能平伏，所以表现得非常合作。
有个为太子“伴读”的太监叫王安，是明朝末叶极少数的好宦官之一，他是雄县人，在太子身边已经二十年，郑贵妃一再在神宗面前谗害太子，多亏王安多方保护，此时为太子结好于郑贵妃，代草“令旨”颁示群臣，为“梃击”一案替贵妃“辟谣”，神宗及贵妃对此都深为满意。
为了“释疑”，神宗又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行动，《明史纪事本末》载：
癸酉（按：为五月二十八日）驾幸慈宁宫，召见百官……辅臣方从哲、吴道南暨文武诸臣先后至。内侍引至圣母灵次（按：神宗生母李太后崩于前一年的二月，这亦是“梃击案”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如李后在，郑贵妃不敢如此胆大妄为），行一拜三叩头礼时，上西向，倚左门柱，设低座，俯石栏。百官复至御前叩头，上连呼曰：“前来。”群臣稍膝而前，在御座不数武。上练冠、练袍，皇太子冠翼善元冠、素袍侍御座右，三皇孙雁行立左阶下。上宣谕曰：“朕自圣母升遐，哀痛无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然每遇节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宁宫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欲离间我耶？适见刑部郎中赵会桢所问招情，止将本内有名人犯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其余不许波及无辜一人，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灵。”
接着，神宗执着太子的手，又对群臣表示他这个儿子很孝顺，他极爱惜；又说，从小养到大，如果有别意，当时何不另立太子，到现在大家还有什么可怀疑的，而且福王在数千里外，倘非宣召，他不能忽然飞了来。这些话是一再强调他本人并无废立之意，并且极爱长子；对于郑贵妃只字不提。用这样的手法开脱郑贵妃，近于掩耳盗铃，至多只能证明神宗对“梃击”之谋事前毫无所闻而已。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太子为庞保、刘成缓颊
三十三、太子为庞保、刘成缓颊
神宗不但援子以明心迹，而且援孙以示重固；不但自己极力辩解，而且示意太子辟谣，《明史纪事本末》载：
命内侍传呼三皇孙至石级上，命诸臣熟视。谕曰：“朕诸孙俱已长成，更有何说。”顾问皇太子：“尔有何语，与诸臣悉言无隐。”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使我为不孝之子。”上因谓群臣曰：“尔等听皇太子语否？”又述东宫言，连声重申之，群臣跪听未起。上屡顾阍者，令续到官皆放进无阻，以故后来者踵趾相错，班行稍右，与帝座远，上又持皇太子而向右问曰：“尔等俱见否？”众俯伏谢，乃命诸臣同出。
这一番做作，效果是有的：多少可说明神宗和太子的父子之情还是有的。而令臣下印象特别深刻者，神宗此时已二十五年不朝，二十五年中除了少数宰辅以外，许多大臣从未见过神宗的面。世宗与神宗都曾数十年不出禁宫一步，在中外历史上是个极其特异的纪录。
由于圣谕皇皇，张差在第三天即被凌迟处死。据王之寀以后透露：“张差以首抢地，谓同谋做事，事败独死。”这是狂悖愚恶者自速其死，虽可怜、不足惜。
再下一天，神宗命司礼监及九卿三法司审庞保、刘成于文华门，因为张差已经处决，死无对证，刘、庞二人不肯招供。在文华殿前，亦不便用刑，一时不能有结果。
此时太子派人传谕，为庞、刘缓颊：
张差持棍闯宫，至大殿檐下，当时就擒，并无别物，其情实系疯癫，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后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复参详，保、成身系内宫，虽欲谋害本宫，于保、成何益？此必保、成素曾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轻信？连日奏求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诬举庞保、刘成，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姓名不同，当以雠诬干连，从轻拟罪，奏请定夺，则刑狱平，本宫阴骘亦全矣。
按：庞保原名郑进，刘成原名刘登云，所以有“姓名不同”的话。太子所以出此，自是受了压力所致。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三年三次加赋
三十四、神宗三年三次加赋
会审庞保、刘成，就因为太子这道出于王安手笔的令旨无结果而散。此外案内有名的马三道、李守才、孔道等人，刑部定了充军的罪名，神宗准如所请。而庞保、刘成则在宫内被处死；这自是郑贵妃在取得神宗的许可以后，杀以灭口的手段。
梃击一案，到此告终，时为万历四十三年六月。此后数年，太子得能安然无事，无疑地，是王之寀等人的功劳。但齐、楚、浙三党的恶势力依旧猖獗。在此三党专政之际，外患日亟，国事益坏，兹简记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过程如下：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朔，满洲诸贝勒大臣奉表劝进，尊努尔哈赤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定都兴京。（按：清为女真族，所以不久又改国号为“后金”，以为区别；至清太宗时因为清人对金夙具恶感，所以改为声音相近的“清”，且颇讳言“女真”及“金”的字样。）
四十六年二月，清太祖以“七大恨告天”为借口而伐明。五月，抚顺失陷。九月，神宗加天下田赋，每亩三厘五毫。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由沈阳四路出师，兵员号称四十七万，大败，死四万五千余人。八月，清灭叶赫，从此海西四部尽属于清。十二月，神宗再加天下田赋，仍为每亩银三厘五毫。
四十八年三月，再议加赋，每亩二厘。
三年三次加赋，每亩的赋税共计增加了九厘，并且由临时的加派转变为永久的定额，而内库之积如山，神宗不肯拿出来供作军费，有个叫张铨的御史有段极沉痛的话：
譬之一身，辽东肩背，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亡而天下已危。今宜联人心以固根本，岂可朘削无已，驱之使乱？且陛下内廷积金如山，以有用之物置无用之地，与瓦砾粪土何异？乃发帑则以阍不应，加派则朝奏夕可，臣殊不得其解。
万历三次加派，所谓“民失其乐之心”，为造成明末流寇的主因。内忧招致外患，外患加深内忧，明朝就亡在这样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下。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病中召见大臣
三十五、神宗病中召见大臣
前代之失，后代之鉴，鉴往知今，以清初为最彻底、最成功。明朝宦官为祸甚烈，所以清初严禁太监干政；明朝以加派失民心、生盗寇，所以康熙有永不加赋的令。及至洪、杨军兴，军费浩繁，亦不过开办厘金，病商而未病农，此为乱后地方得以迅速复苏，以及造成同光中兴的一大原因。
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他一生最好的时候，几乎无一善政，而临死的那一年，却颇有思过的模样，《明史纪事本末·争国本》篇：
（万历）四十八年夏四月，皇后王氏崩。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举朝皇室。及上年高，后以贤见重，而东宫益安。至是崩，中宫虚位数月，贵妃竟不进位。
按：如果是比较明白而又没有宠妃挟制的皇帝，高年失后，中宫任其虚位，而以皇贵妃统摄各宫，是不足为奇的；在神宗此时，却是难能可贵。因为郑贵妃觊觎中宫，已非一日，这时有此顺理成章进位的机会，自然要力争，是可想而知之事；则又可想见神宗力拒所请，必亦大费一番口舌。神宗所以靳此虚位而不予，当然是为了消弭隐祸——因为郑贵妃被册为后，则进一步必然会提出嫡庶的问题，要求废太子、立王，又将掀起极大的波澜。所以不再立后是极明智之举。
其次，王皇后一死，神宗亦得病，此不能说没有伤逝的伉俪之情在内。但神宗为国事着想，不能不保护太子；而在天伦的情分上，对太子仍然甚薄，卧病三月，不召太子。到了七月间，病势已甚沉重，而太子依旧不得一视疾，此亦亘古少有的事。
由以后的“移宫”一案来看，神宗病中而父子隔绝，一半亦出于郑贵妃的有意作梗，而所以如此，居心不可问。当时东林的巨擘杨涟、左光斗等看出端倪，便劝唯一的宰辅方从哲，应该进宫请安，探视究竟。
方从哲这样回答：“皇上讳疾，即使进了宫，左右亦不敢奏闻。”杨涟便引《宋史》说：“宋朝文彦博问仁宗疾，内侍不肯奏报。文彦博质问：‘天子起居，你们不教宰相知道，难道有异志？下中书省行法！’”按：仁宗无子，说太监有异志，即指责其别有拥立的异心。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光宗即位发内帑犒边
三十六、光宗即位发内帑犒边
当然，明朝的宰相不能比宋朝的宰相，后者权重，外而国事、内而皇帝的家事，皆可过问。所以杨涟亦并不期望方从哲能像文潞公那样，他接着所引宋朝的典故之后又说：“今诚日之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内臣知大臣在门，且公当宿阁中。”意思是让太监知道“大臣在门”，便可发生吓阻作用；而“宿阁中”则为了备变。由这些话中，不难看出郑贵妃和那些大珰心怀叵测，所以杨涟有此建议。
到了七月十七日，神宗自知不起，召集大臣，勉以勤职。七月二十一日入于弥留状态，而太子还徘徊于寝宫之外，于是杨涟和左光斗遣人告诉东宫伴读王安，说皇帝病重，不召太子并非本意，太子应自请入侍，以备非常；这一夜不要轻出。凡此都是预见到将有非常之变的预防措施。
当夜神宗崩逝，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第一件大得人心的举措，即是发帑金百万犒边，继又发帑金百万充边赏，此为他即位后三天以内的事。
光宗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遵奉遗诏；真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神宗错了一生，到临死才彻底改悔：
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勿亲，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方图改辙，与天下更新，而遘疾弥留，殆不可起。盖衍补过，允赖后人，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
按：南郊祀天、岁时祭太庙，是皇帝必须亲临的大典，也是做皇帝的最起码的责任。神宗因有二十五年不召见群臣，也就是有二十五年不出宫一步的破天荒纪录，自然“郊庙不亲”。所谓“朝讲稀御”的“讲”是指讲学，皇帝讲学称为“开经筵”或“御经筵”。大致常开讲筵的皇帝必是有道之君，因为人不可不读书，做皇帝宰相，尤其不可不读书。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遵遗诏尽罢敝政
三十七、遵遗诏尽罢敝政
关于“盖衍补过”的办法，遗诏中有明确的指示，分条注释如下：
一、“内阁辅臣，亟为简任。”按：自永乐年起，大学士大致为四人，资望最深的为“首辅”。自万历四十三年起，只有方从哲、吴道南两人，吴道南丁忧，只剩下方从哲。神宗不补辅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
二、“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