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客氏是这样说的：“你我今天的势力，难道还比得过当时的西李？你是不是要留个祸根在那里？”
西李势焰熏天，六天工夫被打入“养老院”，虽出于杨涟的旋乾转坤，但如无王安，事不能成，因此，魏忠贤被说动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魏忠贤教唆霍维华劾王安
九、魏忠贤教唆霍维华劾王安
在这时，有个管御膳房的太监叫王体乾，得到消息，认为机会不可错过，于是向客、魏钻营，想当司礼监掌印，结果做成了一笔交易，由客氏向熹宗力保，让王体乾补王安所辞的职位，而王体乾则配合客、魏的行动，杀王安以为报答。
杀王安的第一步，是告他一状。这个“告状”的人名叫霍维华，以进士出宰金坛，“征授”为兵科给事中。按：知县与科道品级相仿，而权势大不相同，所以必须知县当得好，才能内调为科道，这有个专门术语，称为“行取”，往往须由大臣保荐，特旨征授。于此可知，霍维华在金坛的政声应当是不坏的；不过，我手边虽无金坛县志，料想霍维华绝不会列入“名宦”，因为他是天启年间最早的“阉党”之一。
霍维华成为阉党，其来有自：第一，他籍隶东光，东光与肃宁都属于河间府，所以与魏忠贤早就认为同乡，且是至好；第二，霍维华的小舅子名叫陆荩臣，是个太监。通过这样的关系，霍维华便奏劾王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有人肯出面奏劾，魏忠贤便好在里面动手脚了。
在王安这个事件上，就可以看出司礼监掌印这个职位是如何重要。奏劾王安的折子如果能直达御前，则熹宗虽愚，必不准此奏；事实上此折子是到了司礼监王体乾手里，糊里糊涂便发了一道旨意，以王安“降充为南海子净军”——这是“矫旨”，但出自司礼监，无法究诘真伪。
南海子就是北平永定门外的南苑，周围一万八千六百余丈，当时是蓄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降到那里，也就等于充军。所谓“净军”，是太监中最低的等级，顾名思义可知只做些打扫的工作。
南海子亦归太监管理，魏忠贤派了王安的一个对头、名叫刘朝的“提督南海子”。这是借刀杀人的手法，在宋朝最通行，某官降谪某地，名为“安置”，其实是交县官看管；如果这个县官与被看管的人有仇，当然要想出各种花样来虐待，以至于死。明朝的太监学到了诀窍，常用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办法对付他们的同事，除了南海子以外，可以降充到凤阳的皇陵、南京的孝陵以及天寿山各陵为净军，天高皇帝远，死了不过照例报个“病故”而已。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王安被降罚做苦工
十、王安被降罚做苦工
刘朝本来也是西李的心腹，西李移宫，境况甚惨，太监看她失势，将首饰衣服偷窃一空，西李自己抱着襁褓中的小女儿，即所谓“皇八妹”，自乾清宫走赴仁寿殿。在移宫一案纷扰未定时，刘朝等人以在乾清宫盗库事发下狱，那时能救他的只有一个王安，而王安公事公办，未加理会。至是，刘朝以魏忠贤的关系被赦出狱，调充提督南海子，以怨报直，为魏忠贤做了刽子手。
王安降充南海子净军，当然要罚做苦工。王安一到，刘朝就绝他的饮食，《明史本传》：
（刘朝）绝安食，安取篱落中芦菔啖之，三日犹不死，乃扑杀之。
“扑杀”者，用麻袋盛以泥土，压住身子，使其窒息气绝，是狱卒秘密处死犯人的一种很古老的方法。
王安一死，魏忠贤在宫里便肆无忌惮了，不久便自惜薪司掌印调充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司礼监掌印自甘屈居其下，于是原来“宗主”的地位高于“督主”，此时变成“督主”高于“宗主”了。
照规矩，司礼秉笔太监非识字不可，而魏忠贤一字不识，因此，除了王体乾以外，另外起用一个犯了罪的太监叫李永贞，他是通州人，万历中因案下狱，被囚禁了十八年，光宗嗣立，才得释放。魏忠贤得势后，引用他的党羽诸栋等人为秉笔太监，而李永贞是诸栋的“幕客”，却与魏忠贤的另一名心腹刘荣为“死友”。诸栋一死，李永贞以刘荣的推荐，得以跟魏忠贤直接搭上关系，一月五迁，“由文书房升秉笔太监”。按：明朝宫中的文书房即等于清朝的养心殿，为皇帝日常披阅章奏、处理政务之处，值文书房的太监，相当于清朝“内奏事处”的职司，宣达诏谕，固可得闻机密，但究竟只是供奔走的差使，一当上了秉笔太监，好比随从副官升为机要秘书，地位权力自然大不相同。
那时魏忠贤集团的核心分子在宫内大概有四个人：王体乾、李永贞、涂文辅、石元雅，外廷章奏一到，这四个人先商量办法，然后由魏忠贤裁决。这四个人同恶相济，摧残正人君子的原则是一致的，但哪些人该杀、该贬，各人有各人的“秘本”，这个秘本由外廷的阉党所提供。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客氏出宫熹宗思念
十一、客氏出宫熹宗思念
当时朝有正臣，对魏忠贤的势力逐渐膨胀多感不安，但用人之权在皇帝手里，熹宗唯妇人之言是听，所以驱逐客氏为去邪的第一要着。在皇帝大婚前，言官请逐客氏，熹宗答应在光宗下葬后办理，原是客氏与魏忠贤的缓兵之计；到了九月，光宗庆陵告成，奉安事毕，大学士刘一燝奏申前请，熹宗迫不得已，只好让客氏出宫回家。按：在明朝，北平城内地名分为坊、铺、胡同与街，据《酌中志》，客氏家住正义街，不知在哪一坊，相传北平西城的丰盛胡同原名奉圣胡同，即以客氏而得名。
客氏一出宫，据《明史》记载：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谕复入”。此事与唐明皇生杨贵妃的气，把她遣回娘家，结果食咽不下，非召杨贵妃入侍不可，其事如出一辙。星相书上有“墓库运”之说，杭州人称惑于女色而荒废正业者为“墓库”，晚年的唐明皇是“老墓库”，而熹宗是“小墓库”；老墓库不过失去皇位，小墓库则失掉皇朝——明朝最后一个可望延长国祚的机会，就在小墓库这一把眼泪鼻涕中断送掉了。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熹宗如无客氏，脑筋还是相当清楚的。举个例说，他对刘一燝他们这班正色立朝的辅臣是相当敬重的，如无客氏的蛊惑，魏忠贤心存忌惮，还不敢过分胡作非为。而在外廷的正人君子要取得熹宗的信任，必先逐去客氏，把魏忠贤孤立起来，然后才可以裁抑他的势力。于今所谋落空，要制服魏忠贤就很难了。
客氏的出而复入，比一直不曾出宫还要坏。因为一直不出宫，究不知“圣意”如何，也许天威不测，有一天会生剧变，则客、魏不得不有所顾忌，不得不加收敛；但经过这一次的测验，熹宗的感情状态固已深切明了，而外廷群臣的正论毕竟不能对抗皇帝的权力，这一点亦已彰明较著，如是客、魏及其党羽便得到了一个有力的启示，也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只要维系住熹宗的感情，什么事都可做，不必怕！
当然，有人对此事要说话，第一个是给事中侯震旸，他说：“徘徊眷注，稍迟出入，犹可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幺麽里妇，何堪数昵至尊？”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
十二、熹宗性好为匠每自造屋
此外言官上疏论此事的，熹宗无不大怒，要加以严谴，大学士刘一燝亦为此不断力争，但所争的是为言官免罪或减罪，这一来，奏谏之词可行不可行，自然就不必谈了。
熹宗处理政务，大致也就是在这些地方表现了一点“天威”，此外则辽东丢完了他亦不问。他在做些什么呢？正史有解答，但不如《甲申朝事小记》来得详细：
熹宗性好为匠，在宫中每自造房，手操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施设既竟，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起，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当其执器奏能，解衣盘礴，非素喜侍臣不得窥视。或有紧要本章，奏事者在侧，一边经营鄙事，一边倾耳且听之，毕即吩咐曰：“汝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每营造得意，即膳饮亦忘，寒暑罔觉，其专意如此。
这段叙述相当生动，熹宗喜欢造房子，也喜欢拆房子，“不惜改毁”一语，纯为实录，我从史料中找到一些记载，可为佐证：
《明宫史》：乾祐阁，天启二年拆毁平之。
《图书集成·职方典》：天启二年建嘉乐殿。
《明宫史》：天启五年就乾祐阁为嘉乐殿。
排比上述三条史料，可知乾祐阁之殿，没有什么必要的原因，只是为拆而拆，而那座嘉乐殿，显然地，设计、监工、工头、工匠都是熹宗一身所兼。只是不知道它建了三年之久，还是建而又拆、拆而又建？
对于“熹宗性好为匠”，史书中都颇致不满；拿现代的观点来看，则将予以不同的评价。因为“经营鄙事”而将“紧要本章”委诸阉人，看起来是不肖，但试问，谁又教过他如何做皇帝？熹宗自己是看不懂“本章”的，都靠司礼监念给他听，听得懂听不懂又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何能责他以朝乾夕惕、孜孜于章奏之中？照我看，他的“经营鄙事”，不失“博弈犹贤”之意，比武宗的荒嬉无度还好得太多。至于“性好为匠”，仔细分析起来，不但不应责备，而且应该同情他、可惜他。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
十三、木匠做了皇帝令人滑稽
因为熹宗在万历末年虽贵为皇长孙，却与贫家子弟失学无异。据当时朝臣的奏疏，得知熹宗九岁“尚未出就外传”，而光宗在东宫时，暗弱昏庸，自己都有朝不保夕之忧，寄情酒色以自晦，哪里顾得到长子的教育？而熹宗所亲近的魏忠贤，又是个不识字的，所以可以断言，熹宗幼时的光阴必是等闲抛却。
一个孩子总要有玩的地方，在哪里玩呢？在修建房屋的工地。宫中的营造，见于记载的，多为大工。万历年间，三大殿以及乾清、坤宁、慈宁三宫都曾被祝融之灾而重建，此外兴建较小的宫殿，以及修缮工程，终年不断。熹宗不上书房，四处游荡，耳濡目染，学得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做皇长孙的时候，因为西李得宠，他是个“小可怜”，自然不可能给他一座不相干的宫殿拆了重造，一登九五，富有四海，始得大显身手。看他孜孜不倦，“膳饮亦忘”，可见其创造欲的旺盛；同时在他来说，亦是“学以致用”，只是学成木匠，做了皇帝，不免令人觉得滑稽而已。
至于客、魏之辈，为了要窃弄大权，有意转移熹宗的兴趣于营造，格外推波助澜，那亦是可想而知的事。
其时东林的势力极盛，但看法太主观，做法太激切，造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势，就是本来并不坏、或者可善可恶的人，也被挤到了魏忠贤那一面。门户之见的造成，本诸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我们不能不批评东林。
赵翼《廿二史札记》论明朝“言路习气”：
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
追论“三案”是礼部尚书孙慎行挑起来的，目的在攻方从哲。方从哲固然不是辅臣之器，但亦不是巨奸大恶，而孙慎行天启元年四月还朝一疏，说方从哲的祸国之罪“不能悉数”，“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把光宗之死归罪于方从哲为元凶，这实在太过分了。
《明朝的皇帝》 第三部分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十四、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孙慎行讨方从哲的奏疏一上，奉旨会议具奏，这原是一个正常的处置办法，谁知所得到的是聚讼纷纭、动荡不安的反效果。东林中激烈的一派，如魏大中等人，申援孙慎行之说；另外方从哲因为久居京师，独相多年，潜势力很雄厚，两派互攻，恰好给了魏忠贤从中取利的机会。因此，对实际政治有了解的人，对明末大局都有言官误国的感想，而推原论始，孙慎行不可恕也！
当“旧辅”方从哲的罪名未定之时，另一个新入阁的辅臣在暗中已为阉人所勾结�