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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孙太后为宣宗皇后，是宪宗的祖母。“土木之变”，英宗兵败为也先扣留时，孙太后命立皇长子为太子，时年两岁。国本所寄，要防辅政的郕王加害，孙太后当然要加意护持。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得到，万贵妃必是此时奉孙太后之命，照料东宫；这也就是说，万贵妃原是宪宗保姆。
这个保姆何时与宪宗发生了肉体关系，“宫闱事秘，莫之能闻”，所可断言的，她是宪宗初恋的情人，或者反过来说，宪宗是她初恋的情人，年龄相差十九岁，自是畸恋。宪宗一生受万贵妃挟制，几乎不能保其子；但在她成化二十二年“暴疾薨”后，宪宗为之辍朝七日，则恋情至死不减，可以想见。
熹宗的情形跟宪宗相仿，所不同者，宪宗与万贵妃的畸恋出于哪一方的主动，难以究诘；而熹宗与客氏的不正常关系，必是客氏的勾引，而又多半出于魏忠贤的阴谋。《甲申朝事小记》载：
道路传谓：上甫出幼，客先邀上隆宠矣。
所谓“出幼”者，意指贾宝玉与袭人“初试”之事。于此可见，在此以前，十六岁的熹宗或者只知饮食，不知男女，而开以此种知识的，就是客氏，时间当在熹宗登极入居乾清宫的几天以后，至迟不会超过半个月，因为半个月以后客氏即邀“隆宠”，是为客、魏阴谋得遂的明显迹象。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客氏住咸安宫仪制甚隆
四、客氏住咸安宫仪制甚隆
《明史·熹宗本纪》记他在九月初六庚辰即位后，除了下诏改元大赦的例行公事以外，大书国政的第一件是：“辛卯逮辽东总兵官李如柏。”李如柏为李成梁次子，李氏父子自隆庆、万历年间起就是备边防满洲的大将，李如柏被逮，恰是显示了外患已深，他的兵败是在前一年，经略杨镐督师八万八千，号称二十万，分四路进攻，李如柏督兵鸦鹘关，张皇失措，而致大败。《明史本传》：
始成梁、如松为将，厚畜健儿，所向克捷。至是，父兄故部曲已无复存，而如柏暨诸弟放情酒色，亦无复少年英锐。特以李氏世将，起自废籍中，顾如柏心中情怯，唯左次避敌而已……杨镐四路出师，令如柏以一军出鸦鹘关，甫抵虎拦路，镐闻如松、马林两军已覆，急檄如柏还。大清哨兵二十人见之，登山鸣螺，作大军追击状，如柏军大惊，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
为此，御史交章弹劾，此时逮捕到京。败得如此可耻可痛，如果是一个有知识的十六岁少年，亦当引以为深恨；但这件可以申明纪律的好事之下，立刻便是：“甲午荫太监魏进忠兄锦衣卫千户，封乳保客氏为奉圣夫人。”甲午为九月二十一，恰好是在熹宗登极半个月以后。至于他的嫡母和生母的尊谥“孝元贞皇后”和“孝和皇太后”，则是在两个月以后的事。
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后，住在咸安宫。这个宫在武英殿之西、西华门之东，清朝作为教习八旗大臣子弟的官学。取其出入方便，客氏舍弃大内许多好地方不住，愿意住到这个地方来，也就是为了出入方便，便于交通各方。
那时，客氏“自居于皇上八母之一”。按：光宗皇后郭氏、熹宗生母王才人，还有个刘淑女，以后也封为太后，就是思宗的生母，这是熹宗的已去世的“三母”；在世的有西李、东李，还有个赵选侍，也是“三母”；此外更有个“旧贵人”，当然也算“一母”，加起来共是“七母”，凑上乳母客氏，共是“八母”。
客氏住在咸安宫，每日清晨进乾清宫，仪从极其煊赫，“八母”死的死，在世的都不及此一母，亦为亘古未有之奇。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王安多病不能常见熹宗
五、王安多病不能常见熹宗
客氏被奉为奉圣夫人，外朝大臣以及宫中的王安都未表示反对，这是因为：第一，熹宗的祖父神宗冲龄即位，封乳保为“戴圣夫人”，有先例可援；第二，熹宗生母去世，受托抚育的李选侍移宫，正需有个乳母在乾清宫照料起居，则封以尊号，酬谢她“奉圣”之劳，亦为人情之常。只是没有人能想到，客氏是这样子近乎乱伦地“照料”起居。当然，乾清宫已在魏忠贤一手控制之下，在最初那一段时期中，他一定会很严密地封锁消息，不要说是外廷，就是在内廷的王安，亦未见得知道有此丑闻。
王安对光宗、熹宗父子的保护之功，熹宗是知道的，所以很听他的话——熹宗这一点与他因生母受凌虐而痛恨西李，都是他本性不昧的一点灵光，亦可见他的资质并非“至愚、极不肖”。都因未得到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以致蔽塞聪明，做出蠢如鹿豕的事来。而王安对熹宗有这样“言无不纳”的影响力，竟未能发挥，真是只好归之于气数了。
《明史·王安传》说他“为人刚直而疏，又善病，不能数见帝”，此是王安不能发挥其影响力的原因。多病犹可，“疏”则必不可。从来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理直气壮，初起必占上风，周旋到后，往往失败，症结就在小人密而君子疏。太监的本性则是密而又密，因为太监以生理的缺陷造成心理的自卑，几无不多疑，君子认为理所当然、无须考虑的事，太监会反复思考，推究至微，找出许多可利用的空隙漏洞来，特别在遇到切身利害关系时更是如此。我再举个现成的例子：杨涟为移宫一案，六天工夫，须发尽白，就因为以密对密，思虑太苦，如果稍微放松一步、忽略一刻，必不能成功。
因为王安不能“数见帝”，于是魏忠贤方得进用，王安对魏忠贤是很不坏的，此亦由于赋性疏略，所以知人不明。照史书上看，魏忠贤其人，恰如“捉放曹”中曹操的道白：“外貌忠厚，内藏奸诈”。他生得一副傻小子似的“憨”相，这种外形最易博得人的好感和信任，而且明朝的太监有“内书堂”可以读书，魏忠贤却是不识字的，越使人疏于防范。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内外交谏请逐客魏
六、内外交谏请逐客魏
魏忠贤得势后，第一件事就是剪除情敌。由于客氏的好恶、熹宗的无知，魏朝垮了下来，于是魏忠贤假传圣旨，把魏朝发往凤阳看守皇陵，魏朝一到那里就被勒毙了，自然是魏忠贤的指使。
第二个目标是王安。王安之死为客氏主谋，魏忠贤听了枕上之言，一手安排。这要从天启元年正月说起。
那时有一道诏令，说客氏保护有功，给土田二十顷为“护坟香火资”；魏忠贤侍卫有功，“待陵工告竣，并行叙录”。所谓“陵工”，是指光宗庆陵。陵工告竣，出力人员照例叙功，魏忠贤与陵工无关，并未出力，自然无功可叙，而居然有此一诏，很明显地，是魏忠贤为自己的升迁做准备。其时王安未死，魏忠贤的羽毛尚未丰满，所以不得不制造一个理由，到后来则杀人抄家“莫须有”罪名，加官晋爵更是予取予求，“莫须有”何功绩。
这时有个御史，苏州人王心一，上疏抗议，此为抨击客魏首先发难之举，他说：
陛下眷念二人，加给土田，明示优录，恐东征将士，闻而解体。况梓宫未殡，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强入阉侍之勤劳，于理为不顺，于情为失宜。
这几句话说得很平实，无可驳斥，因而此疏留中不报。但自此开始，客魏的动态益为人侧目。王安当然也发觉了，正好大婚期近，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人纷纷上疏，请逐客氏；王安亦在此时劝熹宗惩处魏忠贤。熹宗不舍客氏，说皇后年轻，需要客氏保护，等大葬礼成后，遣之出宫；至于魏忠贤，则发交王安鞫问。而这些处置，出于客氏的进言，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如果王安这时候杀了魏忠贤，则客氏孤立，群阉丧胆，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不幸的是，王安又一次姑息了魏忠贤，训斥一顿，令其自新了事。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所以严格地说，王安误己而又误国，不是什么可令人佩服的人。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王安具疏辞掌司礼监
七、王安具疏辞掌司礼监
到了四月里，熹宗大婚，册后张氏是河南祥符人、秀才的女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品格、才具、容貌皆属第一流，在清初犹有人称之为“圣后”。明朝能多延十七年天下，此“圣后”之功不可没。可惜，她生不逢辰，所匹非偶。将来我当以专篇细谈其人。
天启元年五月，也就是大婚的第二个月，熹宗叫王安当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之重要，无与伦比。我们知道，明朝有个皇帝私人的特务组织，名为“东厂”，权力驾乎一切司法组织而上。看过胡金铨导演的《龙门客栈》的，都知道“档头”的威风，其实档头还是小角色，而且也不是太监，是由掌管宫城警卫、銮仪的锦衣卫中挑“轻黜狷巧者拨充”，专管外勤办案。东厂最有权威的是提督东厂太监，属下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亦都由锦衣卫调充。提督东厂太监为他的属下称作“督主”，而此“督主”要受“宗主”的管制，所谓“宗主”就是司礼监所属对其掌印太监的尊称。
《明史》称王安对此任命“以故事辞”，此“故事”为何，颇费索解，要细加考查才能明白。“以故事辞”者并非真辞，是照例有此一个过程，意在表示责任太重，恐惧不胜，先辞一辞，等皇帝再次慰勉，始奉诏就职。
这就是王安的疏略了，他应该想到客、魏环伺，机会难得，应免了那一套虚伪的手续，当仁不让；或者要奉行故事假客气一番，不妨当面辞一辞，算是应了景。王安不此图，而真个具疏辞谢，于是客氏劝熹宗准王安辞而不就，熹宗可能不明“故事”，也可能真的出于体恤，居然听了客氏的话。
何以谓之“体恤”？这是我设想的情况，但必在情理之中，因为熹宗既要用王安掌司礼监，则信任如故，客氏在此时不能、也不敢在熹宗面前进谗，她一定这样说：“王安体弱多病，在‘外邸’休养，皇上体恤老人，似不必责以烦剧，等他病好了再说吧。”这番话十分动听，熹宗是绝不会疑心她别有用意的。
如果王安就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个职位，天启以后的局面，将会大不相同。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客魏密谋杀王安
八、客魏密谋杀王安
如果说王安不是那样迂缓疏略，能够知机达变，毅然受命掌司礼监，那么，内有才德俱备的张皇后，外有刘一燝、韩、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以及复召而将到京的叶向高等等正人君子为辅臣，而以王安绾合其间，内外相维，则虽有客、魏，不成大患。
那时的魏忠贤，在宦官的职位中，不过是一个“惜薪司”的掌印太监，王安如果掌司礼监，权力足以充分控制其人。按：明朝宦官编制甚大，最早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号称“二十四衙门”，永乐年间恢复东厂，成化年间又设西厂，其后罢革，而东厂终明之世存在，与司礼监为宦官中最大的两个衙门。《明史·百官志》“宦官”类：
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
“总宪”就是“都御史”，为监察首长。又《明史》宦官《王体乾传》：
故事，司礼掌印者位东厂上，体乾避忠贤，独处其下，故忠贤一无所忌。
是故王安错失司礼掌印这个职务所造成的祸患，可分两方面来看：第一，内外相维的局势，以司礼掌印为枢纽，这个关键位置由客、魏所掌握，始得“挟天子以令诸侯”，黜正进邪，大坏朝政；第二，司礼必处东厂以上才可以制止刑罚的滥施、特务的横行，而因王安之失，以致制度改变，提督东厂太监不复能制，是则后此数年魏忠贤得能作威作福，流毒四海，推原论始，王安不得辞其咎。此非我持论特苛，不过要表明政治上的正人君子不易为，必须有当仁不让的勇气；高蹈归隐，洁身自保，并不是美德。
政治无情，应得势而不得势，就是失势。于是客氏与魏忠贤枕边密谋，要杀王安。魏忠贤受王安深恩，此时天良尚未尽泯，所以有“犹豫不忍”之意，只为客氏的几句话，把他最后的那一丝天良也淹没了。
客氏是这样说的：“你我今天的势力，难道还比得过当时的西李？你是不是要留个祸根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